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农历三月廿二日丁酉，是池步洲终生难忘的日子。

谷雨刚刚过去一个星期，江南的气候已经相当温暖，姑娘们的花裙子早就招摇过市了。这一天虽然是星期五，全上海的职工们，并不迷信，都像往日一样照常去上班，池步洲当然也不例外。

由于五一节即将来临，储蓄部的职工，凡是手头事情不多的，都去协助工会宣教干事布置环境，做庆祝五一节的准备。池步洲已经好几天没有什么任务了，就到工会办公室去剪剪贴贴，从上午一直忙到下午四点，方才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就在这个时候，张经理走了进来，笑嘻嘻地说：“老池，下了班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有个小会，大家谈谈。”

池步洲满口答应。以前每次开“反动党团分子登记”会，都是在“登记处”召开，这次的会既然在经理办公室开，当然是业务上的会议无疑。

下班铃响，同事们互道再见，陆续走了。池步洲请住在福禄街的同事给家里带一句话：有个小会，要晚点儿回家。

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气候宜人。从窗口下望外滩马路上，行人熙来攘往，好一派升平景象。周围的气氛，看不出有任何异样。

过了一会儿，池步洲就往四楼经理办公室走去。张经理看见，起身招呼让座，十分亲切，说是开会的人还没来，再等等。过了十几分钟，保卫科长来了。因为都是熟人，池步洲也不怀疑有什么变故。保卫科长一到，就打电话，催开会的人快来。对方回答，手头有些事情放不下，还要过一会儿才能到。张经理就说：看样子要耽误吃饭了，不如先叫几碗面来吃了再说。那时候，上海街头每到上下班时间，到处都是“普罗食摊”，中西餐俱备，什么肉丝面、鸡汤面、牛肉面应有尽有。于是保卫科长就下楼去叫来了三碗面，大家一边吃着，一边聊着。

池步洲怕家里人等他吃饭，给福禄街宿舍打了个电话。电话并不是装在他家里，就没让白须宾来接，只请街坊传一句话就算了。

张经理往常说话不多，这天却一反常态，谈锋特健，说完了山南说海北，把许多陈芝麻烂谷子都翻了出来。三个人吃完了面，“开会的人”还不来，张经理频频让保卫科长打电话催，每次回答都是“快了，请再等等”。

如果换了别人，根据现场情况，谁都会猜出今天的“会议”绝非一般。碰上这个池步洲，本来就是书呆子一个，既不会察言观色，更不懂动问请教，傻呵呵地人家说什么他听什么。张经理急得火焦火燎，坐立不安，他还劝人家不要着急，多等一会儿不要紧的。

池步洲这人一生俭朴，不但不抽烟，连茶也不喝。经理和保卫科长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却只喝白开水。三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瞎聊，一等等到九点来钟，“开会的人”终于来了，而且来得非常突然：经理室的门猛地被撞开，闪进来两个三十多岁的彪形大汉，穿一身黑布便服，目光灼灼，气势汹汹，进门以后，就大踏步并排向池步洲冲来，只问了一声：“你就是池步洲吗？”既不出示逮捕证，也不出示身份证，更不由分说辩解，池步洲刚答应一个“是”字，其中一个就拿出手铐，另一人则扑了过来，用力地把他的双手拧向背后，同时喊了一声：“你被捕了。”与此同时，“咔咔”两声，铐上了手铐。所有这一切，从他们进门到铐上铐子，一共不过半分钟时间。行动之敏捷，堪称“神速”，可证训练有素。

池步洲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搞得晕头转向，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情，只听得那两人对张经理说：“我们还有任务，你们好好儿地看住他。”说着，就转身匆匆地走了。

从他们进门到离开，总共不过一两分钟。如果以这个速度计算，在这以前和以后，这一晚上，他们两个足足能够逮捕上百号人的。

两个便衣儿走了以后，池步洲心慌意乱，声音发颤地质问张经理：“这是怎么回事儿？我犯什么罪了，要逮捕我？”

张经理过去把房门关上，就在靠门的一张沙发上坐下，把住了出路，脸色却红一阵青一阵，尴尬极了。但他还是强装笑脸，好言劝慰说：“老池，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你放心好了。你有才学，这我们都知道的。领导的目的，不过是要你提高一下认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你放心去学习吧，过一段时间，会让你回来工作的，那时候，还要让你担任更加重要的工作，咱们又能在一起了。”

保卫科长已经在靠窗的一张椅子上坐下，守住了窗口，也同声附和地说：“你不用担心，不过是学习学习，很快就会回来的。”

接着两人一唱一和，又说了许多宽慰的话。池步洲将信将疑，听听他们的话，说得倒真动听，而且态度和蔼，始终是笑嘻嘻的；看看眼前的事，却与他们说的大相径庭：天下哪有反铐着双手送人去学习的？这不分明是骗人的谎言么？

这时候，说什么宽慰的话都没有用了。关键是“且看下回分解”。但是那两个彪形大汉匆匆离去以后，就再也不回头，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够回来。池步洲要求给家里打个电话，经理又不答应，说是到底上哪儿去，他也不知道，要等这事儿搞清楚了以后，明天由他去通知。

池步洲只好颓然地在沙发上坐着。从九点等到半夜十二点整，刚才吃的一碗汤面和喝的白开水，经过血液循环进入了膀胱，憋得池步洲脸都红了，手也瑟瑟发抖，万不得已，只好要求上厕所。保卫科长犹豫再三，还是不敢放他一个人到盥洗室去，连“随后保卫”也不敢，宁可屈尊把墙角的一个痰盂端来，要他就在办公室里小解。但是背铐着双手，怎么解扣子呢？事情既然到了不能“自理”的地步，也真难为了这位保卫科长，只好完全彻底地“代理”了。——幸亏他只是要求小便，如果要求大便，保卫科长不仅要解裤带，只怕还要给人家擦屁股哩！

其实，逮捕像池步洲这样的文弱书生，不比逮捕江洋大盗，完全没有必要上背铐，甚至连正铐都不必，只要“划地为牢”，他就会乖乖儿地坐等起解的。

十二点钟以后，窗户外面不时响起警车的呼啸声。到了这时候，池步洲方才明白过来：今夜的逮捕，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而是许多人，也许还是一大批。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警车一辆辆地呼啸而过，间隔很短，可见今夜所逮捕的人，数目一定不小。

经理和保卫科长职责有关，不敢离开“雷池”一步。好听的话说得太多了，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何况面前这个囚犯根本就没有反抗和逃跑的迹象，似乎也用不着在他身上花费太多的精力，于是两人的嘴全都紧闭起来，只是睁大了四只眼睛，瞪着池步洲，以防他突然站起来夺门而逃或从窗户跳下楼去自寻短见。

凌晨三点钟光景，池步洲十分不好意思地又要求小便了一次。这时候天色渐渐开始泛白，门上忽然响起了剥啄声，经理开门一看，门外站着两名解放军和一名便衣儿，但不是早先来过的那两人中的一个。他跟保卫科长打了个招呼，即示意那两名解放军把池步洲押走。

经过一夜的疲劳战，张经理总算平安地完成了任务，眼看即将撤出“战斗”，他不无解脱轻松地向池步洲招招手：“老池，你安心地去吧，再见！”

池步洲在带枪的“卫士”前后护卫之下，步履蹒跚地走出了银行大楼。街上路灯昏黄，沿路都有解放军站岗，看样子是戒严令还没有解除。一行人来到南京东路外摊，只见这里有一大批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包围着好几百名全都反铐着双手的被捕者，大家都神色黯然，或低头沉默，或面面相觑，谁也没有说话。池步洲被推进了人群，押解的便衣儿和解放军就走开了。他四面看看，弄不清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只得也和众人一样默默无语地站着，心里在琢磨下一步将会如何。这时候恰好有一个便衣儿迎面走来，他没头没脑地冲人家一点头，问了声：“同志，要把我们送到哪儿去呀？”

那人眼睛一瞪，声色俱厉地回答：“谁跟你是同志！”

那年月，留用人员之间，互相以“先生”称呼；对有职务的干部，以“经理”、“科长”称之；对于不认识的人，除年老者外，一律以“同志”称之，解放近两年来，在社会上早就已经习惯了。就这一声当头棒喝，池步洲终于明白过来：自己已经不再是“人民”的一分子，而是阶下之囚了。

天色蒙蒙亮，开来十几辆公共汽车——上海市各公安分局的警车数量不多，平时抓人，还能应付，像这样的全市大逮捕，根本不够用，所以临时租的公共汽车，用来转运已经抓到的犯人——在持枪解放军和便衣儿的呼喝推搡下，一一被塞进车厢。车少人多，不但一律不许坐下，全部站着，都已经肩碰肩、脚碰脚了，还要往里塞，一直塞到再也塞不进去为止。每辆汽车，都像一个装满了沙丁鱼的罐头。由于每人都被背铐着双手，无法攀扶，因此每逢汽车突然刹车，人们就会东倒西歪，哇哇直叫。好在车内本来就塞得满满的，人们不过互相挤压一下，倒是不会摔倒的。

全市戒严，时间也还早，路上绝无行人，所以车子开得很快。没过多久，就到达终点：一处有高墙围绕的楼群。

所有汽车都直接从大门开进去，在广场上停下。然后大门咣当关上，上闩加锁，接着车门一辆辆打开，命令沙丁鱼们自己走下车来。

押解的解放军和被押解的犯人们全都松了一口气。一方是平安完成了任务，没出什么问题；一方是可以活动活动身子，不再当沙丁鱼了。最令被捕者感激涕零的，是上来一批便衣儿，把所有被捕者的铐子一一打开。池步洲从昨夜九点钟上了背铐，到现在足有六七个小时了，两臂酸痛麻木得几乎失去了知觉，打开与不打开，也差不多了。

池步洲还在幻想：这里大概是什么集训的地方吧？张经理不是说：好好儿学习，不久还要回去工作吗？

一个干部模样的独臂人，健步走到众囚犯面前。开始训话：“……你们这些反革命分子，终究逃不脱人民民主专政的铁拳，最后还是被送到监狱里来了。……你们都是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出路只有一条：端正态度，交待罪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旁边有两个人小声嘀咕：

“这回完了，送进提篮桥监狱里来了。”

“进提篮桥监狱，算是咱们有福气，祖上多少积过一点儿德的。要是把你送进分局拘留所去，不说别的折磨，单是那每天一稀一干两顿填不饱肚子的饭，就能把你饿死了。”

……

一切都明白了，原来这里就是监狱！

池步洲突然想到：啊，五年前内江的那个看相先生说我四十四岁有大难，原来是牢狱之灾呀！？既然这是我命中注定的一关，我又不肯听从他的劝告在家乡安心务农，致有此劫，如今是自作自受，只能既来之则安之，一切听天由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