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夏天，国民政府迁到汉口。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接受日本政府的委托，提出六项条件，出面调停日蒋和谈。

这当然是一个骗局，也是一个笑话：日本出兵侵略了中国，然后提出条件来要求和谈，完全是不折不扣的强盗逻辑。所谓条件，无非是割让领土、出让主权之类，正是日本政府动用了武力妄想得到而还没有完全得到的东西，中国政府如果还不想公开卖国，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中国政府一宣布不接受，日本政府就说中国政府没有和平的诚意。这种狼子野心，不言自明。何况当时的局面，日军已经侵占了整个东北与华北、华东的一部，国军京沪战败，退守武汉，日军正在调兵遣将，企图西上。这种兵临城下的“和谈”，不是玩笑，也是一种威胁。蒋介石当时即便很想投降，也不敢在全国人民抗日情绪空前高涨的节骨眼儿上冒天下之大不韪干这种傻事儿。因此“和谈”没有结果，蒋介石在庐山会议上被迫宣布：战端一启，则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全民都应奋起抗战。

形势逼人。早在南京时期，蒋介石就曾要求各机关部门广泛物色精通日语的留日学生从事日军密电码的破译研究，其结果，是中调科通过陈固亭的帮助找到了一个池步洲，别的部门竟连一个也找不到；可是半年多来，机密二股的报务员虽然日夜苦战，却连一份日军的密电也没截到，更不要说从事研究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尽人皆知的最起码的军事常识。蒋介石得不到日军的情报，两眼一抹黑，布兵被动，结果连连挨打。为了扭转局面，特地把他的内弟、军委会机要室主任毛庆祥找来，要他在最短期间内运用一切办法突破这一缺口。

毛庆祥把各部门中对密电码有研究、有成就的专家学者都召集起来，其中有交通部电政司的温毓庆和霍实子，中调科的徐恩曾和李直峰，军统局的郑介民、魏大铭、陈祖舜等人，借汉口银行公会会议厅开了一个秘密会议，讨论如何破译日军的密电码，以便从中得悉日军是否要进攻武汉、是向西北进攻苏联，还是向南进攻英法属地……等等情报，供蒋介石参考决策。

会议经过讨论，觉得这方面的人才本来就不多，如果各自为政，分散经营，成果不大；因此当务之急，是集中优势力量，急速成立一个秘密机构，专门从事日军密电码的破译研究。最后会议决定：从各有关部门中把研究电码的人才集中汉口，成立一个“日帝陆军密电研究组”，以毛庆祥为组长，总负其责，霍实子为主任，李直峰为副主任，负责破译研究的技术问题，聘请温毓庆、徐恩曾、郑介民、魏大铭为顾问，参与侦译的设计。此计划报请蒋介石批准以后，就开始调集专门人才。

对这项决议，四个单位中，以中调科的徐恩曾态度最明朗，执行得最为坚决，行动也最为积极迅速；而交通部密电检译所的温毓庆却态度暧昧，给自己留了一手，执行得最不坚决。

徐恩曾行动积极迅速，是因为中调科正在陈立夫、陈果夫的策划下筹备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也就是“中统局”，组织和机构正好都要大变动。他表示可以让机密二股带经费和电台合并到密电研究组来。

对于徐恩曾这种爽朗的态度，毛庆祥当然是求之不得，欢迎之至。于是，一九三八年六月，也就是中调科改组为中统局之前的两个月，李直峰带领池步洲等原中调科机密二股的二十多名属员到汉口报到。

这一调动，池步洲与中调科的关系也就结束了。因此，他与后来改组的中统局一点儿关系也没有。算起来，他在机密二股一共呆了八个月，但是什么成绩、贡献都没做出来。

正因为池步洲对特务组织一无所知，在特务机关里工作了八个月，只认为周围的同事都是抗日志士，大家相亲相爱，互敬互助，亲如兄弟，一点儿恐惧感也没有，因此离开了特务机关，也没有解脱感。但是这八个月的经历，却给池步洲的一生打下了问号，新中国成立后的多少年来，居然为此而吃尽了苦头。——这是后话，下文还要详细叙及。

在所有的破译密电单位中，当时以温毓庆和他主持的交通部电政司密电检译所的力量为最强，而且密电研究组经多次改组发展为“军技室”以后，温派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为什么温毓庆在筹组密电研究组的行动中态度反而最暧昧呢，这事儿关系错综复杂，有必要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来龙去脉。

温毓庆，广东省台山县人，是宋子文的姨表兄弟，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清华大学教授、财政部税务专门学校校长、财政部参事等职。由于他精通无线电业务，曾为蒋介石研究过中文密电。二十年代末，光华大学教授颜任光任交通部电政司司长期间，温毓庆参与筹建我国第一座国际无线电台——设在上海真茹的国际无线电台，并出任交通部上海国际电讯局局长。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策划侵略中国，其各地领事馆负有搜集情报的任务。由于领事馆没有自己的电台，这些情报只能按当时的国际惯例通过各地的中国电报局用日方自编的密码发到南京的日本大使馆，再由大使馆用他们自己秘密建立的大功率无线电台发回日本外务省。

这种情报的传递方式，在今天看来，好像是其笨无比，很难令人相信的。但在当时，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温毓庆早就有意破译日本领事馆通过中国电报局发出的密电。一九三四年秋，温毓庆曾请宋子文转交一份“条陈”给蒋介石，建议设立秘密机构，专门从事破译日本使领事馆之间、及大使馆与日本外务省之间的密电。另外，香港电报局当时也由我国交通部管辖，所有日本人拍发的电报报底，都可以拿来进行研究。

一九三四年底，交通部部长朱家骅辞职，颜任光也辞去了电政司司长的职务。蒋介石手谕让温毓庆接任电政司司长，同时组成“密电检译组”。这是一个秘密机关，组织关系属于电政司，经费由蒋介石的特别办公费中开支，业务上直接听命于蒋介石，交通部无权过问。

密电检译组设在南京市新市区西桥七号，是一座带有一个小院儿的二层小楼，清静而隐蔽。检译组成立之初，只有五个人：一个就是霍实，也叫霍实子，是个早期的留日学生，广东人，与陈铭枢私交颇深，是宣布脱离殷汝耕冀东伪政权来南京的；一个是王维钧，一九三二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化学系，由颜任光介绍到上海国际电讯局工作，是温毓庆从上海带来南京的，实际上是温毓庆的秘书；一个日文电报收报员，一个行政事务员，由温毓庆兼任组长。真正能够从事密电研究的，除了温毓庆之外，只有霍实子一个人。

温毓庆以交通部电政司的名义，发文给上海国际无线电台、香港及各地电报局，要求把日本使领馆人员发出的密电报底每日抄送一份交电政司。当时检译组所研究的，就是这些电报报底。可以这样想象：日本人既然敢于把密电交给中国官方电讯部门发出，其保密程度可想而知是不会太高的。研究这种“通用外交密电”的目的，在于探索日文密电的结构，以便破译其他日文密电，特别是日军军用密电。

日本外交密电，用两个英文字母代表一个假名字母，是在明码拼音电报的基础上进行变化而组成的编码。这种变化看来似乎没有规律，实际上当然是有规律可寻的。破译密电，就是研究并发现这种变化规律。

不久，霍实子等人就破译了两种日文外交通用密电。这些密电结构简单，内容也普通，不过是些日本外交人员调动情况和使领馆经费开支之类，偶然也有一些日本对华外交方面的意见、指示。检译组每天将这些破译的外交密电送交军委会机要室毛庆祥转呈蒋介石参考。由于内容泛泛，总的说来，作用不是太大。

密电检译组取得了初步成绩，但是对比较复杂比较重要的日本外交密电，仍不能破译。温毓庆再次给蒋介石递了报告，要求增加人员，扩大组织。一九三五年秋，蒋介石批准了将密电检译组扩大为密电检译所的报告，温毓庆立即着手网罗人才，准备大干一番。

王维钧有个表兄叫杨肆，光华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在南宁广西大学数学系当助教，对数学上的排列、组合颇有些研究，而这方面的学问，正好对破译密电码十分有用。通过王维钧的推荐，温毓庆把杨肆也网罗进了密电检译所。

杨肆来了以后，与霍实子、王维钧等人联手，很快就破译了比较复杂、比较重要的日本外交密电，了解到日本外务省对驻华使领馆的指示及使领馆人员的动态等等，同时也证实了日本驻华大使馆内确实秘密设有大功率强力无线电台，与东京的日本外务省直接通讯联络。

温毓庆立即在南京鼓楼附近设立一个侦察电台，指定一位工程师负责，配备军用收报机两台和日文报务员数人，通过定向装置，日夜侦查日本大使馆秘密无线电台的所在，并请军统局通讯科科长魏大铭派人来协助。魏大铭原来是上海国际无线电台三个半发报高手之一，是温毓庆的老部下，后来应戴笠的请求才调到军统局去的。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下，不久即侦察到日本大使馆的秘密电台就设在大使馆内，连电台呼号、波长、通报时间等等都侦察到了。通过这个秘密无线电台，又追踪到东京日本外务省的国际无线电台以及它和世界各国首都日本使馆的联络网，从而为破译更高层次的日本外交密电码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报底来源。

“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前，交通部电政司密电检译所就已经分为研译、研究两个组，拥有军用收报机二十多台，报务员五十多人，检译所的地址，也由新市区西桥七号迁到新市区山西路十四号两座比较大的两层楼房内，研译、研究两组各占用一座楼。

“七·七”以后，抗战开始。温毓庆决定全力侦察、抄收以东京日本外务省为中心的国际无线电通讯，并进一步侦察日本在华陆海空军无线电台，研究日本的军用密码。

一九三七年九月，南京形势日趣紧张，电政司大部分人员撤到重庆，密电检译所的人则随蒋介石行营撤到长沙。十一月，研译、研究两组迁到汉口，侦察电台则留在长沙不动。

研译组与研究组在汉口郊区飞机场附近租了两座小洋房办公兼住宿。这期间，发生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是所破译的密电中，有蒋介石手下大员与日本人暗中来往的情报，其中有一份，居然提到了霍实子的名字。当时霍实子在研译组，研究组人员避开霍实子，把情报送给毛庆祥，奇怪的是竟没有任何动静。

第二件，是王维钧的表弟、也就是杨肆的堂弟杨德基（后改名杨述），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是个共产党员，每次他到南京，就寄宿在山西路十四号密电检译所内。他对表兄、堂兄并不隐瞒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而表兄、堂兄也不隐瞒自己在做的是什么工作。检译所迁到汉口以后，杨德基也到了汉口，仍寄宿在检译所研究组内。他先介绍杨肆与当时在汉口的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人王明（陈绍禹）见了面，接着又带领杨肆和王维钧去见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处长李克农。李克农表示八路军也要研究日军密电码，杨肆就口头介绍日本外交密电码的编码情况，王维钧则把厚厚的一本最新侦察情况总结报告交给李克农。总结内有日本外务省国际无线电台通讯联络网及在华日军无线电通讯联络网，包括电台呼号、波长、通报时间和说明文字等等。

这些情况，温毓庆当然不知道。他是个学者型的专家，既不是中统，也不是军统。从事破译日本密电码的研究，一方面出于民族气节，为抗日所需，一方面也作为自己的课题，为事业所需。更主要的，密电检译所是受他个人控制的阵地，一切都是他说了算。

现在毛庆祥根据蒋介石的指示要把温毓庆的密电检译所合并到密电研究组，这无异于削弱了他的权力，缩小了他的根据地。但是，会议决议他不能不执行；蒋介石的指令他更不敢不听。因此，他只是抽调了一部分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又不得罪蒋介石，来耍了个花招，只抽调小部分人到研究组，而且吃粮不当差，所有在密电检译所取得的成果，在研究组一概不露。他把密电检译所迁到了桂林，依旧独立从事破译日军密电码的工作和研究，并继续给蒋介石的侍从室送破译出来的日方情报，从而树立自己“密电权威”的形象。

由于温毓庆有此私心，尽管蒋介石天天催着要情报，可是密电研究组的人员直到七月底方才调齐。全部人马，也有四五十个。除了原机密二股的人之外，有交通部电政司密电检译所调来的研究员、台长、报务员，有军委会机密室密电股调来的研究员和秘书，军统局调来的人最少，只有三四个，而且大都没什么工作能力。这四五十个人中，日本留学回来的，只有四五个，而真正对密电有研究的，仅有霍实子、李直峰和密电股调来的黄锦民三个人，实力并不雄厚。

这个新成立的“日帝陆军密电研究组”，既不属于中统，也不属于军统，而是直属军委会也就是直属于蒋介石的秘密情报机关。一个新单位组建伊始，大家忙于搬家，乱乱哄哄的；安顿下来以后，也没做什么工作。这一者是因为人员来自四个方面，互相之间既不熟悉，又有所猜忌，见面嘻嘻哈哈，客客气气；二者当时的武汉也已经相当吃紧，敌机天天来空袭，人心惶惶，都知道武汉即将不保，多数人都在作撤退转移的打算，没把心思放在工作上；第三，也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谁也没有侦截到日本陆军的密电，根本就没有东西可资研究。所以，虽然换了一个机关名称，人员也增加了不少，可是仍和机密二股的情况一样，研究工作依旧毫无进展。

到了十月份，日军即将兵临武汉城下，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传出以后，老百姓们谁也不敢拿自己的性命作赌注了，风声一紧，即扶老携幼，纷纷外逃，这时候武汉城里已经是十室九空，街上绝少行人，生活必须品，也根本买不到了。

不久，“撤退”的命令果然下达，目的地是重庆。从武汉到重庆，最近便的当然是溯长江而上走水路。但是那时候长江上所有的民船都被逃难的难民们高价包走了，直达重庆的江轮更是挤也挤不上去，就是拿着盖有国民政府关防的通行证，也难买到船票。无可奈何，只好长途分作短途走，先到宜昌暂避风头。在宜昌等了一个多月，直到十一月下旬，好不容易才弄到了两条木船，逆水而上。

长江三峡，本来是世上少有的美景，但在这种困难的环境和惨痛的心情下，经过三峡的人，只觉得惊涛骇浪就要把小木船吞没了似的，哪儿还有一丝丝美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