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前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根本性转折：美、英盟军取得了北欧和意大利作战的胜利，墨索里尼独裁政府垮台，法西斯轴心国开始瓦解，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败退。

汪精卫心知大事已去，败局已定，心力交瘁，坐卧不宁。

一九四三年八月，侵华日军限令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调集大米一百万担、壮丁二十万名，用以支持东南亚战争。这期间，敌占区内反汪呼声甚高，大部分地区离城十里就是游击队或地方武装的势力范围，汪伪政府的命令根本没人听。汪精卫左右为难，一筹莫展。

十一月底的一天，汪精卫正和老婆陈璧君两人在颐和路官邸楼上商量这件事情，侵华日军总参谋长松井太郎和犬养健上门来催粮催丁，汪精卫急忙下楼来迎接。心中烦恼，脚步也就慌乱，一脚蹬空，从楼梯上滚了下来，八年前脊椎骨负伤处正好磕在楼梯的棱角上，当时就昏了过去。

从此汪精卫旧创复发，从后背疼痛逐渐发展到前胸、两肋，呼吸、咳嗽皆痛。十二月十九日，住进了南京日本陆军医院，由外科军医后藤做手术取出了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留在后肋的那颗子弹。术后住进北极阁一所精致的小公馆内休养。这所公馆本来是蒋介石的小舅子宋子文的，南京沦陷后被日军侵占，汪精卫投降后，日本人又赏给他作为官邸之外的小公馆，似乎早就预测到汪精卫会有外遇似的。

这期间，陈璧君因为广东有急事，离开了南京，汪精卫小公馆的病床面前，一概都由他的情人施旦料理。

这个施旦是何许人也？话还得从很早以前陈璧君怎么会嫁汪精卫说起。

一九零七年，汪精卫奉孙中山之命，到马来亚槟榔屿活动。汪精卫是有名的美男子，有“南国梅兰芳”之称。陈璧君是当地富商的女儿，当时只有十六岁。她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见了汪精卫，被他那英俊潇洒的美貌和口若悬河的谈吐所动，一见倾心，追随左右。第二年，陈璧君曾写信向汪精卫求婚，一者当时汪精卫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生死不知，再者他还有个从小定亲的未婚妻没有解除婚约，所以无法答应她。第三年，陈璧君为了追求汪精卫，也到日本去留学。这时候，汪精卫正在组织暗杀团，陈璧君出于追求汪精卫的目的，一定要参加，终于成了暗杀团七个成员之一。当年即与汪精卫化装成夫妻，潜回北京，在前门外琉璃厂马神庙胡同开一家“守真照相馆”作为掩护，积极策划暗杀宣统生父醇亲王。事机败露后，汪精卫被捕入狱，陈璧君四处奔走，为了筹款，甚至化装成男人到澳门赌场上去孤注一掷。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汪精卫被释放，考虑到以上诸多因素，特别是已经伪装过夫妻，同居过一些日子，不能再加推托，这才勉强和陈璧君成婚。

实际上，汪精卫并不爱陈璧君，而爱的是同在日本留学的方君瑛。

陈璧君身子肥胖（因此小名叫“肥环”），相貌平平，方君瑛身材苗条，相貌出众；陈璧君出身富豪，从小娇生惯养，性格孤傲任性，感情外露，骄狂不拘，热得烫手，是个标准的权欲狂，方君瑛文静温柔，性格内向，所有感情，都深藏不露，是个典型的贤内助。但是多种原因，让陈璧君先下手为强，方君瑛虽然也深深爱着汪精卫，可是晚了一步，只好失志不嫁，做汪精卫“精神上的妻子”。

为此，辛亥革命后汪精卫与陈璧君双双去法国留学，方君瑛也和他们同行，并给他们照看孩子，陈方之间的关系，也还可以。

回国以后，陈璧君逐渐发觉汪方之间有感情，打翻了醋罐子，时常和汪精卫吵闹不休。大革命时期，他们三人都在广州，有一次陈璧君居然当众羞辱了方君瑛。方君瑛觉得无法再活下去，竟以一死而明志。留给汪精卫的遗书中有这样的话：“无形的精神之爱，亦不能维持，与其寂寞于他年，何如死亡于此日。”留给陈璧君的遗书中，则说：“妹不辞一死，所以明其志也。”汪精卫十分伤心，亲写挽联悼念：

红颜知己，旷代难逢，

可怜魔劫重重，万古和流新血泪；

白日盟心，他年有约，

太息恩情渺渺，三年永系旧精魂。

方君瑛一死，汪精卫对陈璧君的感情更加冷淡。陈璧君虽然也有悔意，可已经太晚了。

蒋汪合作以后，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有一天，他在日本留学时代的老同学曾醒家遇见一位长得和方君瑛十分相似的女士，此人姓施名旦，已经结婚，丈夫是他手下最忠实的走狗曾仲鸣的随员。汪精卫对她一见钟情，施旦也久慕汪精卫的风流潇洒，两人一拍即合，暗渡陈仓，非止一日。陈璧君似乎也略有所闻。不久抗战事起，施旦随丈夫去了内地，从此劳燕分飞，陈璧君也就不多追究。

汪精卫投敌以后，施旦从内地来到南京，告诉汪精卫：她已经和丈夫离婚，从此没有法律上和道德上的障碍了。这时候陈璧君不在南京，汪精卫即任命施旦做自己的秘书，从此可以公开出入公私官邸。不久陈璧君得到情报，从广州赶回来和汪精卫大吵大闹。汪精卫是个怕老婆出名的人，这一回不知从哪儿借来的三分胆子，居然发了一次小小的脾气，敢跟河东狮对抗了几句，说她已经逼死了一个，如今又要来逼死第二个。

施旦的形象虽然和方君瑛十分相似，性格却很不相同。她主动跑到陈璧君那儿，直截了当对她说：“汪先生爱我，是因为我长得像方君瑛，把我当作她来爱。这是一种心理变态，对你们夫妇之爱，并无妨碍。他对我说过：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被刺之后，医生判定他最多只能再活十年。这话报纸上也登过。如今只剩下五年了。我跟着汪先生，为肉欲谈不到，为财物也非我所欲。我只是爱惜他、仰慕他。我这样做对我并无利益可图，但对你却有好处。我和他相处，起码能安定他的心情，让他觉得生气勃勃。你如果为此和他翻脸吵嘴，结果对你未必有利。我只是个仆人，祸福利害，在你一念之间。只要你决定让我走，我立刻离开此地、离开他。”

她的话不紧不慢，不慌不忙，却有刚有柔，攻守并用，居然使这个一向精明能干、从不饶人的母老虎败下阵来。她答应让施旦留下，自己则经常住在广州。从那以后，汪精卫的一切起居饮食，就都由施旦照顾，而且也确实比陈璧君要温柔体贴得多。

一九四四年元旦以后，汪精卫病情转重：体温增高、四肢麻木、大小便失禁，终于卧床不起，从北极阁迁回颐和路官邸。到了一月中旬，汪精卫下肢麻木，失去知觉，已经不能站立，和瘫痪也差不多了。他的私人医生德国人诺尔表示目前的医学已经无能为力。他预感到自己末日将到，写了一份遗嘱，题名《最后之心愿》，万一等不到陈璧君回来，要施旦转交陈璧君，并再三叮嘱：此遗嘱只能在他死后二十年才能公诸于众。以阴历计算，那一年他正好六十周岁，又写了一首《六十自述》诗：

六十年无一事成，不须悲慨不须惊；

尚存一息人间在，种种还如今日生。

汪精卫的文采在国民党内算是颇有名气的，当年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就是由他起草写成。到了晚年，江郎才尽，才气枯竭，写出来的诗，简直有如蒙童刚刚开笔，想想既可笑亦复可叹！

到了二月中旬，日本派了骨科专家黑川利雄专程赶来南京给汪精卫诊断，判定为骨肿病，已经进入危险期，考虑到南京医疗调教差，无法进行大手术，建议到日本去治疗。陈公博认为治愈的希望不大，主张不去的好。陈璧君从广东赶回来，主张尽一切可能极力挽救。陈公博不便过份反对，于是决定让汪精卫转日本治疗。日本的东条内阁经过讨论，决定把汪精卫送到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治疗，因为那里的骨科是日本全国最好的。

汪精卫决定去日本治疗以后，就提出希望施旦作为护理人员一起赴日，但是日本方面认为施旦名不正言不顺，不同意施旦随行。汪精卫是个傀儡，在日本主子面前只有唯命是从的份儿。他在行前给了施旦一笔款子，含着眼泪对她说：“只有你最了解我，也只有你对我最好最尽心。我这一去，如果能够治愈回来，你我当然依旧团聚；万一不治，你要赶紧离开南京，从此隐姓埋名，不要再出头露面。”

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上午，汪精卫在病榻前召见陈公博和周佛海，眼泪汪汪地说：“我这次到日本去治疗，凶多吉少。南京这个烂摊子，就交给二位了。我知道二位之间，有点儿小小的隔阂，希望你们以大局为重精诚团结，苦撑苦熬，一切等我回来再说吧！”

上午十一时左右，汪精卫半倚病床，潦潦草草地写了一张最后的“手谕”，交给陈、周二位。这实际上就是汪精卫的“遗诏”。内容如下：

铭患病甚剧，发热五十余日，不能起床。盟邦东条首相派遣名医来诊，主张迁地疗养，以期速痊。现将公务交由公博、佛海代理。但望早日痊愈，以慰远年念。

兆铭

下午一时，汪精卫乘专机“海鹣”号飞赴日本。同行的有陈璧君，子女文惺、文彬、文悌，女婿何文杰，翻译周隆痒，南京中央医院院长黎福，以及侍卫、仆从等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专机命名为“海鹣”号，不论用北京话读还是用上海读，都与“汉奸”二字的发音十分相近。当时东南亚沿海的制空权已经完全掌握在美军手中，为保安全，日本人还特地派了四架“零式”战斗机护航。——这件事情，当时也是“绝密”的，可惜来往密电，没有被重庆方面破译，不然，只要通知美军，汪精卫一家，也就像山本五十六一样“天女散花”，葬身与“东洋大海”了。

汪精卫的专机到了日本以后，在名古屋军用机场降落。名古屋军区师团的救护车和警备车早已经等在那里，立即送往名古屋帝大医院。

为迎接汪精卫的到来，帝大医院整个四楼特设了一套宽大明亮的病房，对外绝对保密，四周有军警特务巡逻戒严，对内只称四楼病房为“梅号”。整座医院，除参加治疗的医生之外，谁也不知道四楼住的是什么人物。

名古屋是日本仅次于大阪的工业城市，而且大都是军事工业，因此也是美军轰炸的重点地区。当时日本的海空军作战失利，海上大门早已经被美军打开，美国的航空母舰就停泊在日本海上，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一批批地飞临日本的本土上空，进行波浪式、地毯式轰炸。仅仅因为名古屋帝大医院是一座国际知名的大医院，屋顶上又涂有一个很大的红十字，出于人道主义和国际协定，美机没有对它轰炸。但是日本人还不放心，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日夜开工，在汪精卫病房的楼下建造了一座相当坚固的防空地下室，有电梯上下直接相通。

汪精卫到达名古屋的当天晚上，日本政府就集中了第一流的骨科、神经外科和麻醉专家进行会诊，做出手术方案，于三月四日夜间，在美机轰炸声中，由青年医师龟田良红主刀，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的削骨去毒手术，切除了四块有病变的骨头和三根肋骨。手术之后，麻醉药性刚刚退去，汪精卫用手摸摸，已经有了知觉，第二天两脚就能活动。四天以后下肢逐渐正常。汪精卫感到病愈有望，十分高兴，对老婆孩子们说：“看来我命不该绝，还有希望回到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