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交密电码破译成功，为进一步破译日军密电码张本。军政部调兵遣将，把两个半人的无名电台加以扩充，并命名为“军用无线电总台第四十三台”，任池步洲为主任。不久又改称“军政部研译室”，直属于何应钦。

事情既然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他也不得不依依不舍地辞去了中央广播电台的日语广播工作，专门从事这一他自己开辟的、更富于战斗意义的工作：密电的破译和研究。

四十三台建台以后，经过调整扩充，不久就有了四十三个人，电台和报务员都增加了不少，每天收到的日方密电，数量大增，其中不但有能够破译的外务省密电，也有其他种类的密电。但是台中能够破译外务省密电的，还只有池步洲一个人；而能够进一步研究其他密电码的，更只有他一人。工作之忙，每每通宵达旦。但他因为有了用武之地，抗日壮志可酬，感到自己成就巨大、责任巨大，竟不知疲倦为何物也。

这种人员不成比例的局面，当然不能长此继续下去，不然，就是铁打的金刚，身体也要弄垮的，何况池步洲终究是个文弱的书生。

但是这种研译日方密电的工作，可不是任何人都能担任的。第一，古人说：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如果弄进两个浑蛋或“搅屎棍儿”来，不但减轻不了池步洲的负担，反而会增加他的负担，这可就得不偿失了。第二，从事这种“高、精、尖”的绝密工作，除了需要精通日语这一大前提之外，更主要的，还需要具有较高的智商，以便于独立研究；而最最重要的，则是必须具有坚定不移的爱国心。要不然，如果为了个人利益，把中方已经破译了日方外务省密电码这一情报出卖给日本特务机关，那么不但所有的成果前功尽弃，连池步洲等人的生命都会有危险。因此，“物色适当人选”，这可不是一件区区小事，不能儿戏！

事情说巧也真叫巧：池步洲一家，住在观音岩下面“蔼庐”的二楼，三楼住着舅甥二人，舅名贾秉文，甥名吴玉良，河北省人。两人的辈分虽然是舅甥，其实年龄并不相差多少，而且两人都是留日的学生。他们本在东京工业大学读书，都是爱国青年，因卢沟桥事起，同时辍学归国，参加抗战，在军令部工作。池步洲与他们俩年龄相若，经历近似，又住在同一所楼房里，进进出出，经常打招呼，楼上楼下，也偶有往还。时间一长，发觉这两个人谈吐不俗，抱负不凡，不但智商相当高，日语相当好，各方面的知识也相当渊博。池步洲觉得他们倒是很合适的研究破译密电码人选，就有意进行试探。

一谈之下，他们俩对密电码虽然从来没有接触过，却都表示很感兴趣，何况有池步洲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现身说法，“内行与否”可以不成问题，日本外务省的密电又是已经破译了的，只要学会翻译，再学破译也就有了基础。再说，他们在军令部的薪水很低，只要肯到军政部来，薪水可以加倍。有这样几个有利条件，经过几次试探、劝说，舅甥二人，果然都答应到四十三台来了。

贾、吴二人上班不久，又介绍朱少先、张传德两个留日学生到四十三台来共事。这四个人的智商都相当高，经池步洲指点，进步很快，没几天就学会了翻译外务省的密电，不久就开始分工合作研究起另外几种密电码来。

从此，他们五个就成了四十三台破译日方密电的核心力量。

池步洲考虑到第一次破译外务省密电成功，统计方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继续研究别的密电，估计统计资料仍然相当重要，就成立一个三人统计组，专门积累各种统计数据。

经过改组，研译室由四十三台的四十三个人扩大到五十多个人。大家在池步洲的率领下，都认识到破译日军的密电，等于在前方增加了十万大军，也等于消灭了敌人的十万大军，于是全体成员同心同德，团结一致，相处得十分融洽。特别是核心小组的四个留日学生，更是意气风发，昼夜苦干，取得了巨大的成效。等到四十三台合并到军政部技术研究室，他们都已经各有建树，成绩斐然了。

如今事隔六十多年，那四个留日学生，当年大都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如今天各一方，即便尚未作古，也已经是耄耋老翁；当年的往事，如今也成了历史。据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消息，吴玉良先生在台湾担任亚东协会理事长，其余几人，则不知下落。如今时间又过去了十年，吴先生是否仍健在，都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