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生活需要新的框架。加缪想搬离沙纳雷伊街。朋友和熟人们都在帮他寻找新的住处，最好是三间大房，四间中等大小的也行。罗藏拿了一张街区表让他填写。他的回答是，优先选择圣日尔曼地区，最好临近国民议会，离沙纳雷伊街不要太远。然后依次是万多姆广场、圣路易岛、蒙帕纳斯、歌剧院、卢森堡公园、植物园等地……如果自己买房，加缪准备投入300到600万法郎，“当然，最好不要花那么多”。

加缪在他的笔记中写道：“9月30日（1958年）。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在沃克吕兹省旅行，还有找房。得了鲁尔马兰的房子。然后去圣让找密。一路几百公里都是葡萄的气息，令人心醉神迷。看到了泡沫翻滚的大海，心情就像这一排排涌动而来在岩石上撞得粉碎的长浪。”

在波尔热一家、亨利·波涅等熟人，以及一位地产中介人的陪同下，阿尔贝和弗朗西娜·加缪看了二十来座带有法国南部和瑞士风格的农舍。在鲁尔马兰这座只有几百居民的村庄，弗朗西娜看上了教堂大街的一座房子。有些房子很合她的心意（比如拉涅附近的一座农舍），可惜完全是在乡下。波尔热一家经常来附近的康福。于尔班在格拉斯工作。卡特林娜和让仍然不喜欢在“城里”度假。在否定了一所带游泳池的宅子之后，加缪终于下了决心：

“要么就这座，要么就什么都不买。”

他准备花930万法郎，从外科医生奥利维·莫诺手里买下这座位于沃克吕兹省艾克斯、阿维尼翁和阿普特三角地带中心的房子。勒内·夏尔打趣说，诺贝尔奖金至少对买房还能有点用处。

这座美丽的建筑曾是一个古老的养蚕场，空气中依稀还有蜡的气味儿和霉味儿。有些媒体用“宫殿”一词来形容加缪的新宅子。新居的一楼有门厅、厨房、客厅、两个孩子的房间，还有地窖，窗外较低的地方是一个小院子。花园一直延伸到一堵矮墙外，中间是一条小径，专供加缪一家人和邻居使用。加缪向房子旧主莫诺一家保证，他会照看好花园里的橄榄树。房子的二楼上有一个大房间和一间浴室。左边是阿尔贝住的修道院风格的房间，里面放着一张十分简陋的木床、一张书桌和一个文具盒；右边是弗朗西娜的房间，它很快被人称为玫瑰房。夫妻两人相敬如宾，是孩子们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弗朗西娜似乎已经接受了这样的生活。三楼是间由谷仓改建的办公室。加缪让承包砖瓦工程的雷翁斯·吉努打掉了凹室内的一堵墙。铁匠塞萨尔·雷诺也参加了房屋改建工程。雷翁斯的老婆40岁，为莫诺一家管理家务，也留下来接着为加缪一家服务。靠了她的帮助，弗朗西娜很快适应了新居的环境。她欣慰地说：

“她不是我以前用过的那种女佣，她是我的姐妹。”

吉努一家也住在这条街上，靠近教堂，他们手里拿着新宅的钥匙。加缪走访了当地的古玩店，订购了餐具，又为弗朗西娜从巴黎运来一架钢琴。他在房间里挂上阿尔及利亚石版画，又选购了一些西班牙式的黑木家具以及若干陈设用的小雕像。加缪想把新宅收拾得漂漂亮亮的，就像一个“打好包的礼物”。

“现在，只要我伸出手去，仿佛我就触摸到了阿尔及利亚。”他对苏珊娜·吉努说道。

这里的葡萄园和鲁伯隆山谷让他想到阿尔及利亚的平原和山岭。沃克吕兹省的鲁尔马兰和君士坦丁的孟多维一样，当地农人喜欢种紫葡萄。人们在餐桌上吃的则是白葡萄、子粒饱满的黑葡萄以及美味的汉堡麝香葡萄。有了新房子，加缪想经常把母亲接到法国来住。在这片土地上，“阿尔及利亚奶奶”（这是他们私下的称呼，“奥兰奶奶”是费尔南德·弗尔的绰号）是不会太有思乡之苦的。长久以来，普罗旺斯一直吸引着《婚礼集》和《夏天》的作者。让·格勒尼耶早就向他推荐了鲁尔马兰。加缪曾在《谜语》中写道：“从高天上坠落，波浪般的阳光弥漫在田野上和我们的身边。在这轻轻的爆裂声中，四下一片肃寂，远方高大的鲁伯隆山静静地屹立着，我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山的声音。”有时，加缪独自一人，或者和夏尔、密一起，坐着他那辆雪铁龙CV11汽车——以前被他叫作“苔死狄蒙娜”，现在叫作“珀涅罗珀”——，驶过沃克吕兹、波尼厄、拉科斯特、梅内尔伯以及戈尔德等地山前的村庄。夏尔向他谈起旺度的丛林。在这远离是非之地巴黎的乡间，加缪能够和家人待在一起，专心致志写他的《第一人》。他在笔记中写道：

“4月28日。抵达鲁尔马兰。天灰蒙蒙的。花园里刚刚浇过水，玫瑰娇艳欲滴，就像水果一样好看。迷迭香也开花了。在院中漫步。傍晚，紫色的鸢尾花颜色变得更深了。感到很疲倦。”接下去他又写道：“有几年，我想让所有的人都满意。我强迫自己像众人一样生活。我为此说了许多不得不说的话，即便在自己感到被孤立的时候也是如此。可到头来，还是一场灾难。现在，我在废墟中漫步，无拘无束，神游四方，独自一人并且完全接受了这孤独的命运。我甘愿承受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处，甘愿承受自己的脆弱无助。当我在某种谎言中度过半生之后，现在我必须重建一种真实的生活。”

在鲁尔马兰的乡间，加缪一路徜徉于平原和高地之间，他穿过山谷、石灰岩构成的悬崖和风化坍塌的岩石，走过乱石嶙峋的荆棘地。发现了许多坐落在山间高处的村落。在这个地区，除了丑陋的圣古尔的隐修之处，几乎所有的村庄和纪念建筑都富有魅力；如果走在连接鲁尔马兰和波尼厄的斜谷中，人们甚至会有置身卡比利亚山区的感觉。密住在两个村庄中间的一间农舍里。当他的岳母一家人来到时，加缪便离开外出“散步”，每次回家以后胃口都出奇的好。克里丝蒂安娜当然心知肚明这是怎么回事。

加缪仍然经常去剧院。对“母鹿”来说，他去的次数甚至太多了一点。“加缪谈戏剧的时候越来越多，我有点忧伤，因为快要失去他了；但对他自己来讲正是好事，因为他喜欢这个。”加缪已经当仁不让地把自己视作剧团的领袖，同时也是导演和演员。在根据米歇尔·德·圣皮埃尔的书《作家》改编的一出戏里，他饰演了主角。他拒绝任何荣誉，甚至回绝了为法国杯足球赛开球的邀请。

他不再是“全职”丈夫和父亲。对他的侄女、吕西安新近来巴黎度蜜月的女儿保拉，他倒是十分关心。加缪对家庭抱有一种西班牙式，或者说阿尔及利亚式的观念，他甚至把家的范围扩大到米歇尔和雅尼娜·伽利马身上。他几乎成了被亲切地称为“阿努什卡”的安娜·伽利马的另一个父亲。当安娜来到正在上演《群魔》的威尼斯凤凰歌剧院时，加缪鼓励她说：“要对自己有信心，勇往直前。如果你对戏剧有兴趣，那么好好利用我今后几年花在这上面的时间吧！你知道我有个去隐修的老计划，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再次出现在排演现场。”加缪的话是自相矛盾吗？非也。他总是习惯于做长久的计划安排。他将为自己的“修道院”生活留出时间，那是他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的梦想。可是在此之前，他会先花几年时间在戏剧舞台上，还想写完自己的小说。

在为小说《第一人》所写的一篇20来页的工作手记中，加缪写道：“J同时有4个女人，过着一种‘空虚’的生活。”J指的是《第一人》的主人公雅克，他很像加缪自己，仿佛是他的兄弟、朋友、他的一位审判者、一个敌人，或是和他一样的忏悔者。事实上，令小说家自己愁肠百转、悲欣交集的是，他的生命中也有4个女人：弗朗西娜、玛丽亚、卡特林娜和密。“我半开玩笑半严肃地和密说起，年华易老，到红颜不再之时，一切青春和热情都会烟消云散；密呜咽起来：‘我是多么喜欢爱情啊！’”加缪另外还写道：“密让我的每一天都充满美丽和温柔。奇妙的是，长久地待在这温柔乡里，并没有让我远离工作，反而增加了我对工作的热情。”

加缪在隐退之前还有一本小说要写，有第二个戏剧生涯需要完成，他还有一个新出现的女伴。作家另外的女人们早已习惯了他的风流。弗朗西娜的身体状况不错，她仍在马塞尔·普鲁斯特学校教数学。加缪曾试图让她置身事外，免受伤害，他也部分地做到了这一点。他的新生命将在46岁时重新开始。加缪对所有的女人倾诉着他对衰老的恐惧——当然，首先是他自己的衰老。

8月13日。这一天，加缪心情平静，在情感、作品和爱情中间保持着平衡。他在日记中写道：“空无。令人痛苦的受挫感。可我的心还在跳动，我的心毕竟还在。冷漠并未战胜一切。最深切地感谢密。”尽管时时受到忧郁心情的折磨（这决非病理意义上的抑郁症），加缪在这个月还是保持了平和的心境。鲁尔马兰既是散心的好地方，又能让他体验到家乡的温情，在这里写作，效果决不亚于曾经给过他灵感的那些旅馆房间。

回到巴黎的加缪偶然遇到了克洛德·特里安（德·弗雷曼维尔）。

“你不再写东西了吗？那你可错了。”加缪说道。

“不，文学并不真是永恒的，新闻也同样如此。再说，两者是不可得兼的。”

在加缪的计划中，未来数年是献给文学和戏剧的。至于在他的小说里，他想回溯到自己的生命之源。他并未整天埋头写书，但那部小说却时时纠缠着他，仿佛一道暗流在他身上汩汩流淌。早在一年前，他就写信告诉塞莱斯：“我仍然没有开始工作，可是多亏了真理的启示，我感到身上有一种沉默的动力……可是还得等待。”写小说，也就是一种脱离运动，一次怀胎十月的妊娠。

在这个富有创作激情的夏日，加缪寻找着自我，创造着他最后的小说主人公雅克·科尔梅里，他是克拉芒斯、默尔索、里厄和朗贝尔的兄弟。雅克·科尔梅里的姓名缩写J和C对应着他的两个孩子让和米歇尔，也对应着耶稣基督。加缪心中构思这本书已经有6年之久了。早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之前，他就告诉蓬塞，自己有雄心写出如《战争与和平》那样描绘当代世界的史诗性小说，而他想创造的幽默感是即便托尔斯泰的小说也缺乏的。今天，我们在《第一人》的残稿中并不能看到多少幽默，作家似乎在创作的初始阶段还没有超越感动和温情的心态，又仿佛《堕落》这部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小说已经暂时耗尽了他的讽刺才能。《第一人》的创作计划是雄心勃勃的，内容是传记性的。1955年，加缪甚至想到可以从弗尔一家人以及其他家庭那里汲取灵感：“弗朗西娜一家、沃尔弗拉姆一家……”在斯德哥尔摩，他对一位瑞典记者提到了战前岁月：“我还从没有写过那段日子，也许我的下一部小说可以涉足那段历史。”

加缪告诉夏尔的朋友，法国文学教授乔治·布兰，他产生了一个坚定的想法，“要写一本纯粹的‘教育’小说”。他也告诉布里斯维尔，自己将第一次在书里谈到女人。他将阐明女性在他的成长中起到的作用，赞美她们，因为女性的确是极其重要的。用作家本人的话说，在他此前的作品中，女性形象主要是“神话性”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告诉布里斯维尔，下一部小说将是他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当然，到目前为止，他所做的工作还只是粗线条的，他参照了《战争与和平》，就像参照了弗朗西娜、玛丽亚和密一样。

“既然你无力去爱，那你怎么能够谈论爱情？”弗朗西娜问阿尔贝。

《第一人》具有全景画的气势。为了收集资料，加缪沿着他父亲的足迹，于1959年春天来到阿尔及利亚的乌莱德-法耶地区。在这里他一无所获。在这趟阿尔及利亚之行中，加缪还前往新建的阿尔及尔国立图书馆研读文献，人们认出了他，投之以惊奇和仰慕的目光，特别是那些文科预科生，还有图书管理员热尔曼纳·勒贝尔。现在，他终于可以向于尔班·波尔热展示写在羊皮纸上的关于他外祖父母的文件了，其中包括可以上溯到1845和1872年的婚姻文件。

“我正在写一本关于我的家庭的书。我很满意，自己的活儿干得还不错。”

在他第一阶段充满激情的工作中，加缪对现实进行了变形，但有时也会忘记这样做。圣保罗农庄在他笔下变成了“使徒”农庄。有时，一位年老的小学教师会叫“热尔曼”。现实和历史在初稿中相互交错。戴高乐则让人想到一位“阿尔及利亚的历史人物”。1959年8月，戴高乐巡视阿尔及利亚，9月，他提出了阿尔及利亚自决的方针。但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将独立作为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加缪和玛格丽特·多布莱纳、让娜·西卡尔等人一起吃饭。他的一位现任财政核查官的中学同学告诉他，法国要保留阿尔及利亚，代价过于沉重，除任其独立外别无它途。加缪、让娜，还有所有反对独立的人，他们在尊重两个族群的权利的前提下，又有什么办法去阻止这样的结果呢？让娜曾经是勒内·普利文的左膀右臂，曾数次出任部长之职，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如今她早已失去了政治影响力。至于普利文，已经退出了政府。

在《第一人》中，雅克·科尔梅里站在索尔菲里洛一边和农场主谈话，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

“阿拉伯人呢？”

农场主回答说：

“很好，人生来就是为了互相理解的。他们和我们一样愚蠢与粗俗，血管里流着同样的血。可人们总要先打起来，自相残杀，最后才学会把对方也当个人。国家就是这个样子。您来杯茴香酒？”

加缪早已不再认为，阿尔及利亚问题能够以他认为可接受的方式获得解决，但他仍然以小说的形式表达了一种古老的乐观心愿。在他的描写中，忽然涌现出混合着思乡之情及信念的写作的幸福感，这让人想到《婚礼集》、《夏天》，还有《流亡与王国》，尽管其中的风格并不全然一致。在他的新作中，过去以一种交错的方式照亮了现在，而小说主人公的成熟年纪则映衬着作者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往昔岁月。

情感的突破口一经打开，加缪-科尔梅里逐渐趋近父亲，现在，“这个人（父亲）仿佛比世间任何人离他都更近”。这位曾经视路易·热尔曼和让·格勒尼耶为父的作家现在声明：“我不能给自己找到第二个父亲。”在《第一人》里，维克托·马朗是让·格勒尼耶的化身，他告诉主人公：“向新天地走过去吧。你不再需要一位父亲了。你是独自成人的。从今以后你可以按照你理解的方式去爱他。”一直到主人公成长到29岁，加缪都在他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脆弱、痛苦、紧张、倔强，充满梦想和勇气，又有些玩世不恭。”

“从11月15日以来，我一直隐居在这里工作，进展还不小。”这是加缪从鲁尔马兰写给让·格勒尼耶的话。“这里的工作环境孤独、简朴，对我来说就像修道院里的生活。除了简朴这一点以外，其它的都不符合我的本性，仿佛我是在惩罚自己一样。然而这是必要的。1月初我计划回巴黎去，但待不了太长的时间又会回来。我想，这样的交替工作方式是最有效的，它能协调我的优点和毛病，而说到底，这不就是生活的艺术吗？”

对加缪来说，掌握生活的艺术还意味着逃避盛名带给他的各种不便之处。他的朋友玛格丽特想翻译热尔曼娜·布莱的作品。到目前为止，已有四部研究加缪的著作问世，其中两部的作者是罗歇·吉里约和让-克洛德·布里斯维尔（由伽利马出版社出版），一部是英国人菲利普·托狄所著，他的加缪研究虽有对作家的委婉批评，但基调是善意的；最后一部是美国人热尔曼娜·布莱写的，她是加缪一家人在奥兰时期的老相识。加缪没有附和玛格丽特的提议，因为伽利马出版社认为，短期内在法国推出第三本关于这位诺奖得主的书，未免过于性急，不妨过几年再作计较。加缪告诉玛格丽特：“我很难和伽利马顶着干。”不过他同时表示，如果她能找到另一家出版商，如加尔芒-勒维、德诺埃尔、格拉塞等，他就愿意帮助她：“毫无疑问，在那种情况下，我将向您提供所需的一切未发表手稿。”加缪兴致很高：“我换了发型，恢复了当年在阿尔及尔逍遥自在时的造型，这样做至少能让我找回青春的心态！”

重新找到灵感的加缪心情舒畅。在勃发的想象力面前，真正的作家会急不可待地投入创作。对加缪来说，离开他所热爱的人们，整日无所事事，这样的感觉真是度日如年：“我不知道自己何时能够归来，至少得先完成这篇大部头小说的初稿才成，而我现在还差得远呢。离开此地，我就无法工作。虽然，此地的孤独让人无法忍受，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可是人唯有在窒息中才能进入真正的工作状态。在返回戏剧舞台之前，我还得坚持8个月以写完这篇小说，仅仅8个月足矣。无论如何，我当尽力坚持。”这个地区最美的景致是在11月。橡树林里已是橙红、褐、金黄的斑驳色彩，而松柏林里中还是一片苍翠。白日阳光灿烂，夜晚清辉满地。有时，人们可以闻到薰衣草馥郁的芬芳，甚至可能在林中奇遇野猪走兽。鹰在高天上翱翔，惊起群群乌鸫。远方传来村庄的声响：羊群的咩咩叫声、教堂的钟声，还有汽车进村的声音让人怡然自得。老人们在悬铃木下闲逛休憩。在蒂巴萨度过春天的加缪，现在陶醉在鲁尔马兰的深秋里了。

11月20日晚上9点30分，加缪告诉密：“我几乎整天都在工作，可说真的，孤独太难熬了。我爱生活，我爱欢笑，我爱幸福，我还爱你，你代表了所有这一切，并且还不止这些！让自己戴上锁链，将自己囚禁封闭起来，这太违反我的天性，太违反我血管里流淌的力量了。但愿，我看到自己正在工作，而且已经证明工作是唯一能治疗我那可恶的散漫症的方法，就能从此心平气和！可是我做不到。我心烦意乱，六神难安，咬牙切齿，非得用手拽住自己的脖颈，才能让自己回到书桌前！昨天，因为在外面闲逛了半个小时，我高声斥骂自己长达五分钟。接着，我便老老实实、灰溜溜地重新开始埋头工作了。

“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不满意。有时，一想到要弄清的问题是何等庞杂繁复，我就心胆俱裂。我告诉自己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告诉自己我只能就此断断续续写上几句蠢话罢了。以前，我多少还有些才智，多亏了它，我还能干成点儿事情，不至于像现在这样陷入无休无止的烦闷之中。如今才智枯竭之后，我唯有哭泣而已——可是，为了走下去，我还得继续努力。”

他又想，不管怎样，自己终归能克服每天遭遇的困难，慢慢走向胜利的终点的。两天后，他再次写信给密：“我从未面对过如此厚重艰难的题材。今天下午，我忽然觉得，我的小说人物都获得了某种厚重的特征。自20年前开始艰苦的追寻和写作以来，我还是第一次产生终于接近艺术真理的感觉。一道美丽的闪电撞入了我的心扉，可它是那样短暂！闪电过后，一切复归黑暗，我又陷入盲目和持续的自我怀疑之中。”他对《第一人》寄予很高的期望，也寄希望于更进一步的创作。他告诉让·德·梅松瑟勒：“我仅仅写出了三分之一的作品。这本书（《第一人》）才是我真正的起点。”

12月6日，加缪通知帕特丽西亚·布雷克，他将无法前往纽约观看《卡利古拉》的英语版演出。他在法国南部备感孤独：“……这本书要耗去我几个月的时间。再说你想想，《卡利古拉》和百老汇离我有多远。我唯一挂念的就是你。13年来，你在我心目中就是纽约的全部。今后我会去那里的。”加缪对完成小说信心十足：“当我正在写的这本书出版英译本的时候，我就会去”。《第一人》将属于他创作计划的第三阶段。12月7日，他想去看卡特林娜·塞莱斯。在鲁尔马兰，他还写了一篇调子奇特的短文，是首“散文诗”：

为‘复仇女神’而作，鲁尔马兰，1959年12月。

白马，黑马。一只男人的手控制着两匹暴怒的马。通往坟墓的旅程是欢快的。真理在撒谎，坦诚遮掩着真相。把你藏到光明中去吧。

世界充满了你的身躯，你是空虚的：这被称为完整。

早晨的海滩上传来泡沫细微的破裂声。这响声充满了世界，就像光荣的喧嚣一样。它们俩都来自沉默……

这已经近似夏尔的风格了。末尾处作家写道：

头一觉，在幸福的石板下。

被风播撒，被风收割的创造者，这就是人。他穿过多少个世纪，为生活的一瞬间感到骄傲。

弗朗西娜问加缪，他是不是准备继续住在乡下，圣诞节的假期，她能不能带孩子们一起来这里。加缪回答说：“是的，我想留在鲁尔马兰，因为我一点儿也不想回巴黎，而且我也想尽力多写点东西，沿着这已经开始的盲目的轨迹走得更远些……来访者们不会打扰我，可是他们的离去让我高兴。”他说的是密和罗贝尔·塞雷索尔，他们两人在鲁尔马兰待了几天。“我很高兴过几天没人说话的清静日子，可以深入地写作……这没什么复杂的，我很高兴你们能来，而且我确信这不会干扰我的工作。”

艾克斯-普罗旺斯的法国研究院请求加缪前去演讲，对外国学生谈谈他的作家生涯，他接受了邀请，时间定在12月14日。不过他坚持说，他要谈的是“人的工作”，而不是什么“灵感的启示”。有人提了一个书面问题：您是左派知识分子吗？加缪的回答是：

“我并不确定自己是知识分子。（停顿）至于政治倾向方面，我支持左派，这不以我，也不以左派的意志为转移。”

他心目中的左派，是代表正义、自由和尊严的力量。至于那些连篇累牍的套话、毫无独立性可言的意识形态纷争，以及以新旧左派自居的各个政党及其政治活动，一概与他无关。同时他也并不接受别人把他划入右派。

不是知识分子？他本该补充说，“不是法国式的知识分子”。其实15年前他就做过澄清：“我不是哲学家。我对理性的信仰不够坚定，以至于无法信赖任何体系。我关心的问题是如何行动，特别是在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理性的情况下如何行动。”这一立场他至今未变。他并不是说他不会思考。在1959年，很多知识分子都相信这样一种观念：结果能够论证手段正确与否。这次他们并没有萨特出来指挥，却依然喋喋不休。在20世纪中叶，那些漂亮精致、浮夸而空虚的言辞堪称法国的一项鲜明特征，加缪向来逃不开这些语言的纠缠。就像当年他写《反抗者》时一样，以左派自视的加缪仍然认为，工业社会主义并未改变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条件，尤其是没有改变他们的劳动方式。当然，他也并未赞扬市场及资本主义的功绩。

加缪常常驱车远行，也喜欢以步代车。一天，一个警察拦住了他。作家驾车执照上的职业一栏让警察深感兴趣。这个叫阿尔贝·加缪的人到底写些什么？

“写小说。”

“是爱情小说，还是侦探小说呢？”

“都有吧，一半一半。”

在塞巴斯蒂安-博丹街，阿涅利处理、筛选着来自各方的请求和提问，其中有些问题只能用荒谬二字来形容。12月16日，她收到这样一封电报：“回电资费已代付。请回答第一个问题：元月1日前的10天时间您如何安排？第二个问题：您的下一个10天有何打算？”

加缪无意再成为约拿。不过，对那些严肃的问题，通常他还是会给予答复。有人请求他和莫里亚克、萨特、伯特兰·罗素及马丁·布伯一起签署一份致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请愿书，内容是为莫尔顿·S·索伯尔声辩，这位年轻的学者就像埃塞尔和朱利斯·罗森博格一样，以苏联间谍的罪名被判处死刑。加缪对这个要求表现得很谨慎：“我很不了解索伯尔事件的来龙去脉，因此我无法公开宣布坚信他是无辜的，就像我无法确定他是有罪的一样。”

一家美国电视台希望希德尼·鲁迈特与劳伦斯·奥利弗合作，执导一部根据加缪作品改编的电影。加缪对电影难以忘怀，电影界也没有忽略他。他给罗藏寄去一篇名叫《疯人院》的作品，但自觉并不有趣。相反，他倒是对做演员很有兴趣：“说到电影，我倒是被彼得·布鲁克的拍摄计划吸引住了，他邀请我在其中扮演某个角色，虽然我拒绝了他的提议，但内心不无遗憾。不管怎么说，毕竟我的理智还是占了上风：我只有区区8个月的时间来写我平生最重要的一本书，时间如此紧张，我怎么能够分心他顾呢？我已经告诉布鲁克，如果他的电影不是在今年拍摄，那么我愿意在明年加入他的团队。可惜他已确定从2月（1960年）开始行动，因此我只能对他还有让娜·莫罗（多蒙您向她解释了我退出的理由并代我致歉）表达我的祝愿。”加缪很喜欢和女演员们来往。玛格丽特·杜拉斯根据她本人的小说《如歌的中板》改编了一部剧本，她希望由作家豪尔赫·辛普森或者让-雅克·塞尔万-施雷贝尔，又抑或加缪来扮演其中的男主角，最后定下来的演员是让-保罗·贝尔蒙多。这件事再次触动了加缪：“我尽力工作，以便让自己不再挂念布鲁克和电影。”他始终想着他的剧团。马尔罗身边的官僚们让他愤怒不已：“我总觉得这些人对我们的计划心不在焉，和他们打交道是浪费时间。要办成一件事，我得长年累月地上门、看脸色，可我根本不是这样的人。玛蒂兰剧院那边，我在1月4日或5日得给他们回复，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与此同时，加缪还向罗藏要200000法郎：“我们快到这个被称为戏剧节的季度了（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称呼）。”罗藏告诉作家，与格拉蒙夫人的“中学”剧场的合约没有问题。

在这与世隔绝的、宁静的避居地，加缪回答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份名为《重建》的刊物提出的问题。该刊物在政治上属于极端自由派。作为冷战岁月中难得的插曲，艾森豪威尔此时在戴维营会见了赫鲁晓夫。苏联人在柏林问题上让了步，美国总统则表示准备参加由苏联发起的大国峰会。不过，这短暂的和解气氛不过是如锯齿状起伏的东西方对抗中的小小一幕罢了。

《重建》杂志的问题正是涉及眼下的政治局势：“在您看来，美苏两国代表的会晤是否代表了某种超越冷战，克服东西方世界分裂的可能性？”阿尔贝·加缪回答道：“不。权力会让权力的享有者变得疯狂。”

《重建》杂志：“您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有可能和平共处吗？”（“和平共处”如今是个时髦术语。）

加缪：“已经没有纯粹的资本主义，也没有纯粹的共产主义。权力是可以共处的，因为它们相互畏惧。”

《重建》杂志：“您认为，其它国家有可能在美苏之间作一选择吗？有没有第三种立场可以选择？如果您认为有，那么这三种立场究竟是什么？”

加缪：“我支持联合起来的欧洲，也主张欧洲和拉丁美洲，稍后还要与亚洲和非洲实现联合，不过前提是民族主义的病毒已经失去效应。”

《重建》杂志：“您认为征服太空一事有积极作用吗？（美苏两国正在太空领域展开竞争。苏联人已经发射了半吨重的人造卫星；而让美国民众欣慰的是，1958年2月，木星C号火箭也将一颗14公斤重的卫星送入了轨道。）有人认为，与其在空间领域耗费巨资，不如将它们花在地球上，比如用来解决许多地区仍然没有摆脱的食品缺乏的问题。您怎么看这样的想法？”

加缪：“科学的进步兼有利弊，这一点是我们无能为力的。但至少，面对着那些在技术上堪称奇迹，在政治上却卑鄙无耻的事情，我们决不能洋洋得意，也不能随声附和。”

《重建》杂志：“您怎么看人类的未来？怎样才能通向一个更少压迫，更多自由的世界？”

加缪：“多奉献。停止仇恨。”

加缪接到过很多新闻界的采访请求，为何他优先选择回答《重建》杂志的问题？答案或许是，这是一家外国刊物，而且是自由派。他重新投入《第一人》的创作之中，每天5点起床。吉努太太大约在8点到达。作家总是对女管家说：

“我在田野里遛了一圈。”

他每天清晨例行的散步总是借道卡瓦永公路，经过石灰岩地区和鲁尔马兰城堡，这条路线全长1公里左右，足以让他从睡意中清醒过来。加缪工作时喜欢站在书桌前，或者坐在露台上，一边抽着“高卢”牌香烟或者烟斗。有时他还和吉努太太一起整理他的床：

“两个人一起干，活儿就轻松多了。”

他对吉努太太提起他的母亲：

“她过去很苦。”

苏珊娜·吉努觉得，加缪先生面对这堆积如山的书籍、信件和文件，却总能收拾得井井有条。女主人弗朗西娜不在，房子里总是静悄悄的，因为加缪独处的时候不怎么听音乐。

加缪写信告诉卡特林娜·塞莱斯自己的苦闷：“孤独的滋味真不好受。在冬日的孤村，田野里空空旷旷，除了午饭时分，我整天看不到一个人。对写作来说这是一个理想的环境，我也的确工作得不错。可烦恼总是无法摆脱，它永远潜伏在那里……我看着美丽的景色和面前雪白的纸页，想到自己要走的路，不由得感到沮丧；然后我又鼓起勇气，忘记刚才的胆怯，可要不了一会儿我又觉得自己写的都是些徒劳无益的蠢话。我不顾一切地重新开始，在原地转着圈，想着我要做的事情，可苦苦思索之后还是得不到答案。我仍然没有放弃努力，有时，灵感忽至，一点点光亮透过迷雾，虽然无法照亮一切，但暂时赶走了那无休无止的痛苦，我不由得快活地喊叫起来。尽管丝毫不能让自己满意，但不管怎样我还在前进。我前进的目的是为了证明我在前进，证明我做了这些事情，证明我依然在这里努力，而不是为了证明我有什么天才，因为我压根儿不相信什么天才，只相信时间的付出……为了工作，得懂得自我节制，不能在意享乐吃喝。不工作的日子是我无法忍受的……我继续工作，但成效不大，说真的，我不该坚持这样的节奏。长期的孤独和紧张让人精疲力竭，我唯有尽力支撑罢了。时间很紧张，可上帝创造世界也只用了5天……我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我苦苦坚持。唉！艺术家的生活是艰难和不幸的，也是无法替代的……还有不到半个月，全家人就要到鲁尔马兰来，我得好好利用之前的这段时间……我觉得，写作的功能在我身上被过度开发，现在已经濒临枯竭。这是作家的失败。已经有3天时间，我文思枯涩，毫无进展。不过我还是希望，在回巴黎之前，事情能有些转机。”

在加缪避居鲁尔马兰之初，他常常在奥利耶餐馆吃饭，在那里遇到的热心人常让他不胜其烦。老板娘于是叮嘱告诉店伙计不要念出作家的名字，随便找个什么其它的称呼好了。于是店伙计便向后堂喊道：

“先生点的菜做好了吗？加缪先生等得不耐烦了！”

鲁尔马兰的游客们常常会认出这位诺贝尔奖得主，倒是有些本地居民浑然不觉。有人会把他和同名的电影艺术家弄混。

“啊，加缪先生！您没有说过您是名人，可我现在明白了，我看过您的电影。”

原来他把马塞尔·加缪和阿尔贝·加缪弄混了。

“我受够了，”阿尔贝对吉努太太说道，“您给我做饭好了，这样我才能清静。”

于是从此吉努太太每天给加缪带饭。加缪胃口不大，也不挑剔，他喜欢吉努太太做的蔬菜牛肉汤、加馅儿的西红柿、洋葱馅饼，尤其爱吃水果。他常常把菠萝切成两块，分一半给吉努太太的儿子安德烈。天气很好，一直到圣诞节，加缪每天都可以在向阳的露台上吃饭。

每天早晨，加缪都会穿着法兰绒长裤和羊皮夹克衫去买报纸，并到邮箱取回信件。有一天，他琢磨着关于小说主人公雅克·科尔梅里的一个细节，随口问吉努太太：

“初领圣体一般是在什么时候？”

这时电话铃响了。

“不，先生，”阿尔贝拿起电话筒，“加缪先生不在，我是园丁。”

他喜欢爱抚他的母猫洛丽塔和从阿尔及利亚运来的雌驴帕米娜，与塞萨尔和劳尔·雷诺兄弟时相往来，他还到亨利·鲍马的车库和他聊天，看阿尔弗雷·朗蒂种玫瑰，甚至去看望当地的足球队。就像当年的阿尔及尔大学俱乐部，后来的巴黎圣日尔曼队一样，鲁尔马兰足球队也身穿蓝白相间的运动衫。加缪还不怎么认识当地居民，可村里人已经有了一些打算。加缪告诉于尔班，想到有人要推举他担任鲁尔马兰的市长，他就忍俊不禁：在阿尔及尔时代之后20年，要他再去参加会议，对城乡居民讲话，这会是怎样的场面呢？

“我在鲁尔马兰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墓地，”他说，“我会在里面好好待着的。”

加缪一度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满意，但满意只是暂时的。他向吉努太太宣布了一条好消息：

“您会感到高兴的，我要在这里和全家人共度圣诞节。”

12月21日，加缪写信给已经77岁的母亲：“亲爱的妈妈，我希望你永远年轻和美丽，也希望你永远保持你的心灵，因为它是人世间最善良的……你会很快收到我的节日小礼物的。你要记住给自己买点东西……我紧紧地拥抱你，全心全意地亲吻你……又，向艾蒂安、吕西安和全家人转达我最美好的祝愿。”

在《第一人》手稿的第一页上，加缪将这本书题献给他的母亲：“送给永远不能读这本书的你。”

弗朗西娜和一对双胞胎抵达了鲁尔马兰。加缪对孩子们在学校的成绩很满意。他们上三年级了，正在学拉丁语、希腊语和数学。可是加缪说：“他们没有路易·热尔曼先生教他们拼写，所以在这方面让他们的父亲感到失望。”

12月29日，加缪写信给人在丹麦，正准备返回巴黎的密：“这次令人伤感的分离至少让我们明白，我们彼此是多么需要对方。我过去就知道，现在我更清楚这一点，我是多么依赖你啊。我满怀热情地等着你，我亲爱的、热情的女孩，我的心上人！在你读到我的信的时候，我们只剩下两三天就可以团聚了。”

30日，他又写信给卡特林娜·塞莱斯：“天气不错，有点儿风。我希望风能吹走我的感冒。我关上了书页。和全家人，还有没完没了的来访者在一起，根本没法工作。……一直到星期一，我都只好悠闲度日。我希望能在巴黎重新开始，要是不行，那我还得外出……”同一天，他还写信给玛丽亚·卡萨雷斯：“这是最后一封信，是想告诉你，我星期二到，坐汽车走，星期一伽利马家的人和我同行（他们星期五来我这里）。我一到巴黎就给你电话，可咱们也许现在就可以说好，星期二我们共进晚餐。当然，考虑到路上可能的耽搁，我还得在电话里和你确定晚餐的时间。我给你送去一箱子祝福，愿你永葆青春，愿你的小脸永远美丽，这么多年了，我是多么爱它啊（我也爱看你脸上忧郁的表情）。我把你的支票放在这信封里，愿这封信带给你我心头所有的阳光般的激情。

“我们很快就要重逢了，想到就要看到你，我是多么高兴啊，在写信的时候都会忍不住微笑。我关上文件，不打算再工作了（家人太多，还有家人的朋友）。我有什么理由不去赴你的约会呢？吻你，紧紧地拥抱你，直到我们相见的星期二，在那之后，我才能重新开始。”

12月31日，致卡特林娜·塞莱斯：“亲爱的，这是我的最后一封信了，为的是向你祝贺新年，赠给你一顶温柔和光荣的花冠……我要回来了，这是我所盼望的。我星期二到，可我现在就开始吻你，从心底里祝福你……只要这本可怕的书一天不完成，我就一天得不到安宁。”说到书的“可怕”，当初他也是这么形容《鼠疫》的。

全家人聚在一起吃年夜饭。根据普罗旺斯的习俗，饭桌上有13道甜点：烤饼、橙子、桔子、无花果、巴旦杏……在弗朗西娜和双胞胎来外省度假的这段日子，加缪对妻子说：

“你就像我的妹妹，你很像我，可一个人不该娶自己的姐妹。”

伽利马家的人，米歇尔、雅尼娜，还有阿努什卡乘坐他们的法塞尔·维加牌汽车从格拉斯来了。大家庆祝了安娜·伽利马的18岁生日。加缪送给她一本当代戏剧辞典。

1月2日，大家在奥利耶饭店吃了一顿丰盛的午宴。卡特林娜在复活节的假期里乘坐过米歇尔和雅尼娜的游艇“阿亚”号，她天真地问，下次什么时候可以再坐这艘船？饭后，加缪陪弗朗西娜和一对双胞胎去车站，他们将坐火车前往阿维尼翁。由于米歇尔的坚持，加缪决定和伽利马一家人坐他们的汽车返回巴黎。夏尔也要回首都，但他拒绝让汽车超载，再说，他和加缪一样，已经买了火车票。夏尔经过教堂大街时，加缪匆匆走开几分钟，又返回诗人身边，递给他一张印有自己名字的签头信纸，皱巴巴的，上面还有涂改的痕迹：

“夏尔是唯一不被排除在外的人。没有什么是和他相似的。可他和这个他从未停止对抗的时代相似。他坚不可摧地扎根于他的时代……”加缪在这段话里特别强调：“服从于您与生俱来的那种力量吧！”

1月3日，加缪就他的信件的事打电话给他的秘书。他已经决定拒绝任何“多余的要求”，请“母鹿”为此准备一封标准的谢绝回函。临走时，他和以往一样，将房子的钥匙交给吉努太太，她正在感冒。

“请您注意休息，”作家说道，“我只离开一个礼拜，还要回来做很多事情呢。”

他们出发了。车上除了加缪，还有安娜、米歇尔和雅尼娜·伽利马，以及他们的狗。作家随身的小箱子里装着《第一人》的手稿，已经写到114页，而且是很密集的字体，开头68页是写在他的专用信纸上的，旁边留着空白和涂改的字样。

他们一行人途经康福时，停车看望了马蒂厄一家。加缪再次表示，他过一个星期就会回来。看到法塞尔·维加汽车的强劲马力，雅克·于尔班吃惊不小。

汽车转上了7号国家公路。他们在奥朗日吃午饭，傍晚下榻在马孔附近的“小面包头”旅馆并在那里用餐。第二天早晨他们重新出发，赶了300公里的路，在桑斯简单吃了点东西。伽利马一家人拿阿尔贝和他的女人们取乐，可加缪回答说，他能让她们都幸福。米歇尔坐在驾驶员的座位上，阿尔贝坐在他旁边，雅尼娜把这个位置让给了他：

“谁让你比我高呢？”

在约讷的香比尼和维勒纳夫·拉古依阿之间，离桑斯24公里的5号国家公路上，法塞尔·维加车突然偏驶了，它笔直地冲离公路，撞上了一棵悬铃木，又反弹到另一棵树上，解体了。米歇尔受了重伤，雅尼娜和安娜安然无恙，他们的狗不知去向。阿尔贝·加缪当场身亡。在田野里，一块路边木牌上的时钟正指向13点55分。

加缪曾和朋友们说过，没有什么比孩子的死更可耻，也没有什么比死于车祸更荒诞的了。

这一天，1月4日，马尔罗的顾问皮埃尔·莫瓦诺从文化部写信给作家：“亲爱的加缪，我多么高兴地通知您……”加缪终于得到了他的剧场。他生前的要求有8个月时间都没有得到批准，但最后的结果是积极的。那天下午，罗歇·格勒尼耶照例去雷奥米街的《法兰西晚报》编辑部，他比平时到得晚些，在楼梯上正好撞上报社的一个秘书：

“你到哪里去啦？大家在到处找你！想问你要彼亚的地址。”

“你们要彼亚的地址做什么？”

“怎么？你还不知道？”

5天以后，米歇尔·伽利马死在医院。1月4日当天，阿尔及尔的一位记者拨通了塞罗尔医生的电话，医生又把消息通知了吕西安·加缪。吕西安没有勇气去见母亲，他让自己的女儿保拉和吕西安娜到里昂街去。听闻噩耗，卡特林娜·埃莱娜·加缪欲哭无泪。

“太年轻了。”她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