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突然的变化，也使日本方面措手不及。经过斟酌，直到选定陈公博继任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之後，又把“移尸”的细节作了妥当的安排，通知陈璧君急速赶到日本充当演员，这才在十一月十二日由南京伪国民政府成立一个“丧典委员会”，并发出讣告：“国民政府汪主席，痛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十日申时在日本名古屋帝大医院逝世。倨生于民国纪元前二十九年五月四日巳时，享寿六十有二。谨于十一月十二日恭迎遗体回国成殓，择期举行国葬。”

这样的讣告，明眼人自然不难看出其中漏洞百出：怎么死亡的当天，没有任何电讯消息？怎么在日本不举行任何悼念活动？怎么国民政府不派专人到日本去迎接？等等疑问，不一而足。

于是，精心策划的“移尸”闹剧演出了。

十一月十二日上午九时，名古屋机场上，盛殓汪精卫的“临时棺木”实际上是一具空棺被抬上了专机，机内供奉着裕仁天皇特赐的菊花勋章和颈饰。亲临机场“送行”的高级官员计有：小矶国昭首相、重光葵大东亚相、近卫文麿公爵、东条英机大将等一百多人。在哀乐声中，“海鹣”号专机滑过跑道升空而去，接着又飞起了四架护航的战斗机。日本方面，这一场傀儡戏总算降下了帷幕。

南京方面，把“恭迎灵柩”的地点安排在明故宫内的军用机场上。这一天，南京戒备森严，机场四周、城内城外，都布置了防空炮火，一百多架战斗机，也都整装待命，随时准备升空作战。在机场上迎接灵柩的，有陈公博、周佛海、林柏生褚民谊等上千名大小汉奸。或许是由于天气奇冷，也许是他们心里更冷，只见大小汉奸们一个个脸皮灰白，嘴唇发黑。全身瑟瑟发抖。

中午，从日本空运“灵柩”的专机“海鹣号”还没有飞临南京上空，空袭警报却拉响了：美机轰炸南京！在机场迎接“灵柩”的大小汉奸们惊恐万状，躲开不是，不躲开危险，万一美机在空中将“海鹣号”击落，事情就更糟。幸亏那天的空袭只是一般的轰炸，美机并没有与“海鹣号”遭遇。下午五点三十分，空运“灵柩”的专机和四架护航机先在紫金山上空盘旋一圈儿，才在明故宫机场顺利降落。

军乐队奏起了哀乐，陈公博等一批大汉奸慢慢迎上前去。机门开处，第一个走下来的就是陈璧君。大家向她慰问，她却面挟重霜，一言不发，怒目而视，挥手叫众人闪开。在这样的时刻，却要她出来充当一个演员的角色，也难怪她不高兴。

陈公博等人登机护棺下机，放进灵车，然后四百多辆大小汽车组成的车队进光华门，经中山路、新街口、中山北路、鼓楼、保泰街，兜了一个大圈子，将近一小时后方才到达伪国民政府。灵柩先在“别室”经过“大殓”，穿上长袍马褂，佩上大绶，别上勋章，覆上青天白日旗，装进一具早就备下的楠木里，这才停灵于大礼堂，接受吊唁。

用不着多说，从日本空运来的，当然是一具空棺。在礼堂接受吊唁时的尸体，才是真的。

按照讣告，原来是打算为汪精卫举行“国葬”的，但是陈璧君坚决反对，主要是怕场面搞得太大了，会招徕美机轰炸。为此事伪国民党中央召开第一百四十二次政治会议，会上陈公博问陈璧君：汪精卫可有遗嘱？陈璧君回答说没有。因为根据汪精卫的吩咐，《最后之心愿》是要等二十年后才能公布的。陈公博感到太意外：汪精卫并不是暴病而亡，怎么可能没有遗嘱呢？周佛海却在一旁暗暗窃笑：“这个傻瓜，还被蒙在鼓里呢！”

陈公博提出要为汪精卫举行国葬的建议，立刻遭到了陈璧君的严词拒绝：“不要国葬！汪先生生前就不同意国葬。他关照过：只要在紫金山的梅花岭上择一块风水地，搞一个坚固的坟墓，长眠在中山先生的身旁就可以了。在墓前的石碑旁边，再立一块矮碑，刻上先生最喜欢的《咏梅》诗。墓碑上只刻‘汪精卫之墓’五个字，别的头衔一概不要，就连‘先生’二字也不要。别的你们都不要管了。听明白了吗？”

她拿出汪精卫以前写的《咏梅》诗手稿：

梅花有素心，雪白同一色；

照彻长夜中，遂会天下白。

诗文写得并不好，却是汪精卫自吹自擂的得意之作。陈公博见陈璧君一切自有主张，不便于多说，把《咏梅》诗收进皮包中，第一百四十二次政治会议就结束了。自始至终，只有陈璧君和陈公博两人的对话。会议决定：“汪精卫灵柩葬于梅花山，暂时不举行国葬”。

梅花山在紫金山中山陵西侧，明孝陵的前面，山上遍植梅、柏、桃、樱、枫树，风景秀丽。

陈璧君又坚持要用六十四抬“京杠”把棺木抬到山顶，为此“丧典委员会”只好发急电用专车把京杠从北京送来。一切就绪，择定十一月二十三日出殡。

那一天，天气晴朗，但是特别寒冷。清晨六时，陈公博等就到伪国民政府举行了移灵祭奠仪式，宣读了祭文，七时整起灵，由一名骑兵军官骑着黑马手执开道旗在前面开道，后面是两排手执国旗、党旗的骑兵，接着是军乐队、花圈队，灵车用八匹白马牵引，棺木上覆着伪国民政府的的国旗，后面是送葬的政府官员和军校的学生们，送葬的队伍，一共五万多人，浩浩荡荡，走了三个小时，方才到达梅花山下。

梅花岭从山麓到山顶，扎满了黑白布球，沿路还搭了几座松柏牌楼。墓穴的正中，挂着“汪主席之墓”的黑布幔，四周则是密密麻麻的挽联，日本“大使”谷之正、侵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等大小官员及汉奸们依次排列成行。棺木用六十四杠抬上山顶以后，十点三十分，举行安葬典礼，由陈公博主祭，把“国旗”、“党旗”覆盖在汪精卫的棺木上。十二时正，举行入葬仪式。

陈公博、周佛海、初民谊、林柏生、陈君慧、陈春圃等人站立在棺材的两边，每人手执一条系在棺材上的黑带子，舁棺入墓。

汪精卫的棺材，是用上等楠木做的，就这几个人，就这几条黑布带子，怎么可能“舁棺入墓”呢？原来这也是一场戏，“舁棺”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棺材的下面，有许多力夫扛着，从上面看起来，只见棺材由几条黑布带拽着，就慢慢儿地放进墓穴里去，而且放得平平稳稳的。

入葬的最后一节是“铲土”，按例由死者亲属也就是陈璧君和她的子女们先撒第一锹土，然后由陈公博等大汉奸撒第二锹土，最后由小汉奸们继续铲土，象征性地把墓穴填满。把题有“汪精卫之墓”五个大字的石碑竖在墓前，整个仪式就算完成了。真正的建墓工程，当然还得慢慢儿进行。

按照计划，汪精卫墓的设计大体上仿效中山陵的模式，工程浩大，耗资达五千万元之巨。汪精卫尸体入葬以后，陈璧君生怕将来有人掘墓鞭尸，别出心裁，吩咐在建墓的时候，将五吨碎钢材掺进混凝土里，浇成一个特厚的墓壳。她满以为这样就能让汪精卫的尸骨永存了。没有想到的是：仅仅过了十四个月，抗战胜利了，而汪精卫的《咏梅》诗碑刚刚刻好，还没竖立，整个陵墓则只浇灌了钢筋混凝土的墓壳，地面建筑还没动工。

这时候蒋介石还在重庆没有“还都”。一九四六年一月中旬，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南京黄埔路陆军总部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出席的只有陆军总部总参谋长肖毅肃、南京市市长马超俊、陆军总部工兵指挥部马崇六、七十四军军长张灵甫及南京市宪兵司令部负责人等。何应钦宣布开会以后，只说了这样几句话：“委员长不久就要还都南京。可是汪精卫的坟墓居然还在梅花岭，和中山陵并列，太不像话了。如果不除去，委员长一定要大发雷霆，今天请大家来，就是商量一个拆除汪逆坟墓的妥善办法。这事情要办得干脆利落，还要绝对保密。汪精卫毕竟是个国民党的元老，如果消息传出去，人家会说委员长容不得一个政敌的尸骨，那就不好了。具体办法，请诸位研究吧。”

何应钦说完这几句话，就走了。一切由与会者便宜行事。七十四军工兵指挥官马崇六说：“我已经去调查过，汪逆的墓是用钢筋混凝土浇灌的，十分坚固，必须用大量的炸药才能炸开。最理想的办法是：先做好一切准备工作，然后在一个晚上突击完成，这样才能作到人不知鬼不觉，不留一点儿痕迹。”

会议决定立即投入准备工作，爆破炸墓工作定于一月二十一日晚上进行，由七十四军五十一师工兵营用一百五十公斤TNT炸开墓盖，先在报纸上发布陆军部队要试炮的公告，由宪兵部队负责从一月十八日起对该地区实施戒严，到了一月二十一日夜晚，梅花山四周响起了陆军“试炮”的隆隆响声，工兵们在墓盖底下装进了炸药，点燃引信，一声巨响，墓盖炸开，露出墓室。马崇六命人劈开棺材，发现经过防腐处理的汪精卫尸体穿着长袍马褂，头戴礼帽，肩披红色绶带，基本上保存完好，只是脸色青中发黑，分明是中毒死亡的征象。在他的马褂口袋里，除了陈璧君用毛笔在一张三寸长的纸上写的“魂兮归来”四个字之外，还有一张纸条，上面用歪歪扭扭的笔迹写着如下一首诗：

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

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据分析，当是汪精卫在临死之前的“绝笔”。这首诗，从文采上看，倒是比他自鸣得意的《咏梅》诗要高明得多。

马崇六下令用吊车把棺木和尸体一起吊到卡车上，当夜就运到清凉山火葬场火化。火葬场的人员全部调开，由工兵将汪精卫连同名贵的楠木棺材一起送进火化炉焚烧。四十分钟以后，化为灰烬。

梅花山上原来汪精卫的墓穴用推土机推平以后，连夜建造一座事先准备好的翘角亭子，天亮之后，就拼接完毕。从此一代奸佞的坟墓即在梅花山消失，只留下这座亭子，供游人休憩。后来又在亭子的南北两面铺了石子小道，道旁栽种了花草树木。凡是去谒中山陵的人经过此地，如果不知道曾经有过这杨一桩公案，又有谁会想到，这里就是汪精卫的墓地呢？

最后还要补充一笔：汪精卫死前死后，施旦一直都在他的身边护理、守灵。开吊以后，改由陈璧君守灵。那一段时间，陈璧君知道汪精卫一死，即便伪政权还能存在，也不会有她的好日子过，因此脾气十分暴躁，对守灵的人，动辄发火，连她的妹夫褚民谊都被她骂得狗血喷头。施旦瞅准了时机，趁她离开灵堂的时候，也曾经身着丧服到灵前最后祭奠了一番。为躲避陈璧君的谋害，她没有参加送葬的行列，就带上汪精卫生前的物品以及送给她的财物，更名改姓，逃到香港去了。他在香港定居以后，还将汪精卫的衣物做了一个“衣冠冢”，终生守墓，没再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