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初，密电研究组一行四十多人，经过长途跋涉，总算到达重庆并安顿了下来。

按照设想，日本在中国驻军众多，活动频繁，部队与部队之间，部队与总部之间，来往的密电，应该非常多才是。但是那么多报务员日夜监测，居然没有一个人能够侦收到日本陆军的密电。这事儿说怪也不怪：打开收报机，嘀嘀嗒嗒的电码声响成一片，不是事先约定的，谁能从这杂乱无章的“交响乐”中辨认出日军的密电来？

十几个研究员依旧终日聊天，无所事事。池步洲本来对自己能否胜任这一工作就有些信心不足，如今一年过去，一事无成，不但信心逐渐动摇，而且觉得自己没为抗战做一点儿工作，太对不起祖国，太对不起放弃安定优裕生活随他来华抗战的妻子，更对不起两个因他回国而夭折的爱女。但他如今已经是密电研究组的成员之一，身不由己，不能说撤就撤。再说，即便能够撤身，离开密电研究组以后，又能到哪一个“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抗日机构去呢？他感到进退两难，骑虎难下。

就在这个时候，中央广播电台国际台派人来找池步洲。当时国际台因为缺人手，只有英语广播，还没有日语广播。他们派人来找他，是想请他“出山”，从事编辑和播音。中央广播电台属于党中央宣传部，当然知道池先生是有工作岗位的，所以开头只把主意打到了白须宾的头上，池先生肯不肯帮忙，并无把握。没想到一谈之下，报国心切的池步洲先生立刻表示自己这一阶段事情不忙，正可以尽力。

从此，池步洲就兼任了中央广播电台国际台的日语广播编辑。他把各种报纸上的战况报道和评论摘要写成日语，由一位富于正义感的日本女性用纯正的日语播出。有时侯也写一些对话稿，由池步洲和她共同播音。

这一工作，难度不大，却是直接为抗战出力，所起的作用，也不是飞机大炮枪杆子所能代替的。池步洲觉得自己回国一年多，只有现在才算找到了能发挥力量的位置，心里高兴，兴致勃勃，干得特别起劲儿。

到了十二月底，池步洲干脆辞去了密电研究组的工作，全身心、全力量地投入对日宣传。

中央广播电台国际台的对外广播节目，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主管，处长是曾虚白；对日广播由对日宣传科主管，科长是崔万秋。崔万秋交游广阔，在文艺界小有名气，当时谁也不知道他竟会是个军统分子。但在抗战期间，他确实做了许多积极的工作。例如他请来著名的日本共产党人青山和夫先生以及鹿地亘先生与夫人到电台来对日播音，进行反侵略宣传，后来还物色了两个有正义感的日本籍女播音员来参加播音，等等。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他这一部分功劳，是不应该抹煞的。

有一次，崔万秋以国际宣传处的名义召开一个小型的座谈会，以对日宣传为话题，出席者不过二十来人，池步洲及对日广播的中日广播员都出席了。来宾中除几个知名之士外，最著名的大人物就是郭沫若。他当时任国民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人人都知道中日战事起后他抛妻弃子化装逃离日本回国抗战的爱国行动，对他具有极高的评价。

他满面红光，意气昂扬，笑脸常开，温文尔雅，没有高人一等的臭架子，博得与会者的好感。那一天他最后一个发言，话也讲得最多。没见过他的人，都以为这个满腹经纶的大文学家一定是口若悬河、声如洪钟、滔滔不绝的，没有想到他的口音很怪，也不响亮，声音尖而低沉，不像个男子汉，也很不顺耳。更主要的还是他讲话的内容泛泛，都是些老生常谈，平淡而无特色，因此讲话完了，掌声并不热烈。如果不是他的名声在外，恐怕鼓掌的人就更少了。

因此，他的这次讲话，新闻媒介没有报道。

崔万秋有一个比他小得多的“夫人”，经常到宣传科来，与大家也有说有笑，相当活跃。但是谁也不知道他的这个小夫人是怎么弄来的。

特务头目，特别是有些名气的大头头儿，在“艳福”方面是常有“便宜”可拣的。例如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就有这样的“艳福”。那一段时间，池步洲经常到国民政府去看报刊资料。国民政府对面的一座小洋楼，据说是内部招待所，在洋楼的第二层，就住着徐恩曾和一个花枝招展的女郎。他们进进出出的，碰见池步洲，也点头招呼。那女郎楚楚动人，落落大方，长得相当漂亮。池步洲回国以后所遇见的第一个上司就是徐恩曾，在一起共事过八个月，彼此可以算是老熟人了。池步洲知道徐恩曾有妻子儿女，只以为这个女郎是他的小老婆。后来才知道，这个女郎，原来是中共打入中统内部的地下工作者，被发现以后，经不起考验，为了活命，无条件投降了，当了叛徒，也成了徐恩曾的“外室”。

抗战胜利以后，随之而来的是毛泽东从延安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是当时轰动全国的特大新闻。而江青的随毛泽东同来，则成为当时街谈巷议中最热门的话题。议论的中心，当然离不开江青当年演电影时代的罗曼史和风流韵事。

这期间，有一次崔万秋请客，池步洲虽然已经离开了中央广播电台，但作为朋友，也在被请之列。那一天客人不多，主客不过七八人，一桌还坐不满。座中一人，年三十许，魁伟英俊，面目清秀，言谈潇洒，落落大方，颇引众人注目。崔万秋给大家引见，原来他就是江青当年在上海先同居后结婚的首任丈夫唐纳。这一来，大家更其注意他了。因为正好江青就在重庆，话题免不了一下子就引到了江青身上。人们频频发问，他也爽朗回答，绝不隐瞒。

唐纳本名马季良，苏州人，唐纳是他发表文章的笔名。

三十年代，唐纳就已经是个戏剧电影界的名人，而且是个进步人士。一九三六年，唐纳在上海《大公报》主编《戏剧与电影》专刊，发表过许多影剧评论和宣传抗日救亡的文章。抗战初期，他担任《大公报》的战地记者。抗战胜利以后，他先后出任《时事新报》总主笔和《文汇报》总编辑。一九四七年夏，上海《文汇报》被国民党封闭，他于次年到香港去创办《文汇报》。大陆解放以后，他去了美国，以后在巴黎定居。

在唐纳的一生中，历史不但清白，而且进步。但是正因为三十年代跟江青有过一段风流“佳话”，在大陆的名气，不是因“进步记者”而出名，而是以“江青前夫”而出名。如果江青仅仅是个三十年代的电影明星，她的前夫是谁也就不会有太多的人注意，偏偏他的“后夫”是中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于是唐纳也沾了她的光，成了作家、记者们笔下随意褒贬的风云人物，而且越写越神，越写越离谱。

一个人的婚姻，合得来则聚，合不来则散，本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新闻价值并不太大。江青就是蓝苹、蓝苹曾经是唐纳的妻子，至少三十年代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他们的结合，也就是唐纳、赵丹和顾而已三对夫妻在杭州六和塔下举行集体结婚仪式，当时的影剧报刊发过照片；他们的分手，当时上海的影剧界称为“唐蓝婚变”，报刊上也曾经发表过许多文章，是公开的秘密，根本就不存在“保密”的问题。糟的是自从江青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了伟大舵手底下的“伟大旗手”、掌握了“中央文革小组”、有了对老帅、老总们生杀予夺的实权以后，忽然想瞒天过海，要改写她的婚姻史，好像她和毛泽东本来就是结发夫妻、根本就没嫁过唐纳似的。于是，在“防扩散”的借口之下，凡是当年知道这件风流案子的影剧界中人，一个个全都遭了殃。“文革”结束，清算江青的罪恶，这当然也是很主要的一件。

于是，在大陆人民心目中早已经淡忘了的唐纳，一夜之间忽然再度成为新闻热点人物，有关他与江青之间的风流往事，在大小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大肆渲染。有道是物极必反，江青千方百计挖空心思要在唐纳问题上“防扩散”，结果反而人为地制造了一次“大扩散”。中国人是很善于打落水狗的，江青在台上作威作福的时候连屁也不敢放一个的大小作家记者们，在江青下台以后，发挥“痛打落水狗精神”，再一次在“唐蓝婚变”问题上大作文章。其结果，倒楣的不是江青，而是唐纳。有的小报记者还制造了“唐纳在法国开饭馆，用江青的裸体照片招徕顾客”的谣言，或说“唐纳在香港放映江青与韩兰根主演的滑稽戏《王老五》，借此出气”等等。这些新闻，言之凿凿，活灵活现，越传越广，愈传愈烈，弄得唐纳本人也无可奈何，只好一笑置之，不予理睬。不说许许多多捕风捉影或毫无根据的有关“唐蓝”的罗曼史或有关唐纳的新闻是怎么捏造出来的，许多人仅从“物以类聚”加以类推，得出“江青是个坏人，那么讨过江青作老婆的人肯定也不是好东西”的结论，就给唐纳带来了无法弥补的名誉损失。

关于唐纳与江青的关系，最清楚的当然是唐纳自己了。因此，《红都女皇》的作者、美国作家维特克确实曾经专程到法国去找过他，要与他合写一部关于他与江青从相识、恋爱、同居、结婚到婚变的书，但被他严词拒绝了。为了澄清历史事实，他也曾经计划过要写一部自传，可惜的是还没有动笔，他就突然病逝了。

关于唐纳，人们最感到惊奇的是江青居然没有动用手中的死党加以暗杀，而居然让他活着来写《回忆录》。略具讽刺意味的是：江青容忍了他，“上帝”却不容忍，就在他正准备“欣然命笔”的时候，竟让他“突然病故”。

于是，关于唐纳与江青的这一段“信史”，从此再也没有“绝对权威”可以如实写出了。

正因为如此，唐纳生前曾经谈起过的关于江青的往事，就成了“第一手资料”。

那一天，唐纳说的话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是：

江青的心太活，总想出风头，演了几部电影和话剧，都是配角，镜头很少，为此郁郁不得志，弄得疯疯癫癫，整天东跑西闯，日无暇晷，很少在家，婚后两人感情并不怎么融洽，经常吵架，有时候还打架。她很任性，好作非非之想。当时上海文艺界左派人物到处宣传延安如何革命，于是她也想往延安跑。唐纳劝她凡事要冷静三思，不能一时感情冲动。但是她听不进去。终于在某一天不辞而别，不知去向。事隔好久，才知道他已经成了毛泽东夫人。

崔万秋问他：“现在蓝苹来重庆了，你是不是想跟她联系一下？”唐纳斩钉截铁地说：“跟她还有什么话可说的呢？算了吧！这个人，总想出风头，心地冷酷，没有女性的温情，很难弄的，谁沾上她谁倒楣，还是躲远一点儿的好。”

唐纳的话没有错，后来无数事实都证明了他的预言：谁沾上她谁倒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