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步洲到达日本的那一年，是一九三零年。第二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驻我国东北境内的关东军突然炮击沈阳，同时在吉林、黑龙江发动武装进攻。蒋介石采取投降卖国政策，命令张学良“绝对不得抵抗”，并把东北军撤到山海关内。仅仅一天工夫，日军就占领了沈阳。接着分兵侵占吉林、黑龙江。到了翌年一月，东北三省全部沦陷。当时国内爱国军民不顾蒋介石的明令，组织东北义勇军，奋起抵抗。民族矛盾上升，连稍有民族气节的“胡子”即土匪尚且大义凛然，同仇敌忾，与义勇军并肩作战。全国的热血青年纷纷举行集会，或在后方游行示威，宣传抗日，或投笔从戎，奔赴前线直接参战。抗日情绪，十分热烈。

当时的旅日华侨，真正甘愿卖国媚日当亡国奴的投降派，终究是少数。尽管是在日本的领土上，也是义愤填膺，纷纷在各会馆秘密举行集会。家在东北的学生，不顾使馆的劝阻，回国抗战者十分踊跃。

当时池步洲正在东京早稻田大学读二年级，中国留学生的这些爱国活动，他也是参加了的。但他一者比较接近大使馆，听了使馆官员的解释，相信中国政府在这种大事面前一定会有正确的安排，二者自己来日读书，五哥五嫂等于毁家支持，不能半途而废，功亏一篑。因此，一方面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一方面安心读书，静观其变。

但是，“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国内情况并不美妙：一方面日军侵占了东北之后，不断扩大侵略，觊觎我华中、华北；一方面蒋介石坚持不抵抗主义，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继续进行“剿共”内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进行兵谏，迫使蒋介石作出了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投降派、停止“剿共”并联合红军一致抗日等承诺。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内战”停止了，抗日的统一战线也建立起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亲日派企图扩大内战以利于日本侵华的阴谋失败了。

中国国内的政治力量趋向团结、一致对外的形势，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大大的不利，半年之后，即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驻宛平县军队炮轰卢沟桥，举世震惊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我二十九军将士不顾蒋介石“不许抵抗”的命令，奋起抵抗，全民响应，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从此打响了。

消息传到日本，爱国旅日华侨又一次纷纷集会，响应祖国人民的积极行动。特别是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抗日，号召“地无分南北、人无分男女”，一致对外，东京的旅日爱国华侨们精神为之一振，当即奔走相告，互相鼓励，相约回国，共赴国难，短短几天之内，即形成一股万众一心、如火如荼、不可遏止的热潮。

池步洲当时刚刚辞去中国驻日大使馆武官署的职务，得到了这样的消息，情况已经与七年前大不相同：当年第一是学业未就，第二是有大使馆的劝阻，如今学业已经结束，大使馆有了蒋介石的明确表态，也积极支持，第三是平时经常来往的同乡和同学，除了一人决定留下不走继续求学之外，其余三十多人，几乎在一周到十天之内，都纷纷回国参加抗战了。少数几个没走的，也是有别的事情耽搁，过几天都要回国的。尽管池步洲从来不问政治，但是面临着民族危亡，出于爱国热情，当然也想回国参加抗战，以尽华夏子孙的一片忠心。

“留下不走继续求学”的，就是郑谋平。他之所以不走，是根据他自己的特殊情况经过深思熟虑并与池步洲等人商议之后才做出决定的。

郑谋平只有初中程度，家贫辍学后，在一个亲戚家当学徒，尽心尽力地帮助亲戚做生意。他那亲戚为人厚道，每有赢利，多少也给他一点儿分成。他拿到钱以后，也不乱花，而是统统交给亲戚做本钱，等于入股的一般。将本生息，日积月累，居然也攒下了一笔可观的数目。有了这笔钱，他决意到日本留学。那亲戚也尊重他的志向，除提出一笔钱来做盘缠之外，答应每月汇给他足够的费用。他来东京以后一年左右，那亲戚生意做赔了，连他的那一笔资金也赔了进去。不过那位亲戚还有良心，来信说：不管怎么困难，决不耽误他每月所需的费用。因此他的留学，实在不易。

一九三六年，他在一家农业专门学校毕业，本来应该适可而止，毕业还乡，也算是个“日本留学生”；但他不以此为满足，一定要进一家名牌大学。好在他已经从农业专门学校毕业，日语也过关了，就去报考国立东京农业大学，而且得到了免试入学的优待。“七·七”事变起，他入东京农大刚一年多。看见同乡同学们一个个走上了归国之路，去参加神圣的抗日战争，对他来说，当然也面临着一次新的抉择。

郑谋平和池步洲一样，都是不问政治的。但不问政治不等于没有爱国心。他选择留下来继续读书，一是他的东渡留学，十分不易，不能半途而废，二是当时中日并没有宣战，中国大使馆依旧驻在东京，日本政府对留学生也没有下驱逐令，相反学校当局表面上还欢迎留学生继续读书。

后来，事实证明他的留下读书决策，对他个人来说是绝对正确而且成功的。他从东京农大毕业以后，回国当了教授，后来到了台湾，在振兴台湾农业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成就卓著。而当时回国的人，除少数后来去了港台或再次出国不在大陆者外，绝大多数回国抗日的光荣历史都变成了反动史、罪恶史，尽管最后得到平反，但是苦头却都吃足了。

池步洲的情况，既与郑谋平绝不相同，也与别的留学生大有不同：别人大都无牵无挂，提起腿来，说走就能走；而他已经是一个五口之家的家长，要回国抗战，当然要全家一起走，这等于要他亲手把刚刚建立起来的美满小家庭彻底毁掉。何况他的妻子是一个日本贵族，第三个孩子又刚刚出世不久，连名字都还没起，即便在平时，要动员这样的妻子离开日本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去，就已经够困难的了，何况现在是非常时期，到中国去不是当官、当教授，而是去抗战，也就是去反对她的天皇，当然更是难上加难。如果她也从“爱国”出发，来一个“两国交战，各为其主”，从此分道扬镳，各奔前程呢？事情可就难办了。

正因为池步洲有这种特殊的困难，“七·七”之后的十天之内，他送走了一批批的同学，东中野“闽租界”里的闽人，除了决心回国但还有别事耽搁者外，最后就只剩下他和郑谋平两个人了。

难办的事情还是要办，难于开口的话也还是要讲。池步洲采取了“攻心为上、感化为主”的怀柔政策，先不提回国抗战的事儿，只给妻子讲解日本军队几年来得寸进尺地侵略中国以及中国人民被迫抗战的现状。白滨英子一者对丈夫子女爱护备至，二者经过丈夫的剖析，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扩张侵略逐渐有了认识；对于是非善恶、强权正义等等，也逐渐有了分辨能力。到了这个时候，池步洲方才说出了自己的打算。丈夫的赤胆忠心，深深打动了白滨英子，尽管她也明白，只要自己一点头，随之而来的阻力，将不知道有多多少少；随之而来的磨难，更不知道有多多少少。几经痛苦的思考与斗争，正义感终于战胜了狭隘的个人得失，白滨英子眼噙着热泪，毅然说出了“我理解你，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你到哪里我也到哪里；你干什么我都支持你”的肺腑之言。

正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发生了一件十分意外的事情，促使他不得不立即采取行动，急速离日回国。

东中野“闽租界”里的闽人，常常在池步洲家聚会，这事儿引起了警察的注意，就派了一名年轻的警官来监视。这位警官并不穿警服，但却不掩饰他的身份。什么时候来也不一定，有时候闽人们正在聚会的时候来，有时候家里没客人他也来。闽人们大都认识他，也知道他负有监视大家的使命。当时大家的态度是：心中无冷病，不怕吃西瓜。反正聚会确实是友谊性的，并无“非法活动”，更没有整治性活动。时间长了，这位警官成了池步洲家的熟人，把监视对象变成了朋友，经常来聊聊天，留他吃饭也不拒绝。

“七·七”事变后的第十一二天，这个警官忽然匆匆走来，悄悄儿地对池步洲说：“你能走的话，尽量早点儿走。警方很注意你。再不走，有可能要拘传你了。”

池步洲大吃一惊。自己没有任何非法活动，凭什么上了黑名单？考虑到那是个“非常时期”，一切不能以“常情”来分析，最干脆的办法，就是一走了之。于是再次商之于妻子：走，还是不走；走的话，越早越好。

英子小姐的思想工作已经做通，随时可以跟他“开路”。她只有一个要求：离开日本之前，让她回神户向父母家人告别。此外，为避免牵连家人，她到中国之后，必须改换一个名字。经过商量，她按照中国习惯起了个华人的姓名：白须宾。

这样的要求，当然是合情合理的。于是，池步洲稍事摒当，处理了家具什物，打点好行装，即于七月二十五日——也就是“七·七”事变后的第十八天、蒋介石宣布抗战以后的第八天，携妻子儿女先从东京到神户，去辞别白滨家人，然后即从神户启程，返回祖国。

从时间上看，并不算太晚，但乡友们几乎已经走光，只有郑谋平一个人送他到火车站了。

事后得知，池步洲走了不久，有个叫徐继超的同乡人，本已决定回国，因有他事耽搁，竟被警方拘留了好几个月之后，才放他回福州。池步洲如果再晚走几天，可就危险了。

白滨英子有了孩子以后，也曾经回神户娘家去过，对于女儿的任性，做父母的虽然一直不原谅，但是既然已经嫁出，也不继续为难她，女儿回家来，也客客气气地接待，只是从来不到女儿家去，连有了外孙举行满月、周岁的庆典，外公、外婆也没有到东京去走动过。

池步洲带上妻子儿女和行装，到了神户英子的娘家，两口子一起向父母婉转地说出了自己的决定。于是，一个在池步洲脑子里萦回已久却不便明确说出的顾虑和担心，终于在意料之内出现了。

白滨家族在神户是望族。白滨家族的老人们，对天皇的信仰，就像教徒们信奉真主、上帝一样。天皇的意志，就是他们的意志。这是绝对不容怀疑的。当时的中日战争，在中国人看来，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但是日本天皇的诏书，则说这是一场“圣战”，目的是建立一个“大东亚共荣圈”，以高贵的大和民族为中心，在中国的土地上建设“王道乐土”。因此，每一个日本人，都要为实现这一光辉的计划去参加天皇号召的“圣战”。作为日本的望族，白滨一家当然义无反顾，只能作出贡献和牺牲，决不能迟疑、观望，更不能破坏、反对的。

五年以前，白滨英子根据自己的意志，嫁给了中国人池步洲，家人们就已经很不以为然了。中国的贫穷落后，中国人的惰性，在白滨家人看来，是无法改变的事情。中国人只有长期居住在日本，才有所作为。当年英子小姐“下嫁”中国人，白滨家族之所以能够容忍或曰不予追究，只因为池步洲确实是中国人中的佼佼者，而且有可能长期居住在日本。没想到这个叛逆的女儿越走越远，就在天皇的诏书刚刚颁布不久，不但不动员自己的夫婿为“圣战”作出贡献，相反还要跟随决心抗日的夫婿到中国去，这简直是太大逆不道了。即便是在平时，白滨英子要随丈夫到中国去，尚且会遭到家人们的反对，何况这一次去中国，是去抗日，也就是去反对天皇，去破坏“圣战”，作为望族的白滨一家，怎么能够容忍呢？

但是望族也有望族的行为准则和风格：嫁出去的女儿，按传统习惯，要改从夫姓，不再算是家族的一分子，一切行动，在不伤害母家的前提下，悉听夫家的意志。为此，白滨家人宣布：如果英子小姐一定要跟丈夫去中国，白滨家人不加干预，但从此以后不单英子小姐不许再与白滨家族有任何来往瓜葛，由于中日两方已经交战，现在是敌国，以后不论英子小姐是死是活，都不许再回日本来。

这样苛刻的条件，是池步洲所始料不及的。他也曾经估计到她父母亲族会反对，会阻止，但没想到白滨家人竟会绝情到如此地步。仔细想想，也不奇怪，人人都有祖国，各人都为自己的祖国着想，原也无可厚非，这是一个公民的基本立场。至于这种政治立场是对是错，那是受政治制度、民族感情、传统意识、教育程度、思想体系……等等许多因素的影响而转移的。在当时，已经有许多中国留学生因回国抗战而与情侣分手、与妻子离异，池步洲是个有头脑的人，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第一，不论遇到什么阻力，回国抗战的决心绝不动摇；第二，妻子如果囿于国家民族的感情、迫于父母家族的严命，不能一起去中国，他也绝不勉强。但是一子二女是中国人，他有义务、有责任把他们培养成人，长大以后为祖国效劳。

时间虽然紧迫，但是问题必须冷静处理。英子小姐奔走周旋于父母丈夫之间，商量，斡旋，乞求，哀告，讲理，撒娇，那几个焦心、苦恼、伤痛、不眠的日日夜夜呀，所有的话都讲尽了，眼泪也几乎流干了，但是丈夫这边，回国抗日的主意绝不改变，父母家族这边，胆敢反抗天皇的女儿尚且不认，遑论女婿！

两边的感情都是恩深似海，难分难舍，但两边的态度又都斩钉截铁，绝不动摇。选择只有一个：要么选丈夫，要么选父母，作为一个女儿、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她可是两者都割不断，两者都要哇！

似乎是谁都没有错，错的是日本姑娘，不该嫁给中国男人！不，是日本政府，不该侵略中国！

从神户开往上海的航班，日期是固定的，池步洲归心似箭，绝不会为此推迟行期。英子小姐必须在开船之前做出去留的决定。

难哪，实在是难哪！

一个女人，一个嫁了人的女人，一辈子总是与丈夫子女厮守，与“娘家人”的关系，总是越来越疏远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天平上的砝码，似乎是丈夫这边要重一些。英子小姐经过反复思忖，掂掇轻重，其间更主要的是池步洲再三开导关于侵略与反侵略、正义与邪恶的区别，终于痛下决心，打定主意与家族决裂，跟随丈夫到中国去。

整个白滨家族，都视英子小姐为叛逆，都鄙视她，谴责她。她还有两个姐姐，但是都嫁出去了，当时不在神户。只有她的弟弟白滨正太郎比较明白道理，很同情姐姐的处境。但是处身在封建大家庭，他也无力反抗，只能在没有人的时候，悄悄儿安慰姐姐几句。

池步洲定好了“上海丸”的船票，等待回国。

动身的那一天，白滨家族像外交官送行一般，客客气气地把已经不是女儿的女儿和不是女婿的女婿送出了大门口，等他们上了马车，就进门去了。

英子小姐怀里搂着儿女，眼看着隐没在大门里的父母亲的背影，痛哭失声。

神户，是兵库县首府，城市建在沿海平原和山地的低坡上，自古以来就是交通孔道与军事要地，一八六七年辟为通商口岸以后，成为日本仅次于横滨的第二大港，是日本的重要工业中心。特别是在战争期间，钢铁、造船、机械、化工等等工业都有长足的发展。六十年前，神户主要还是个商业海港，人口不足一百万。神户的远洋码头，也还相当简陋。码头外面，到处是人力车和小贩在招揽生意，码头里面，旅客和力夫来来往往，熙熙攘攘。池步洲的马车来到码头，白滨英子方才止住了啼哭。当即叫了几个力夫，扛上皮箱、行李，进入码头里面。

中日开战后，日本的平民百姓去中国谋生的当然少了，上船的几乎全是中国人。池步洲西服笔挺，戴着眼镜，白滨英子穿着旗袍，讲的也是中国话。没有人会发觉，这个五口之家，其中有一个成员是日本人。但是池步洲有一个极大的疏忽：他教会了妻子说中国话，却没有想到要教会孩子们说中国话。两个小的不要提起了，长女美惠子正好三周岁，一张小嘴咭咭呱呱地已经很会讲话了。可惜她只会讲日本话，不会讲中国话。孩子嘛，总不免要淘气，何况是在这样的场合。于是做母亲的就连连呵责，当然讲的也是日本话。那时候，码头上密探和警察密布，白滨英子是个日本人的身份，在不知不觉间暴露了。

池步洲一家五口正要上船，不知道是出于汉奸的告密还是密探的侦缉，忽然来了几个警察，第一，认定白滨英子是日本人，第二，宣布日本人出国护照上必须有她父母的签字认可才能放行。他们以英子小姐的护照手续不全为借口，百般刁难，把他们一家扣留在码头上，任凭他怎么分说，就是不许他们上船。再不然，只许池步洲带着子女回国，把白滨英子留下。

眼看所有的旅客都上船了，轮船开航在即，池步洲急得一脑袋油汗。如果这一次上不了船，夜长梦多，下一次还会发生什么波折，谁也无法预料。

正不得开交，恰好英子的弟弟白滨正太郎瞒着父母赶来送行，遂出面与警方交涉，经再三说明姐姐去中国，父母都是同意的，并代表白滨家族在护照和警方的文件上签了字，白滨英子方始获准放行。

船上的汽笛已经第三次拉响，池步洲二话不说，急忙找了几个力夫，扛上行李，匆匆登船。这时候，距开船时间，只有三分钟了。

汽笛最后一次拉响，轮船徐徐离岸。池步洲和白滨英子怀抱着孩子，站在船栏杆后面，与码头上的弟弟挥手告别。白滨英子红了眼睛，几乎又要号啕大哭；尽管“男儿有泪不轻弹”，事到如今，池步洲不禁也流下了苦涩的眼泪。他们一个在想：这一别，恐怕再也没有相聚相见的日子了；一个在想：中日两国，情深谊长，如果不爆发战争，永远友好，该是多么理想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