1957年10月16日，加缪正和帕特丽西亚·布雷克在马里于斯餐厅的二楼吃饭。从前一天起，巴黎就流传着从斯德哥尔摩传来的小道消息。这时，一个伽利马出版社派来的年轻人急匆匆地赶来，遣开侍者并告诉加缪，他将获得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加缪“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他对帕特丽西亚不停地念叨着：

“本该马尔罗得这个奖的，马尔罗，你知道的……”

萨特的秘书让·科把当天的新闻告诉自己的老板。

“有什么新鲜事？”

“加缪得了诺贝尔奖。”让·科答道。

“这倒不算他窃来的。”萨特来了这么一句。

稍晚一些时候，加缪的母亲收到了儿子发来的一封电报，让蓬塞给她念：“妈妈，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想你。”

人们一直在谈论他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这一点他自己也知道。加缪已经在候选人名单上出现过。那些接近诺贝尔奖的人都有各自的消息渠道。不久前，瑞典博尼耶出版社法国分部的荷尔热·阿雷尼乌斯曾经告诉加缪：“瑞典皇家科学院已经要求我研究您的作品。”

弗朗西娜是在电话里听到这个消息的。在夫人街，她的女儿，还有曾做过加缪秘书的奥蒂勒·德·拉勒纳一起从楼上冲下去买香槟酒。加缪走了过来：

“生活简直就是一部小说！”

“有诺贝尔杂技奖么？”12岁的卡特林娜问道。

“可怜的阿尔贝，你本来可以做个完美的反抗者的！”奥蒂勒说道。

加缪无意开玩笑。他曾想过是否能拒绝这个奖项。可现在他改变了主意，想接受诺贝尔奖，但不亲赴典礼仪式，仅以书面方式致意。但加斯东·伽利马告诉他，这是不可能被接受的。

在位于大学街的伽利马家，加缪在大厅中走来走去，看着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母亲。在场的勒内·伽利马觉得，阿尔贝不想停住脚步，是为了不让眼泪流出来。长期以来，加缪处在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中，一直很疲惫。沃尔福拉姆大夫用补充微量元素和铁、铜、锰的方法来调养他的身体。他曾习练过瑜伽术，其中一项内容是尝试只用一个鼻孔呼吸，眼下也中断了。他成了记者、摄影师追逐的对象。在伽利马家举行的鸡尾酒会上，吉鲁和让·格勒尼耶注意到加缪对媒体很友善。弗朗西娜和他们的一对双胞胎也在场。

“我想去斯德哥尔摩！”卡特林娜说道。“瑞典的冰刀真是太棒了！”

“那么，爸爸肯定还要接着搞文学了？”让问。

让有一天在发怒的时候曾经对父亲喊道：

“小作家，什么都不算！”

拥抱、照相机的闪光、拥挤的人群……朋友们都来了，有于勒·鲁瓦、布洛克-米歇尔、勒马尔尚……身材魁梧的菲利甫·埃希阿挤在人堆里，高出众人一头。剧团的全班人马也来到了伽利马家，包括玛德莱娜·雷诺在内。不过出于避嫌的原因和弗朗西娜的坚持，玛丽亚·卡萨雷斯和卡特林娜·塞莱斯没有来。缺席者还包括新近出现在加缪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一个年轻的女性：密。

在奖项揭晓那天，瑞典驻法国大使拉尼亚尔·古姆林操着1900年的中学校长式的口吻对加缪说：

“就像高乃依式的人物一样，您是抵抗运动的象征……”

头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西班牙人J·R·希梅内斯。法国人对此表现得很有风度。此前若干年内，罗歇·马丹·杜伽尔在1937年，安德烈·纪德在1947年，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在1952年先后获得过这个奖项。加缪获奖之日，还差近一个月才满44岁，历史上只有吉卜林这一位诺奖得主比他更年轻。各家新闻通讯社、巴黎和外省的报纸以及电台都纷纷指出，法国是世界上拥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最多的国家。在加缪之前的还有叙利·普吕多姆、弗里德里克·米斯特拉尔、罗曼·罗兰、阿纳托尔·法朗士和亨利·柏格森等人。对一个中等大小的国家来说，这面光荣榜是个很了不起的记录。在自然科学方面，法国人的成就要逊色一些，但法国作家们的社会和政治地位要高于他们的英美同行。勒内·科蒂总统发来了一封贺电（按规矩这是不能不发的）：“在您荣获作家所能获得的最高奖项，为您个人，并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之时……”随之而来，还有数不胜数的官方正式宴请。瑞典使馆的宴会还邀请了雅克·德·拉克雷泰勒和莫里亚克作陪，加缪则在贝拉米克的陪同下前往。在吉里约面前，加缪显得很不自在，仿佛有人要活埋他一样。加缪总是说，马尔罗要比他更配得上诺贝尔奖。几天以前，马尔罗曾和诗人让·格罗让在丹麦协会吃饭。据格罗让的观察，马尔罗有时对获奖充满信心，他认为自己之所以未能如愿，只是因为戴高乐派的政治身份的限制，因为如果皇家科学院决定将诺奖颁发给他，法国政府定会通过瑞典政府施加压力。然而这也不过是马尔罗的推测罢了。加缪到处对人说：“我宁愿看到马尔罗获奖”，“马尔罗本应该获奖”。马尔罗也高姿态地给他写了一张条子：

“亲爱的加缪，我刚刚读完您的声明。它同时给我们两人都增添了荣誉，我为此感谢您。最友好的致意。”

无独有偶，马尔罗对让·格勒尼耶也说过：“加缪做了最得体的表态。”他的女儿弗洛朗丝觉得，最好不要过多地在父亲面前提起诺贝尔奖。加缪的话总是云山雾罩，叫人摸不着头脑：“马尔罗本应该获奖。”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他是不是说，马尔罗比我更应该获奖？或者是说，如果不是因为他的政治立场，说不定就该轮到他？两位作家之间的关系是友好的，但并不对称。加缪向来崇敬马尔罗，他说过：“在我还是年轻作家的时候，能够阅读马尔罗的作品，还能在生活中结识他，把他奉为良师益友，这是我的幸运之处。”反过来，马尔罗也器重加缪，但主要把他视为“被保护者”而非朋友。不过话说回来，马尔罗的眼里究竟有没有朋友，或者堪与他匹敌的人物呢？

现在得为参加颁奖典礼做些准备了。在一家理发店里，弗朗西娜对勒内·伽利马说：

“阿尔贝让我和他一起去参加颁奖仪式。我知道他这么做是想让我高兴。可是我该去吗？我害怕打扰他。”

“不，怎么会呢？”勒内回答说。

加缪对比他年轻22岁的新任女友密解释说：

“弗朗西娜经历过许多艰辛，应该让她分享荣誉。”

阿尔贝对弗朗西娜的情感是复杂的。在弗朗西娜的表妹尼科尔·夏普隆给他发来祝贺信后，他在回书中说，诺贝尔奖在他心中带来的“是更多的怀疑而非信心。成功固然是一种抚慰，但只是转瞬即逝的抚慰，而艺术家的不安却是永存的，他终会在疑惑中死去。”加缪特别强调，弗朗西娜的宽厚让他极为感动，“我始终爱着她，尽管是以一种拙劣的方式”。在这封信里，加缪还提到弗朗西娜已经“原谅”了他。

雅克林娜·贝尔纳为前《战斗报》的同仁们举办了一个酒会，罗歇·格勒尼耶也来了。

“这就是我准备在斯德哥尔摩讲的话。”加缪递给他一份稿子。

他戏拟教会的调子说：“一切来自尘土，也将复归泥土。”法国媒体总是在“消耗”加缪，眼下关于他的传记文章陆续出台，有的还算得体，有的几近例行公文。已经入选法兰西学士院的埃米尔·昂里约在《世界报》上撰文称颂他“高超的文学才智”，称加缪为“纯粹的艺术家”、“公众良心的导师”。昂里约大概得了老花眼，或者在哲学上干脆是个瞎子，居然在《鼠疫》中看出“对人类的抗争的存在主义式的表现……只是后来，我们在他的倒数第二部作品《堕落》中，绝无仅有地看见他马失前蹄，陷入盲目的悲观主义，竟然将同一种罪加在所有人的头上……崇敬加缪的人更喜欢他的义愤，而非他的冷嘲热讽。”

莫里亚克则在《费加罗报》上用11行美妙动听的文字——篇幅太少乃报纸版面所限——表态道：“通常，诺贝尔奖乃是对一种创造行为，也是对一个生命的褒奖。”接下来的话是模棱两可的：“我想，是这个年轻的，令整整一代人都随之回应的声音征服了诺贝尔评奖委员会。”让·格勒尼耶也在同一期的《费加罗报》文学副刊上撰文说：“他的伟大来自他的超脱，而他的超脱只不过是他的伟大的自然流露。”以前，在蒙帕纳斯大道“女王磨坊”餐馆的一次饭局上（据格勒尼耶回忆，他们吃的是牡蛎、红酒洋葱烧小野猪肉，“美味之极”），加缪曾告诫自己的老师说：“千万别说我在这一代人面前填补了什么空白。我只是试图去填补罢了。”

他还说过：“我会招来的敌人在数量上将是前所未有的。”

外省媒体上的哀歌伴随着巴黎报刊上的激烈抨击。加缪对此评论说：

“《人道报》批评了我。不过他们说得有理。”

提到来自极右派的攻击，加缪也有话要说：

“要是您想知道卑鄙无耻可以达到什么程度，您可以去读读《星期天晨报》上面勒巴泰的文章。他说我宁愿去指挥一个行刑队。不过他对我还算客气的，参加过抵抗运动的作家只有3个能得到他的赦免，我是其中之一。”

勒巴泰的确写过这样的文字：“（诺贝尔奖）通常是授予七十多岁的老人的，但如今授予加缪却并不算早。自打他那隐喻性的《鼠疫》以来，加缪的风格已经患上了动脉硬化症。”

有影响力的批评家科雷布·阿埃当斯也在《巴黎通讯》上宣称：“有人能写出更枯燥乏味，更死气沉沉的语言吗？……能装出一副更加平庸且浮夸的神情来吗？”彼亚也在同一家报纸上写了一篇不冷不热的文章：诺贝尔奖是“所有的文学奖金中数额最丰厚的，也是唯一具有世界性反响的”——奖金是42000美元，当时折合18776583法郎。彼亚认为，加缪在获得诺奖之后，便可偿清他欠安德烈·马尔罗的文学债务了。彼亚没有忘记，加缪在《反抗者》中指责兰波“把他所有的金子都拴在腰带上”。“可是，”彼亚问莫里斯·纳多，“他要兰波把金子藏到哪里？兰波和加缪先生不同，他在银行可没有账户。”在他的文章里，彼亚表示他曾经喜欢加缪的文风，那种“极少在30岁以下的作家身上找到的”率性直接的语调。可如今，他不再欣赏这个“更像世俗的圣徒，而不是反抗者”的人。彼亚最后的“弹着点”是：“作为世界公民、和平主义者、慷慨激昂的请愿书的签署者、公开的死刑反对者，阿尔贝·加缪以其最近的作品和立场，不可能不获得斯德哥尔摩的欢心。别忘了，当瑞典的邻国芬兰和挪威遭到入侵时，这个国家曾让德国军队大摇大摆地通过，这足证这个国家对和平的执着热爱远胜一切。”对加缪的最苛刻的抨击出自贝尔纳·弗兰克之手。此人是有经验的专栏作家，善于对各种书籍评头论足：“每次当评论界认为加缪要说话的时候，它都会屏住呼吸，全神贯注，倾心等待。可加缪忽然噤不做声，一片沉默。呵！在我们这个领域，加缪是个艺术家，懂得怎样积累自己的影响力。几年前，我们从来听不到他的‘沉默’，现如今他却以此自矜。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吧！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发现，原来这是个什么也没有写过的空头文学家。”

加缪也被逗乐了。第59炮兵团的道尔尼克少校领衔给他发来这样一封电文：“我们，驻扎在孟多维已近一年半的军官们，谨向您表达最热烈的祝贺。”加缪和让-克洛德·布里斯维尔、维韦特与让-布洛克·米歇尔等人在圆顶酒吧聚餐，主人拿出了香槟酒：

“现在，加缪先生，为您的下一次得奖而干杯！”

在玛蒂兰剧团，《对一位修女的追思》还在上演。剧院经理鲍尔太太没有忘记贴出新的海报，声明此剧是“两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合作结晶。在1949年得奖的福克纳给加缪发来一条法语电报：“向时时追寻自我、叩问自我的心灵致敬。”一位雪铁龙汽车销售商也打来电话：

“您也许会很高兴买一辆DS汽车。”

各种各样的恳求也纷至沓来。西格里·昂德塞特的儿媳希望加缪参加前诺奖得主叙利·普吕多姆旧宅的拍卖会。许多上门借钱的人也出现了。当玛多·若索请加缪去伽利马家时，精疲力竭的加缪听着他“你好，怎么样？”的问候声，没好气地说：

“你给我打电话是为了借钱吗？”

得知对方的意图后他立即道了歉。加缪整天忙上忙下，辨别敌友，但对自己真心喜欢的人，他敞开着心扉。路易·热尔曼收到了他的来信：“倘若没有您向我这个昔日贫苦无援的孩子伸出的友爱之手，没有您的言传和身教，这一切都是不会发生的。我无意得此荣誉，但它至少是一个机会，让我得以告诉您，您在我心目中过去及永远的地位。至少我可以告诉您，您的努力、耕耘和慷慨胸怀永远留在您的一个小学生的心中。尽管年华已逝，但这位学生始终对您怀着无限感激之情。”加缪也努力保护自己。他告诉纳米亚：“我对从红色和白色两种右派来的攻击毫无兴趣。可如果它们出自那些我热爱和尊敬的人，就另当别论了。”他拒绝了玛德莱娜·夏普萨尔为《快报》约请的文学采访：“……我希望因获得诺贝尔奖一事而引起的喧哗赶紧平息，也想能清净上一阵子。对您和我谈到的关于某些文章的事情我十分感激。它们未能伤害到我——多年来，我已经具有免疫能力。人在他的同代人中间，要学会带着微笑生活。可是您瞧，我们的知识分子圈子，不管是右派还是左派当道，总是心险而诈，不与人为善的。如果不是因为有一些例外的、热情的心灵，这难道不就是一个颓废堕落的时代吗？”加缪当然也有他忠实的支持者。布吕克贝尔热向他祝贺说：“儒安维尔曾对一个朋友说过：‘塞内沙尔，让这条狗叫去吧，我们在太太的房间里嘲笑它。’”心情复杂的加缪回答道：“法国不是这可怜的饲养棚，饲养棚里的鸡鸣犬吠，我是一点儿都不去听的。”不过不管他听不听，他总是听到了。对他来说，诺贝尔这个奖太“大”了。

他不会忘记以往的杰作带来的经济受益。有一次，他用50000法郎的稿费为下比利牛斯省的一家疗养院买了台电唱机……在他去斯德哥尔摩期间，让娜·波尔热将会为他照看一对双胞胎。法国人不像盎格鲁-撒克逊人或者瑞典人那样习惯扮成“企鹅”，不过必要的礼仪还得遵守。加缪从布西街的“号角”服装店租了一套出席典礼穿的礼服。玛多·贝尼舒把她仅有的首饰借给弗朗西娜，是一件旧项链，上面镶着磨光而没有刻面的宝石。弗朗西娜·加缪又从一个年轻女人那里借来一件白色水貂皮的披肩。动身的那一天，波尔和加缪共进午餐。加缪的第一句话是：

“最要紧的，是别惹恼了马尔罗。”

波尔“总有一种感觉，他像加缪一样想问题，但不太理解”自己的所想。

加缪在巴黎北站登上了“北方快车”，这是医生们禁止他乘飞机旅行的结果。同行者有米歇尔和雅尼、克洛德·伽利马和他的妻子西蒙娜，还有他的美国出版商布朗什·克诺普夫，加缪与她往来不少。这位身材高大的女士的绿色指甲很引人瞩目。几个星期以前，她给加缪寄来一些在法国无法找到的唱片，如勋伯格的“华沙幸存者”、“拿破仑颂歌”。他也对她谈过《第一人》的构想，克诺夫用英语回信说：“我希望这部小说能够进展顺利。”坐上这列火车的还有加缪的一位译者卡尔-居斯塔夫·布鲁尔斯特罗姆，一位狂热喜欢并熟知法国文化，在巴黎生活的瑞典人，他刚刚完成一本关于加缪的书。作家发现克洛德·伽利马躺在床上看书，什么书呢？等克洛德放下书本，走出包厢时，加缪快速扫视了一眼，原来是《局外人》。这是不是他第一次读这本书？作家忍不住寻思。

吉尔登达尔出版社在哥本哈根为加缪举行了一场鸡尾酒会。12月9日，星期一，随着他们抵达斯德哥尔摩，这场“斗牛”仪式也揭开了序幕。法国驻瑞典大使加布里埃·波诺负责招待加缪一行。代表瑞典方面出面的是职业外交官汉斯·克林德，他曾作为使馆一秘在巴黎住过两年。外交部长特意批了他10天的假期，让他来温习关于加缪的知识，而在此之前他的业务是负责民航事务的谈判。克林德陪同加缪等人前往王宫附近的旅馆下榻。接下来是各种各样的记者招待会、酒会，作家和一群大多不讲法语的诗人、演员、小说家、散文家交流。很有教养的加缪并未像三年前光顾这里的海明威那样喝得酩酊大醉。记者们也心态各异，有些人与其说是在等待作家，倒不如说翘首以待一位政治导师。当地最大的自由派日报一开始就对皇家科学院授奖给加缪感到不解。该报认为加缪的思想既不丰富，也不深刻，甚至缺乏想象力；他写的都是些二流的作品，当然《局外人》或许是个例外。一家保守派的报纸则认为，法国好歹保留了世界第一文学大国的位置。该报强调了加缪成功的作家生涯和艰辛的背景、法国文学的辉煌和自1940年以来法国经历的艰难岁月之间的联系。

荣誉的顶峰终于来到了。12月10日，星期二，这是颁奖仪式举行的日子。事前还有一场虚惊：加缪在出发前弄丢了自己秘而不宣的发言稿，还好，人们总算找到了它（文稿的瑞典语版是由布鲁尔斯特罗姆翻译的）。不到15点，大批民众已经聚集在商业区那淡蓝色的老音乐厅门前，颁奖典礼将要在这里举行。精美的立柱、玫瑰色的地毯、讲坛下盛开的大丽菊，无处不显出这座殿堂的高贵典雅。正如加布里埃·波诺大使所说，人们还可以用更严肃的眼光打量将要举行的仪式。由于自1901年以来的诺奖典礼，斯德哥尔摩从一个小有魅力的僻远城市一跃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至少在每年的那几天内是如此。 波诺的一份电报里如此描写：“再没有什么比至今已有超过半世纪历史的诺奖典礼更一循陈规、更缺乏热情和想象力了。”“带着一种已经过时的现代主义趣味，形式主义且一本正经的瑞典人显示出他们一丝不苟的秩序感和精确性。‘音乐大厅’乃诺奖得主从国王手里领取荣誉的地方，是一个阴郁的、方形的花岗岩厅堂……厅堂内部之陈设亦乏善可陈。临时布置成讲坛的舞台、处处摆放着的绿色植物、阿尔弗雷·诺贝尔的桂冠胸像，加上放眼望去的那些古板的燕尾服，这的确是颁奖仪式特有的滥调俗规。诺奖得主们照例的致辞颂歌还会让这里整体的学院气变得更加浓厚。按照丰特奈尔开创的风格，瑞典科学院的杰出成员们将向那些绅士淑女们普及科学的最高成就和最新发现，诸如原子的不对称性、辅酶的结构、组胺的药理学冻结等等，现在又加上了一部伟大的文学杰作的隐秘思想……这真是一场疯狂的赌博！”

本年的诺贝尔物理奖授给了移居美国的中国人杨振宁和李政道；化学奖授予亚历山大·托德爵士；医学奖授予在瑞士出生、法国长大、眼下寄居意大利的波韦教授。至于在公众中最具反响的文学奖，根据阿尔弗雷·诺贝尔的愿望，必须被授给一位“具有卓越的理想主义色彩”的作家：加缪。

加缪走上讲坛的身姿是矫健的。这让人想到了那个在阿尔及尔的帕多瓦尼大浴室和巴黎的夜总会里跳舞的年轻人。西蒙娜·伽利马向他投去一瞥。她看见在他的眼神里有一抹孩子气的忧虑的光亮：这个年轻的获奖者似乎不确信自己配得上如此荣誉，但他带着快乐的心情前来品味这样的幸福。在斯德哥尔摩，平时和加缪不太熟的西蒙娜懂得了他广为人知的魅力究竟何在。典仪开始。人们开始称颂阿尔弗雷·诺贝尔，他不仅发明了炸药，也捐资设立了后来在挪威颁发的和平奖。接下来是对获奖者的致意：皇家科学院的秘书安德·奥斯特林和埃米尔·昂里约（一个同名同姓者）在致辞中不合时宜地将加缪形容为存在主义者。再接下来，在金色大厅中颁发证书、勋章和银行支票。最后是长袍盛装的舞会，由大学生合唱团助兴。

按照传统，加缪于12月10日，当颁奖典礼最后的宴会结束之后，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厅发表了演说。他以一种极为正式的称谓——“国王和王后陛下，各位殿下，女士们，先生们”——开头，接下来的演讲是一篇富有自传色彩的陈述。他13次使用了“艺术”和“艺术家”的字眼，并且不断回到自身的感想和经验，整个演说时而遵循常规，时而言简意赅。他表示刚刚得到的嘉奖超出了他个人的成就。此言或许兼有做作的成分和真诚的谦逊。加缪还谈到，他对自己充满了怀疑，而其大量的创作计划也尚未完成。在总体的自我定位方面，他认为自己属于那些“不屈从于创造历史的人”的当代作家之列。加缪在现场演说（后来公开发表的题献给路易·热尔曼的演讲词作了少许修改）中提到，艺术必须“取代”囚徒们的沉默。用笔战斗的人必须批评权贵而不是向他们屈服，他通过拒绝撒谎和抵抗压迫的方式来介入社会事务。加缪还谈到了自己的人生历程：他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在20岁的时候目睹了希特勒政权的建立和第一批以革命名义进行的审判，随即又目睹了这两大势力之间的对抗；他们在西班牙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遍地集中营的时代和布满酷刑与监狱的欧洲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布达佩斯、古拉格和阿尔及利亚的沉重此时也弥漫在斯德哥尔摩的上空。当加缪谈及生活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时，他那严肃、洪亮的嗓音开始颤抖，流露出难以抑制的感伤。

加缪的演讲令在场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十分感动。国王是一位具有职业水准的考古学家，精通法语，对这位文学奖得主也很感兴趣。国王和王室成员与各位诺奖得主的家人们都坐在前排。弗朗西娜打扮得非常迷人，脸上带着微笑。演讲之后又是各种社交活动、聚会和精心安排的招待会。弗朗西娜和阿尔贝很好地扮演了一对美满夫妻的角色。对大众媒体来说，加缪夫人是诺贝尔颁奖会的“头号大牌明星”。在“铁幕”和“竹幕”之后，加缪被归入“冷战的支持者”的行列。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院士们透露说，他们不能授奖给阿拉贡和艾吕雅，是和“政治因素”有关。意识形态的套语正日益根深蒂固。

12月12日，星期四，加缪于17时30分来到斯德哥尔摩大学和学生们座谈。一阵齐声赞美之后，大家开始自由讨论，和讲座比较起来，这也正是加缪更喜欢的交流方式。在青年人面前，作家觉得自己已有足够的阅历，但又没有老到无法沟通的地步。

“您对电影怎么看？”

“一方面受到意识形态宣称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金钱的威胁……我很关注电影所做的一切，不过电影不怎么关心我的想法……”

“您支持出于信念拒服兵役的行为吗？”

“直到1940年为止，我都是个和平主义者。我尊敬为信念而拒服兵役的人，并且要求给予他们合法的权利。不过我的要求并未得到满足……我觉得和平是最重要的资产之一，但并未重要到需要向奴役屈服的地步。”

听众们提出了和死刑及言论自由有关的问题。

“广播里说，在法国，作家们不敢自由发表他们的见解。在阿尔及利亚，还有一些作家坐了牢。曼都兹教授也在被司法机构追查。”

“当然，”加缪答道，“压力是存在的，可是出于因循守旧而产生的惰性更胜于当局施加的压力。在我们国家，我们有时指责政府太弱，而不是太强大……”（笑声）

“可是你们的媒体是自由的吗？”

提这个问题的是当地最大的自由派日报驻巴黎的通讯员的儿子。通讯员本人赞同《法兰西观察家》、《快报》和《世界报》的立场。他的儿子接着问：

“在阿尔及尔大学，是否存在着法国学生和阿拉伯学生之间的名额分配，或者说是否存在歧视？”

“原则上是没有歧视的，但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衡，因为阿拉伯人更贫穷。”加缪答道。

一位女学生接着这个话题，问阿尔及利亚的大学里是否有种族对抗：

“为什么在阿尔及利亚的大学里，法国学生的数量居然比阿尔及利亚学生还多？”

“这是因为大部分阿拉伯人都生活贫苦，他们无力完成学业。”加缪回答道。

他接着反客为主：

“我还没有谈我对阿尔及利亚问题的看法，如果你们需要我讲，我就讲。”

座谈大厅里的气氛为之一变。这时一位三十来岁的阿尔及利亚人在朋友的簇拥下走上讲台，质问加缪：

“您在许多关于东方国家的声明上签了名，可是三年来，您没有为阿尔及利亚做任何事情！”

此人开始长篇大论地演讲，也不管听众是否明白他讲的话。最后他高呼：“阿尔及利亚将是自由的！”

《世界报》的特约通讯员多米尼克·伯尔曼记载道，此时现场的对话已经变成了一个“‘民族解放阵线’代表”的狂热独白。这个年轻人不见得是“阵线”派来的，但他的朋友们很可能是，因为他在登台之前征询过这些人的意见。面对突袭，加缪处之泰然。一些年轻的瑞典听众开始发出嘘声。

“您支持民主吗？”加缪开始有点厌烦了。

“当然，我支持民主！”

作家终于找到了插话的机会。

“一年零八个月来我保持了沉默，这并不意味着我停止了行动。我曾经并且始终支持建立一个公正的阿尔及利亚，在那里两大族群可以和平地、平等地生活。我说过，而且一再说过，要善待阿尔及利亚人民，为他们建立充分民主的政体，直到彼此的仇恨冰雪消融，也让知识分子从此不必再进行干预，因为他们的宣言声明根本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相信最好的办法就是等待团结而非分裂的那一刻的来临。我可以肯定地告诉您，幸亏有了某些您不知道的行动，您的一些同志今天才能活在人世。我其实厌恶在公开场合谈论自己如此行动的理由。我从来都谴责恐怖行为。我也要谴责那种在阿尔及尔大街上不问对象盲目进行的恐怖袭击，也许某一天它们会伤及我的母亲和家人。我相信正义，但在捍卫正义之前，我首先要保卫我的母亲。”

《世界报》的通讯员是唯一在场的法国记者，他在记下这段稍显冗长的陈词之后写道：“他的宣言受到了众人的欢呼。”关于母亲和正义的言论是巴黎和整个世界（多亏了《世界报》）对此问题的巧妙回击——并将长久有效。事实上，加缪的话的确至今余音未了。布鲁尔斯特罗姆目睹加缪和那位年轻的阿尔及利亚人之间的交锋，颇感意兴阑珊。按他的理解，加缪话里话外的意思是说：如果这就是你们所讲的正义，而我的母亲却待在阿尔及尔的电车里，有人随时可能往里面扔炸弹，那么我宁要母亲，也不要这恐怖主义的正义。作家的话不管有没有戏剧性的成分，都不能脱离上下文来解读。无法预见其命运的加缪还在和学生的交流中说道：“通常，句子必须和它们的结尾联系起来，才能获得意义。”其实还要补充一句：句子的意思要和此前的句子联系起来才行。加缪的话在逻辑上并非无懈可击：我们是否能够把一个抽象的概念，比如说正义，和一个具体的人比如说母亲的命运进行比较？这样的比较的真实含义毋宁是说，必须拒绝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这个意思，已经包含在《致一位德国友人的信》，以及《时文集》第一辑中的“不要刽子手也不要牺牲者”、“拯救身体”等文章中了。

《世界报》总编于贝尔·伯夫-梅里亲自要求伯尔曼逐字核实加缪的话：

“加缪原话是这么说的吗？”

伯尔曼随身带了台录音机，他作出了肯定的答复。

“我本来就确信加缪会说蠢话的。”

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之初，伯夫-梅里是支持保存帝国的；现在，他相信局势的发展已经无药可治。《世界报》转而反对酷刑和政府在阿尔及利亚推行的政策。事实上，这份报纸反映、也表达了法国大部分公务员的意见，它所提供的信息旨在“广泛地、正确地报道这个狭小的星球上的事件”。

母亲，对像加缪这样的阿尔及利亚人、地中海人来说，是最根本的依恋。而正义则不然，它随时代而变，随制度、政党和法律而变。面对无理性的世界，加缪只想表达一种温柔，而许多阿尔及利亚人和“进步主义者”却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理解他的话：“我”选择了那个生我的人，而不是千百万阿尔及利亚人应该获得的正义。还有些人从中读出了一种优越感：千百万阿尔及利亚人的分量和我母亲一人相当。其实，加缪只想唾弃恐怖主义的正义。与其说母亲和正义相对，毋宁说她是和不正义相对。

斯德哥尔摩的听众们还提出了其它一些问题。大学生们显然比瑞典皇家科学院的秘书更敏锐，他们想弄清楚，加缪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存在主义？

“我不是存在主义者，”加缪回答道，“批评家们不得不对人进行分类。可我是从古希腊人那里获取最初的哲学灵感，而不是从19世纪的德国人那里，后者才是目前法国存在主义的哲学基础。”

这时，一位自由派学生联盟的代表问道：

“您为什么属于自由派？”

加缪用惠特曼的话作答：没有自由，就没有生存。又有人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加缪的作品的影响。

“这种影响很可观。”话音刚落，四下就是一片笑声。

加缪在斯德哥尔摩多次说过，他的文学导师包括托尔斯泰、尼采和帕斯卡尔。有人问有没有让他感到亲近的瑞典作家，他举出拉格克维斯特的名字。

“您怎么看妇女在当今社会里的作用？”有人问道。

这是一个很宽泛的问题，他也只能泛泛而答，大概希望听众能会心一笑。

“您怎么看弗朗索瓦丝·萨冈呢？”这回提问的是一个女学生。

加缪回答说，在他认识的新一代法国女作家里，萨冈差不多是最有魅力和亲和力的一位。可是成功的危险在于它总是与挫折相伴；如果一个人太年轻，那么赢得的声名将是一项艰苦的考验。不过他认为萨冈有能力去承负这一切。即便她不是高莱特，她的才能也是无法否认的。至于其他的年轻法国作家，加缪友好地提到了让-克洛德·布里斯维尔、让·布洛克-米歇尔，以及米歇尔·布托的名字。

“您能指定下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吗？”

“先生，叫我来选择下一个作家，这让我吃惊的程度，简直比得上我获得这样荣誉时的荣幸程度了。”

他头上戴着一顶瑞典大学生喜欢的鸭舌帽，胸前斜披着人文主义协会的绶带。讨论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走出会场时，弗朗西娜流出了眼泪，克洛德、米歇尔、西蒙娜和雅尼娜·伽利马也是一脸气愤的神色。有人告诉加缪，那位阿尔及利亚青年在抨击他的时候，还在咨询他的瑞典朋友们的意见。晚些时候，加缪向布鲁尔斯特罗姆倾诉说，最令他感到痛苦的，莫过于以这样的方式“在一个兄弟的脸上看见仇恨”。作家在斯德哥尔摩一再声明，他希望看到在阿尔及利亚建立一个联邦制的国家，阿拉伯人、卡比尔人和欧洲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奉行孤立主义和中立政策的瑞典，只有少数精英人士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和北非问题有兴趣。同样，在道德上一向热心的瑞典人也还没有开始关注印度支那。阿尔及利亚青年对加缪的攻击并未博得当地媒体的好评。一家报纸上的标题是：“有魅力的加缪解除了好斗的阿尔及利亚学生的武装”。在伯尔曼的文章被《世界报》发表以后，法国大使向他索要录音带。伯尔曼担心对方是想销毁录音，没有答应。接下来各种节庆仍然不断。星期五是圣露西节，漂亮的女孩们身着晚装，头顶点燃的蜡烛，将晚餐端到加缪一行人的房间里，令他们吃惊不已。原来，克林德忘了告诉他们当地的风俗。女孩子们唱了歌，随即离开了客人的房间。

无论是在法国大使馆的会谈室里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加缪总是说，让·格勒尼耶是他“最好的朋友”，勒内·夏尔则是阿波里奈尔以来最具革命性的法国诗人。他还总结了自己自创作之初起制定的写作计划。首先，他想表现“否定”的理念，为此借助了三种形式：小说《局外人》、戏剧《卡利古拉》和《误会》、意识形态（哲学）随笔《西西弗的神话》。加缪表示，如果他没有亲身的感受，他便不能谈论任何事情：“我毫无想象力。可（‘否定’）对我来说……犹如笛卡尔的方法论的怀疑。”在完成第一阶段之后，他认识到人不可能永远生活在“否定”之中，因此接下来是“荒谬”和“反抗”阶段。再往后，他计划进入第三个以“爱”为中心的阶段，也就是“我目前正在考虑的计划”。他还在小范围内悄悄谈到了一部正在构思的、采传统形式的小说，题目将是《第一人》。这部小说将包括上下两部。此外，他还想写一出剧本，名字可能是《胡安大夫》或者《堂·浮士德》，其形式近似克洛岱尔的《缎子鞋》。加缪还想创作一部以古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为题材的随笔，以表现他对生活的渴望。“荒谬”和“反抗”之后是“理智”与“幸福”。女神的复仇不是盲目的，它要求有节制感。加缪在瑞典受到的接待也是媒体关注的话题。一家报纸上登出这样的文章：“加缪不会向天主教低头”。事情的由来是，一位记者问作家是否会皈依天主教，得到的回答是：“不，只有一个字，不。”至于拒绝的原因，作家没有说，该由记者们自己去琢磨：加缪同情人类的苦难，为何面对基督和他的教导却无动于衷？在欧洲，对知识有限性的体认和对神圣之物的尊崇总是被理解为生存的脆弱，而加缪却断然承负起它们。作家停留斯德哥尔摩期间，人们不断跟他提到上帝与基督，但他只对基督的肉身有敬意，而且声明并不相信耶稣的复活：“我有一些基督徒的关切，但本质上我不是信徒。”在古希腊人的怀抱里他更感到自在——不过不是在柏拉图那里，他喜欢的是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巴门尼德。他信仰一些古代的价值，哪怕它们遭到黑格尔的贬低。

12月14日，星期六，加缪来到瑞典最古老的大学之一乌普萨拉大学，在大阶梯教室为学生们作了一场题为《艺术家和他的时代》的演讲。乌普萨拉在斯德哥尔摩以北70公里。在发生过那戏剧性的冲突之后，克林德以个人名义给乌普萨拉大学学生会的主席打了电话，希望他有所准备。加缪在演讲中一般性地提到了不少作家的际遇，而他本人的遭遇则为之作了具体性的注释：“当他们开口讲话，就会受到批评和攻击。”《反抗者》便是再明显不过的例证。但是，“如果他们变得中庸，乃至谨小慎微，人们又将指责他们的沉默。”阿尔及利亚战争的阴影无处不在，包括瑞典。加缪表示：“在我们这个社会，所有想出名的艺术家都该明白一个道理：出名的将不是他自己，而是借他的名字登场的一个他者，他将最终摆脱前者的控制，或许还有一天，会将那位真正的艺术家置于死地。”加缪比萨特更清晰地驳斥了20世纪形成的现实主义概念及其“私生子”——依然流行但已经气息奄奄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如果现实世界本身不是社会主义的，那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又如何可能？”他当然并不肯定所有的听众都愿意接受自己的逻辑、政治美学和美学政治：“右派的学院主义漠视被左派学院主义利用的苦难。”加缪一般性地谈论艺术，但首先是谈论他自己的艺术，这种艺术要求的是“不能整体拒绝，也不能整体赞同现存的一切。艺术在拒绝的同时有所肯定，这就是为什么它陷入永恒的、不断更新的分裂之中。”加缪向自己的导师们表达了敬意：“最高尚的艺术，就像存在于希腊悲剧中一样，存在于梅尔维尔、托尔斯泰或者莫里哀的笔下。这样的艺术平衡了现实以及人们对此一现实的拒绝，而无论是现实还是对它的拒绝都能使自己的对立面高高弹起，这种永不间断的交互涌现就是生活本身的欢乐和分裂。”加缪的陈述被蒙上了一层面纱：“最后，我们也许在美和痛苦、对人的爱和创造的疯狂、无法承负的孤独和难以忍受的群体，以及在拒绝和赞同的永恒张力中，接触到了艺术的伟大之处。”他还表达了对另一位导师的尊敬，不过意思显得更加含混：“我总是赞同纪德说过的一句话，尽管它常常引起误解：‘艺术生于限制而死于自由。’”加缪拒绝“为艺术而艺术的游戏”。创造文学作品是重要的，但同时应该看到：“离开我的艺术，我个人就无法生存，但我从未将这种艺术放到高于一切的地位上。”15年后，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表达了同样的思想。索尔仁尼琴认为，在历史的某些关头，对作家而言更要紧，“更重要的，是关注他的国家的命运”（而不是关心他自己）；15年后他还指出，必须对整个社会发言，讲出他所看到的一切，至少是不义的东西，把威胁展现给大家。在斯德哥尔摩，加缪拒绝了被他称为“商品社会”的现实（如果不用“资本主义”这个词的话），这个社会“专断地、片面地使用‘自由’一词，将其视为权利而非责任；这个社会甚至敢让自由的原则服务于事实上的压迫。”乌普萨拉的听众没有就萨冈和阿尔及利亚问题提问。有些学生读过加缪的书。坐火车离开斯德哥尔摩之前，加缪参加了在市政厅举行的一场招待会，会后兴高采烈的克林德告诉加缪他是乌普萨拉人：

“我很高兴。”

“啊，我瞧出来了。”加缪回答道。

两个人都笑了起来。斯德哥尔摩一行不总是圆满的。不过除了那句关于正义和母亲的话——这句话不幸显得笨拙，招致广泛的质疑，但它的确出自内心——，瑞典之旅还算成功。加布里埃·波诺大使在致法国外交部的报告中写道：“阿尔贝·加缪几乎在瑞典发起了一场《艾那尼》之战。他面临的对手不见得都充满敌意，但至少普遍显得冷漠和顽固。”

加缪平生有两次口不择言，斯德哥尔摩就是其中的一次。他将奖金支票存入一家银行，又捐出700克朗给新教教会，还访问了一所学校，向当地法国学校的校长沙多先生许诺捐赠书籍。最后，他还光顾了几家餐厅，品尝了当地的特色菜肉丸子和煎鲱鱼。

加缪夫妇带着礼物回到了巴黎，瑞典冰刀是给孩子们的，手袋是给让娜·波尔热的……加缪用手指着弗朗西娜对克里丝蒂安娜说：

“你可没告诉过我，你妹妹生来是做大使夫人的料！”

“怎么，你早先没有看出来么？”

功成名就之日，诺贝尔奖也给加缪带来了许多压力。他对罗贝尔·马莱说：“诺贝尔奖让我老了好多。”他感到自己正被“树碑立传”：国家图书馆像章保存室的主任向他要几张佩戴奖章的“标准照”，加缪为难地说：“我不年轻了，可也还不老，我的作品还没有完成……也许我们可以再等等。”瑞典阿尔及利亚人联合会写信告诉他，那位在演讲会上当众发难的年轻人只代表他自己，不属于他们的组织，也不是任何民族主义团体的成员。12月17日，加缪给《世界报》的主编写信，告知对方他对该报上登出的几篇文章的看法：“被归于我名下的几次发言大体上是准确的，只有一处不确，我冒昧地想借此机会更正。我从未说过政府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只犯下一些小错误；事实上我的看法恰恰相反。然而如果谈到法国作家的言论自由问题，我的确说过这种自由是充分的。至于我们媒体的新闻自由是否受到限制，我的回答是，迄今为止一直深陷阿尔及利亚泥潭的各届政府给媒体施加的限制都是微不足道的；当然，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赞同哪怕最微小的限制。在此问题上我感到遗憾的是，新闻记者们没有站出来捍卫这种自由，以及自由所必定带来的责任和义务。”接下来加缪继续说道：“关于那位质问过我的阿尔及利亚青年，我还想补充一点：我觉得自己更接近于他，而不是那些整天谈论阿尔及利亚问题，却对事实一无所知的法国人。他至少清楚自己在说什么，他的脸上的表情不是仇恨，而是失望和不幸。我分担着这种不幸，他的脸孔也正是我的国家的脸孔。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当众向这个阿尔及利亚人——也只是向他——说出我至今始终藏于心底的话。您的通讯员忠实地记录了这些话。”加缪写这封信的时候刚刚抵达巴黎，他是在15日星期天离开斯德哥尔摩的。到此刻为止，他还没有充分意识到那番关于母亲和正义的话引起的冲击波。“您的通讯员忠实地记录了这些话”，这句话恰恰说明，加缪只顾着检查语言的形式了，他没有去校正那些话的言外之旨。几天以后，《世界报》的主编安德烈·谢内波努瓦给他寄来一封十分职业的回函：“您最近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持续引发着争议。几天以前，您十分客气地给我们作出了澄清和说明。如果您能就阿尔及利亚问题进一步阐明您当前的立场，《世界报》将非常高兴发表您的文章，或者是您与我们的记者之间的谈话。我深信您的大作将拥有大批的读者。”加缪婉言谢绝了《世界报》的提议，因为他正计划将20年来所写的关于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文字整理成书，并附上一篇阐明他当前立场的文章。加缪深觉自己被不友好的言论所包围，他高傲地声称：“在这个居心不良，善于挑拨离间，而我们不幸又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知识分子圈里，一位严肃的作家要表明自己的观点也许只能通过写书的方式，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部分摆脱无法避免的论辩氛围对其观点的歪曲。”

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生活中的种种不便亦是如此。每当加缪外出用餐，总有越来越多的仰慕者和寻觅作家真迹的人上前和他搭话。在美国，在广播里，总有人拿他的名字开心，故意把“加缪”念成“加慕”之类，正好和“令人仰慕”谐音。即便加缪一再拒绝别人在他的签名后注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字样，也无法消除头上的光环。文风独特的突尼斯犹太裔作家阿尔贝·摩米表达了他对加缪的好感，也说明了他不能苟同加缪之处。摩米是少数几个能以平常心待他的人，萨特和加缪都为此人的作品作序，他也懂得加缪身为阿尔及尔人的痛苦。摩米也在月刊《舟》上——这份刊物既无日报周报的发行量，也无《现代》杂志的影响力——撰文，提到加缪这位“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加缪无法谈论北非，因为那是他的出生地。他不得不保持沉默，一切与之有关的话题都让他无言以对……”摩米眼中的加缪是一位好心肠的殖民者：“应该看到，他的处境并不轻松。看到人们在道德上指责自己的亲人，这无论就情感还是就理智而言都是沉重的。”加缪“不得不同时蒙受殖民地人民的怀疑、法国本土左派人士的愤怒和他的亲友们的抱怨。”有些怒火和抱怨还相当猛烈。让·塞纳克又给加缪写来书信：“我没有参加游击队，那是因为他们三次拒绝了我的请求。”在11年前他写给加缪的第一封信中，塞纳克曾自称是“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基督徒”。他在一篇打算公开发表的文章里写道：“加缪日复一日地深化了自己的立场，不仅使其远离了道德上的正当性，也让他日益屈从于一种可疑的政治。”塞纳克了解加缪和弗尔一家人的分歧：“表面上，加缪夫人（阿尔贝的母亲）的敌人是那些恐怖主义者；表面上，是军政机关和警察保障了加缪夫人的安全。”加缪回答他说：“如果您还打算继续谈论爱和友情，就别再给炸弹写赞美诗，横飞的弹片会杀死儿童和那些可憎的、‘盲目’的成人……祝您好运。”

阿尔贝动身去了阿尔及尔。一位出租汽车司机听见别人在谈论加缪，随口说道：

“啊，加缪，他是阿尔及尔大学赛马俱乐部的。”

肖维尔·伽里耶罗对一位名叫玛丽·埃尔伯的阿尔及尔妇女讲了一桩趣闻：兴高采烈的加缪在里昂街遇到了一位如今作管子工的旧时伙伴：

“嗨，阿尔贝，有什么新闻吗？现在你在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