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步洲四处游说，四处碰壁，竟好像抗日战争，不需要他这样的人才似的。正在他搔首踯躅，绕室彷徨，无计可施之际，一天中午，他照例到招待所食堂去吃饭，饭后到阅览室看报，偶一抬头，忽然看见一位熟人：当年的留日同学陈固亭。于是，事情终于有了突然的转机，池步洲的人生道路，从此也有了一次大的转折。

在日本期间，池步洲和陈固亭是比较好的朋友，结交约有三年之久。陈固亭是陈立夫、陈果夫的嫡系，又是国民党东京直属支部的常委，由他出面主办《留东学报》月刊。

三十年代初期，国民党一者是个执政的大党，二者看上去也还有些新兴气象，因此留学生中也有不少人参加。陈固亭知道池步洲不问政治，只知读书，是个书呆子，因此一开始并没有动员他参加国民党，只是要他给《留东学报》写文章。他碍于情面，就经常为这个刊物写稿子，前后共发表过二十多篇文章，其中有《日本国民性之研究》等几篇，还被夏衍主办的国内著名刊物《文摘》转载过。不过这个学报并没有稿费，写文章不过是尽义务，当然也是一种兴趣。

那时候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建立苏区，开展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在国外当然不可能公开打出旗号，而是以外围组织“社会科学同盟”的名义在留学生中间活动，与国民党针锋相对，争取留学生参加。有一个留日学生叫谢叔良的，是社会科学同盟的盟员，来动员池步洲参加盟内主办的读书会，说是学习河上肇的几本名著。池步洲迫于情面，也去参加过几次，对于书中所讲的社会主义社会各尽所能，按劳取酬，没有剥削，人人平等这些道理倒是很感兴趣，认为如果真能实现，不失为一种良好的社会制度。但是后来发现社会科学同盟中有一个姓齐的领导人，每逢留学生们参加神田区神保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集会的时候，如果有国民党方面的人上台发表演说，总要组织一批人在台下跺脚、吹口哨甚至高喊口号进行捣乱。对于这种做法池步洲非常反感：第一，观点不同，意见不合，可以上台发言，进行辩论，有理无理，越辩越明，何必采取这种江湖上无知识会道门才使用的无赖行径？第二，大家都是中国留学生，主要目标都是读书救国，在这一大前提下，只要是有志于复兴国家民族的人士，不是出卖祖国利益的汉奸，都应该团结起来，不应该为了小小的观点分歧闹分裂。他曾经把自己这些意见跟谢叔良提起过，但是后来又去了几次，发现社会科学同盟的人依旧如此，觉得裹进这种无谓的纷争中没有意思，就不再参加活动了。姓齐的负责人曾经找池步洲问他为什么不再参加学习，池步洲以学校里功课繁忙为辞，姓齐的也不勉强。从此池步洲就与社会科学同盟脱离了关系。

就在这个时候，陈固亭要回国一两个月，来向池步洲辞行的时候，说起“现在国家正在建设三民主义，需要大批人才，你在《留东学报》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已经有一定的影响，如果参加国民党，毕业以后的出路是不成问题的……”等等。每一个留学生，特别是自费留学的学生，毕业以后的出路问题，当然是人人关心的，池步洲也不例外。不过那时候离毕业还早，就漫应了一句：“现在你忙于回国，我离毕业也还有一段时间，等你得便的时候再说吧。”

两个月后陈固亭重返东京，第一次与池步洲见面，就拿出一张“特别入党证书”，说是一切手续都办好了。同时解释说：所谓“特别入党”，就是不用经过预备党员阶段，即成为正式党员的意思。他这样热情地“送货上门”，池步洲碍于情面，也不便推辞，只好郑重声明：“我忙于功课，不能参加党务活动。”陈固亭也连连点头说：“那没关系。”

就这样，池步洲成了国民党的“特别党员”，而且终其一生，确实没有参加过任何党务活动。这也可以算是他这个“特别党员”的特别之处吧。

陈固亭是在“西安事变”以后即回国的，比池步洲早半年离开东京。那以后，两人也经常书信往还。由于陈固亭跟陈立夫、陈果夫关系密切，不久就在陕西省省政府社会处当上了处长。池步洲仓促回国，事先没有也来不及跟陈固亭打招呼。这次在华侨招待所不期而遇，纯属偶然。

他乡遇故知，乃是人生四大乐事之一，池步洲立刻把陈固亭请到自己的住房里来，杯酒相待，晤谈竟日。陈固亭从西安来南京，是为开展抗日救亡的社会工作找国民政府的，但是晚了几天，政府的上下官员们忙于撤退搬迁，无人过问这些事情了。陈固亭听说池步洲回国来抗日，却不得门路，也忿忿然地说：“你的爱国赤忱，人所共知。只因你回国之前没跟我取得联系，以致今天陷于困境。以你的才学，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何愁找不到报国的门路？你放心，我一定给你找一个适当的抗日岗位。”

两天以后，陈固亭来找池步洲，开门见山地说：“中央要找几个精通日语的人专门研究日军军用密电码，我看你倒是个合适的人选，只是不知道你肯去不肯去。”

池步洲一愣，这可太出于他的意料之外了，也直截了当地回答：“你知道，我在日本是学电气工程的。后来在大使馆供职期间也学过经济学。电气和电码，尽管都和‘电’有关，那可完全是两码子事儿啊！对于密电码，我是一无所知；想学也没地儿学去，肯干也干不了。你还是另请高明，给我安排一个我干得了的事儿吧！”

陈固亭听池步洲说得那么干脆，再想想，他说的话也不无道理，不敢过于勉强，留下一句话：答应给他另找合适的工作，就走了。

又过了两天，陈固亭再次来找池步洲。池步洲还以为他给自己找到合适的工作了，兴致盎然地接待了他，不料陈固亭一开口，还是那件事儿：“我再三琢磨，让你去研究破译密电码，算是最最适当的人选了。密电码的确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可国内还没有一所专门的学校教这一门功课，所以对任何人来说，都是要从头学起的。研究日军的密电码，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懂得电工原理，第二要精通日语，第三要有一个逻辑缜密、思维严谨的的头脑。这三条，你不但全都具备，而且还有一颗抗日救国的赤心。所以我想：这件事情，只要你肯干，相信你一定能干出成绩来。”

池步洲却还在犹豫：“不是我不肯干，你应该懂得‘隔行如隔山’这个道理。电工跟电码，完全是两码子事儿，根本就扯不到一块儿的。我全家从日本赶回来，一心只想为抗日救国出一点儿力气，不是回国来找个差使糊口。要不然，我在日本呆得好好儿的，至少吃穿不愁，何必回国来呢。你交游广阔，神通广大，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有熟人，还是帮我在别的方面再想想办法吧。”

陈固亭却不死心，继续动员：“你不是要为抗日出力吗？破译日军的密电码，这可是最最重要的抗日岗位了。你想啊，要是你能把敌人的密电码破译出来，敌人的行动，咱们事先都知道了，打起仗来，还有个不胜的吗？这就是兵书上说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你要是能把敌人的密电码破译了，等于给我方增加了几十万兵力，这几十万兵还不是普通的兵，而是天兵、神兵，你就是这支天兵、神兵的总司令，他们全都听你的指挥。这样的岗位，还不重要吗？”

池步洲听他这样说，似乎意有所动，但又不无顾虑，搔首踟蹰，一时决断不下：“这件工作的重要性，我绝不怀疑，可是我对密电码确实是一窍不通啊！”

陈固亭听他松了口，知道他心里已经肯了，就给他解释说：“这件事情，当然不是靠你一个人去做，他们那里已经有一帮人在做了。那些人，都是从事中文密电码破译多年的专家，对密电码是很有研究的。只是他们不懂日语，想破译日文的密电码，确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要你肯跟他们合作，这事儿就不难了。反正你现在也没有别的事情，干得了干不了，先去试试看，怎么样？”

池步洲一者为“如能译出日军的密电码，等于在前方增加了几十万大军”这句话所打动，二者听说还有许多专家和他一起研究，并不是让他一个人去瞎摸，胆子就大了起来。他这个人，从不相信世界上竟有学不会的事情，于是欣然表示：“只要为抗日救国出力，叫我干什么都行。那就让我去试试看吧！”

事情就这样说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