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丸”航行了两天两夜，终于在八月初平安到达上海。

池步洲一家五口，四五件行李，抱一个，背一个，牵一个，雇了几个力夫，总算在潮水般的人流中挤下了船来。但是没人接，烈日下站在码头上搔首踟蹰，不知如何是好。

幸好当时上海的旅馆业竞争激烈，各以住房舒适、价格低廉、服务周到为招徕，每逢远洋客轮靠岸，都派人到码头来招揽生意，手持旅馆的照片，嘴里滔滔不绝地介绍地理位置如何适中，上车上船看戏逛街全都方便，服务态度如何热情，一日三餐免费供应等等。一旦说动了的客人，得到了首肯，立刻在行李上贴上某某旅馆的标签。他们与脚行都有合同，只要一招手，就有人把行李都拉走，然后旅客集中，统一用汽车送到旅馆里。人到，行李也到了。

池步洲没到过上海，也不懂上海话，只好傻子过年看隔壁，一切都学人家的样子，“随着大流”就到了旅馆里，开了一间有两张弹簧床的房间，茶房不仅沏茶送水，连饭也送进房间里来，服务确实相当周到。

池步洲总算回到了阔别八年的祖国。三个孩子，“一始扶行一初坐，坐啼行哭牵人衣，”，一个刚刚会讲话，咿咿呀呀说什么，只有妈妈能听懂。日本姑娘白滨英子虽然已经成了中国妇女白须宾，却还是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国土，面对这个既熟悉又陌生、既文明又封建、既进步又落后、既美丽又肮脏的中国第一大都会，看一切都感觉到既可爱又可憎，既新奇又平常。

世界上的事物，无不是相对的。一个聪慧的天才，在某些方面也许跟白痴差不多少。池步洲就是这样。他在学校里读书，不论数理化还是文史哲，都是一点就透，用不着老师讲第二遍，人人夸他是“奇才”；但是在人际关系上，特别是在政治方面，却特别幼稚，简直是个典型的书呆子。

他出国留学，一心只想学成归国为桑梓效力；毕业后留在驻日大使馆武官署工作，也是你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做到忠于职守，秉公办事，不卑不亢，如此而已。至于别的事情，凡与我无关的，一概不管。一听说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武装侵略中国，国难当头，民族危亡，就再也坐不住了，心心念念，只想回国抗日，与全国人民共赴国难。实际上，他出了校门就出国门，对于中国的社会、国情、政治现状等等，即便不是一无所知，也是知之不多的。

按照他的想法，像他这样出于一腔爱国热情回国来抗日的青年知识分子，一踏上故土，就应该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热烈欢迎，应该立刻分配他去工作、去拼搏才是。万万没有想到，在举目无亲的上海，你想尽忠报国，没有过硬的人际关系，竟也是报效无门，寸步难行的。

池步洲的五哥步云，离开葫芦岛航空学校以后，到了十九路军。十九路军入闽，池步云担任保卫团干部训练所军事教官。一九三三年十九路军联合李济深反蒋，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不久在蒋介石重兵进攻下失败，池步云逃亡到青岛，本想依附海军故旧，只因他是十九路军的人，没人敢安插。辗转到了南京，才在陆军军官学校工兵科当了个地形教官。池步洲离开日本的时候，得知哥哥全家都在杭州，但却不知电话号码，所以他一到上海，第一件事情就是给杭州的哥哥写信，告诉他自己住在哪个旅馆，电话号码是多少，要他哥哥赶紧来电话联系。

池步洲一面等哥哥来电话，一面出去找政府部门要求安置工作，不问职务，不计较工薪，只要是抗日的就行。妻子则拖着三个孩子困守旅馆，寸步难行。他像没脑袋的苍蝇似的，在上海滩乱碰乱撞地飞了两天，什么问题都没解决。尽管他大义凛然地侃侃而谈，开口救国，闭口抗日，人家却把他当成是找饭吃的“西装瘪三”，再一听他是刚从日本回国来的，更用怀疑的眼光瞟他，没说出难听的话来，算是他沾了衣冠楚楚、一表非俗的光了。

上海到杭州的信件，一般两天可到。第三天，哥哥的电话就来了。对于弟弟的回国抗日，似乎已在他的意料之中。他告诉弟弟：时局紧张，军校停止一切活动，他已经奉召返回南京，不日即可到达上海，要他在旅馆里静等。

又过了三天，哥嫂一家也到了上海。哥哥在上海有比较要好的熟人，十来个人暂时挤进了朋友家里，暂时解决了吃饭住宿问题。

兄弟八年不见，两妯娌还是初次谋面，都有一肚子说不完的话儿要倾泻，从家事扯到国事，从中国扯到日本，从上海扯到故乡。但是没让他们消消停停地说上几句，由于日军处心积虑地制造事端，时局又有了突然的变化。

八月九日，有日军官兵两人乘坐一辆军用汽车，向上海虹桥飞机场大门口开去。门口的守军向他们扬红旗命令停车检查，日军官兵蓄意挑衅，不但不停，反而开足了马力猛冲。守军无奈，只好开枪，将车上的两名官兵击毙。卢沟桥事变以后，特别是蒋介石七月十七日在庐山公开宣布抗战以后，中日双方虽然还没有在华东发生战事，但是局势已经非常紧张。日本帝国主义正愁没有可资利用的借口发动华东战事，所以故意制造这一事端，然后以此为借口，一面向我方提出强烈抗议，一面公然在我国领土上陈兵布阵，摆出一副立刻就要开战的架势。

这一下，上海的形势更加紧张起来，日军飞机就在市区上空盘旋，我驻沪陆军部队迅速做好了一切准备，十字街头已经垒起了沙袋、修起了工事，战争几乎一触即发。胆小怕事的，不愿做“乱世民”的，纷纷外逃；胆子大的，特别是住在租界区的，以为战事与我无关，大佬们依旧灯红酒绿，浑浑噩噩，小市民依旧蝇营狗苟，锱铢必较，全没有大敌当前，应该意气风发、同仇敌忾的抗战气氛。

兄弟二人商量：朋友家里，不能久住。上海举目无亲，找不到关系，走投无路，何况眼下局势如此紧张，更不能拖累朋友。南京是国民政府的所在地，那里留日的老同学多，只要找到他们，就可以共商抗日大计，总会有些办法的。再说，上海如果一打起仗来，想走恐怕都走不掉了。但是贸贸然全家奔去，也太冒险。两全的办法，是先去一个人观察一下，有了眉目以后，再回上海来接家属。

于是当机立断，让哥哥留在上海照顾两家的家属，池步洲肚子一人在八月十一日也就是“八·一三”的前两天，趁火车到了南京。

池步洲到了南京，才发现政府各机关部门，从国民政府到市政府，几乎全都已经撤退或正在撤退，只留下一个空架子、一块空牌子，什么公务也不办。

日本留学生，只找到办中国文化服务社的刘伯闵先生和在警官学校任教的郑宗楷先生，而且他们也都在忙着撤退，无暇顾及别的事情。境况和在上海也不差多少。

刘伯闵是早期的留日学生。他与陈立夫、陈果夫关系密切，从日本回来，即在南京设立中国文化服务社，设有书店出售各种书籍，其中日文书占一定比例，所以需要有个人在东京帮他进货并邮寄。这件事情，经人介绍，就由好管闲事又好交朋友的的池步洲当上了“代办”。干这差使，不但完全是义务劳动的，多少还得贴上一些邮费。

这次池步洲从东京回来，找到了刘伯闵，两人虽是多年的故交，却还是初次谋面。那时候，刘伯闵正忙着内迁，也无法分身帮他奔走。只告诉他政府部门在南京设了一个“华侨招待所”，凡是回国参加抗日的华侨，都可以免费供应食宿。池步洲经他指点找到了这个地方，暂时住了下来，工作的问题，一时间还不知找谁是好。

两天之后就是“八·一三”，上海开战了，难民像潮水般涌来。池步洲一心两挂，担忧哥嫂及家属的安全，真是寝不安席，食不知味。幸亏哥哥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遇事不慌，冒着连天炮火，带着两家家口，居然平安地退到了南京，而且通过同乡找到了弟弟。兄弟妻儿见了面，池步洲心中一块石头方才落了地。只是仓促离沪，孩子又多，池步洲从日本带回来的五个箱子，只随身带出一个来，其余几个，都放在友人的家中，无法带来了。

时间紧迫，池步云急于要到军校报到，因为军校也要撤退到成都，万一迟到了，可就赶不上了。尽管兄弟八年不见，有许多话要说，池步洲一家如何安置，还没有眉目。可是身在官中，没有自己的自由，也无可奈何。

不久池步云就随同军校迁到成都，两家人才相见又别离，真是见也匆匆，别也匆匆。接着刘百闵先生的文化服务社也迁到了内地。从此，池步洲一家人留在南京，过上了举目无亲、无人过问的日子。

池步洲一家在华侨招待所住了两周，工作根本就没有眉目，居住期限却到了，所里一次次通知搬迁。幸亏郑宗楷奉命撤退，空出来的房子反正不会有接替的房客，可以让池步洲一家暂时住下，招待所也答应每天的中午饭继续供应。一家人总算栖身有所，免受饥饿。

更糟糕的是：上海成了前线，南京成了第二线，每天都有几批敌机飞来轰炸，空袭警报不断。市民们人心惶惶，商店大都关门，纷纷逃往乡下，市面立刻萧条下来。日机几乎天天来轰炸，郑宗楷的住房附近又没有防空洞可躲，每逢空袭警报，池步洲一家五口只好蒙着被子躲到了桌子底下。炸弹在附近爆炸，门窗上的玻璃，都被炸弹爆炸的气浪震破了。孩子们吓得“哇哇”直哭，池步洲却抱着小的，搂着大的，依然谈笑自若，还像街头演说家似的侃侃而谈，鼓励妻子振作起来：“既然立志抗日，就要做好为国捐躯的准备，万一炸死，也是为国捐躯，尽管那是无谓的牺牲……。”那时候的池步洲，心心念念，只有“抗战”二字，身家性命，全不顾了。

就这样，池步洲一家在南京又住了一个来月。工作的事儿，竟无人过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