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零年下半年，抗美援朝和参军运动的高潮刚刚过去，作为“镇反运动”前奏的《反动党团分子登记条例》公布了。凡是加入过国民党，在党、政、军等部门担任过职务的旧人员，不论是留用人员还是闲居在家，一律要向政府设立的“登记处”进行登记。

“登记处”在各机关、单位、街道普遍设立，人民银行储蓄部当然也不例外：腾出一间大房间来，门口挂着牌子，里面坐着好几个面孔陌生的人在办公，估计是公安系统派下来的。这种登记，因为只限于在旧人员中进行，所以并不召开动员大会，而只是召集“有关人员”开小会。池步洲当然也在被召集之列。

主持这种小会的，除张经理和几位部内的干部之外，还有“登记处”那些不认识的干部参加。张经理在讲话中再三强调：搞这样的登记，目的只是为了对大家的过去情况有所了解，希望大家不要有任何顾虑，积极主动地踊跃登记，这对大家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张经理说话的时候态度和蔼，口气轻松，嘴角挂着微笑；但是外来的人员一个个全都态度严肃，目光炯炯地在与会者的脸上扫过来，扫过去，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给人以一种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感觉。

池步洲虽然也被叫去参加了两次小型的动员会，但是思想上对于“反动党团分子”中的“反动”二字的界定，颇有点儿搞不清楚。按他想，“反动党团分子”，大概是指那些杀人放火、祸国殃民的军阀、土匪、汉奸、卖国贼而言，与一般公务员无关，特别与他这个抗战期间有过巨大贡献的爱国人士“勿搭界”。如果不是这样，怎么可能在那么多遣散人员中最先复职呢？他反复思考：“我有什么反动？我从来没做过坏事，爱国而且有所建树，为人所共知。虽然加入过国民党，但只是一个挂名的党员，在党内没有担任过任何职务，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党务活动。对于共产党，以前从没有说过一句坏话，现在是衷心拥护；而对于国民党的腐败，特别是‘金元券’的坑害百姓，我人前背后，骂得可凶呢！像我这样清清白白的爱国之士，怎么可能‘反动’呢？”

正因为池步洲认为自己与“反动”二字不沾边儿，所以对这个“登记”漠不关心。让他去听了两次会，也以为领导找错了对象，这样的会，根本就不应该让他去参加。以后部内多次召开这一类小会，张经理都来通知他参加，笑嘻嘻地说：“老池呀，你还是去听听的好！”但他认定“我与反动无关”，一概拒绝。积极分子们似有意似无意地告诉他：某某人已经登记了，什么事儿也没有。底下的“潜台词”，当然是“你也去登记吧”。但是池步洲认定：罗俊都说我是个不问政治的纯技术人员，我又不是反动分子，登记个屁！

不久，“反动党团分子登记”在社会上逐渐公开化、白热化，报纸、广播每天号召反动党团分子从速登记，否则将对自身不利。敏感的人，有过反动身份的人开始惶惶不安起来，有的逃离上海，有的辞职不干，到外地去避风头，有的人怕不去登记要被捕、被杀，赶紧到“登记处”去登记。最紧张的时候，街道上的“登记处”门口居然排起了长龙！

储蓄部有一位留用人员，曾经当过某市的市党部委员，眼看形势越来越紧，自己以前的职务又确实够得上“反动”二字，张经理召开的小型会议又次次有他，知道躲不过去，也不敢再拖，就第一个挺身而出，办了登记手续。这一来，部里到处都在议论这条特大新闻。当局也抓住这一典型事例开展宣传：位居市党部委员要职的国民党高级官员，尚且不隐瞒自己的反动职务，我们也没有对他怎么样，你们等而下之的小人物，还有什么可以值得顾虑的？何必等待观望？

这一来果然立竿见影，“登记处”不再门庭冷落了，部内留用人员中历史上有过一官半职的人，纷纷去登记；而那位“市党部委员”也颇春风得意，照样“安心工作”，似乎天下从此太平，可以高枕无忧了。

在这种形势下，池步洲的思想并非死水一潭，不为所动。他虽然没有当过什么市党部委员，在党内没有什么高级职务，但毕竟是国民党少将，而且是军委会的少将，尽管并不反动，至少地位不低，似乎也符合“登记”的资格。然而他自认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爱国者，如果前去登记，岂不是等于承认自己是“反动派”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里面，有一个汉语语法方面的认识问题。按照公布的登记条例，“反动党团分子”，指的是“反动党团”中的一“分子”，“反动党团”是与“民主党派”、“进步团体”向对应的。国民党、三青团等等，属于“反动党团”，自无疑义，因此凡是国民党、三青团中的成员，都应该进行登记。按照池步洲的理解，“反动党团分子”，指的是“反动”的“党团分子”，只有反动的党团分子，才应该登记，我是进步的、爱国的党团分子，当然不在登记之类。

于是乎南辕北辙，牛蹄子两掰着了。

池步洲的性格，属于“拗脾气”，用上海话来说，就叫做“弄堂里扛木头”，只能直来直去，不能拐弯儿。他既然对“反动”二字十分反感，又认定自己绝不反动，于是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不是反动分子，当然不能去登记，且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这样又过了一阵子，社会上、银行内，凡是与国民党党政军各部门沾点儿边的人，基本上都去登记了。一天，池步洲偶然与黄咸益相遇。黄咸益是当年池步洲单枪匹马在重庆两路口民居中为军政部破译日本外交密电码时期的两个收报员之一。成立军委会技术研究室以后，他也合并过来，还当他的报务员。后来调到军委会机要室毛庆祥手下当科长。蒋介石从大陆撤退，他没有跟着去台湾，而是到了他的原单位上海电信局工作。照他想，他是个凭本事吃饭的技术人员，无所谓政治倾向，反正给国民党抄报发报，给共产党也是抄报发报，至于电文内容，他根本就一无所知。现在既然政府要求登记，他立刻响应，很早就去登记了。当然照常工作。所以碰见了池步洲，谈起了这个热门话题，也是苦口相劝，要池步洲赶紧登记，不要抱无所谓态度：不管怎么说，你毕竟是个来自国民党阵营中的人，不去登记一下，万一共产党以此为由说你不老实，加以治罪，岂不是授人以柄，自己给自己凑条件吗？尽管池步洲当时大不以为然，回家想想，他的话似乎也不无道理。于是又犹豫开了。

那一段时间，说他思想上没有负担，处之坦然，那是假的。患得患失、疑神疑鬼，是知识分子的通病，池步洲也不例外。他忐忑不安，踌躇彷徨，左思右想，两头为难。

想来想去，终于被他想出了一条“两全其美”的妙计来：正式去填表登记，等于承认自己是反动分子，他当然不干，这是“原则问题”，无论如何绝对不能让步。但为了说明自己不反动，让主持登记工作的人也知道他不反动，这就需要让人家全面地了解自己的历史。办法呢，就是把自己半生的经历详细地写出来，送交登记处参考。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填表，不构成“登记”的事实，一方面又可以让公安部门了解自己半生中的所作所为，并借此表明自己是个既清白又有功于国家民族的人。

主意打定，他用整本练习簿密密麻麻、详详细细、实事求是地写了自己一生的光荣历史。本来事情这样做法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他觉得意犹未尽，还应该明白说出自己不属于应该参加登记的反动分子一类，于是笔锋一转，在文末附上了这样几句话：“像我这样对抗战胜利立过大功的人，如果还要作为反动党团分子来登记的话，那么全中国的人都要登记了。”

他把这本练习簿送交“登记处”，却拒绝“填表”。从此再也不理“登记处”的茬儿。

事后池步洲曾经总结自己及许多人一生中的所作所为，认为：“人之患在于无知，而其犹烈者，莫过于无知又加自负。”解放初期，他对共产党的政策一无所知，而又以有功于国家民族而自负，觉得有恃而无恐，于是才会白纸上落黑字地写出上面这样一句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狂妄”的话来，没有他的好果子吃，当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