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判之后，池步洲等待接见家属、转送劳改大队。

他无端被打成“反革命”，成为他生平所最痛恨、最厌恶的“中统特务”，而且不许不服，不许上诉，心情坏到了极点。他已经下定了必死的决心，只等最后再见妻子儿女一面，交代了后事，就自我了断。

犯人接见亲属的日子终于公布了，池步洲按狱方规定，忐忑不安地给白须宾发了一张明信片。在那动荡不安的岁月里，作为一个反革命家属，也是朝不保夕的，不知道她是不是还活着，能不能收到这封信。

洋人设计的提篮桥监狱，本来就有接见室，用两层铁丝网栅把房间一分为二，把犯人和家属分隔在两边，只能面对面说话，不可能传递任何东西。这种接见室一共有好几间，可以同时供二三十个犯人接见家属。当时犯人接见家属是不定期的，一批走了一批来，“流水作业”，天天有人。解放以后什么都讲究“集体化”，连犯人接见家属也集体化起来，而且一般都是在犯人定刑之后、“起解”之前才允许见家属一次，见过之后，就劳燕分飞了。

“集体接见”的时间一般都定在星期日，这是照顾上班的家属，省得为此请假；地点则放在监狱大门内的大院子里。院子正中，横向放一排条桌，桌子两边各放有一排条凳，这是“警戒线”，也是分隔牛郎、织女的“天河”，相当于规范接见室的两层铁丝网。家属们凭接见通知和证件在大门外面登记，检查带来的衣物，然后拿号等待，听候传呼，每一批可进五十家，每次只准许谈话五分钟。第一批家属进门，在条凳上坐好，监狱大门关上锁好，这时候从监狱里面放出来五十名犯人，各自寻找自己的亲属。在犯人的一方，每隔一两张桌子就有一名看守，负责监视犯人的行动，监听犯人和家属都说些什么话。

犯人接见家属的场面是很难描写的，从语言、神态到表情、动作，真是瞬息万变，各有千秋。有哭的，有喊的，有骂的，有叫的，也有面不改色谈笑自若的，更有明明是用普通话或上海话交谈，监听的看守却居然听不懂人家在说些什么的。五分钟一到，值班看守吹一声哨子，这时候的场面，可就更难描写了：隔着一张桌子，有互相紧拉着手难分难解的，有把送来的东西推过去又推回来的，有捶胸顿足号啕大哭的，有扬起手来打丈夫或儿子一个耳光扭头就走的，当然也有挥挥手、点点头、嘴角挂着微笑把悲痛强压在肚子里面的。看守们强拉硬拽地把还在“交战”的双方拆开，排队点名，验明正身确实无误送回监房之后，这才打开监狱大门，把这一批家属放出去，换进第二批家属来。如此周而复始，直到全部家属都接见完毕为止。

池步洲坐在自己的牢房里，静听狱警拉长了声音呼喊犯人的代号，生怕听错了一个号码，与妻子儿女失去了永别的机会。但是一上午眼看快要过去了，本监房、左右监房的犯人们大都抱着衣物、挂着眼泪回监了，却始终听不见传呼他的声音。是没有接到信？还是遭到不测了？尽管他依旧端坐，貌似平静，实际上心潮澎湃，难以遏止。

上午的接见终于结束。下午是专门留给外地和远郊区的家属接见的。池步洲的家在福禄街五十六号，与提篮桥监狱同在杨浦区，两处相距并不太远，过了十二点钟还不到，看来是没有希望了。

池步洲思绪万千，悲痛欲绝。

下午一点钟以后，外地和远郊区的家属赶到。第一因为人数少了，第二也好让他们早点儿回家，因此基本上是随到随见，十个二十个是一拨儿，七个八个也算一拨儿。人少了，时间也不抠得那么紧，生离死别，多给个一分半分钟，也算积德，“衙门里面好修行”嘛。

将近下午四点钟，外地和远郊区来的家属基本上都接见完了。四点钟以后，“集体接见”即将结束。现场需要清理，狱警们辛苦一天，也该休息了。就在池步洲万念俱灰，认为妻子儿女不会再来的当口，狱卒高声喊叫2444号，接着铁门“咣啷”打开，奇迹居然在这时候出现：通知接见，而且催得特急，再不去，就要清理现场了。

池步洲几乎是一路小跑跟着狱警下楼的。到了接见大院儿，供接见用的条桌和条凳已经搬走了一大半，只剩下正在哭天抹泪的犯人和家属，整个接见现场，一共只有三四家。在一张桌子后面，坐着一个妇女和四个孩子，瞪大了眼睛，正在等候着她们的亲人。——这就是贤妻良母白须宾和她的两子两女。十个月不见，她们苍老了，消瘦了，憔悴了，完全变了样子了，却似乎都成熟多了。眼看着丈夫和爸爸向她们走去，她们怎么一点儿反应也没有？正在纳闷儿，突然间恍然大悟：她们在外面，尚且朱颜改枯容，自己是“两世为人”的人了，何况几个月不洗澡理发刮胡子，当然已经面目全非，难怪她们见他走去竟会视而不见！她们在等待的，是脑海中的那个池步洲。那个池步洲，世界上已经没有了！

直到池步洲走到她们面前，在一张条凳上坐下，开口喊“英子”的时候，白须宾方才惊奇地认出了眼前这个脱了形的人居然就是自己日思夜想的丈夫。没有叫喊，没有哭泣，更没有久别重逢的欢笑，她只是张大了眼睛，死死地注视着丈夫的脸：他不相信面前这个苍老的、羸弱的、近乎皮包着骨头的人会是自己那么熟悉、那么想念、本来是那么健康开朗的池步洲！

四个孩子，次子国雄是一九四零年冬在重庆出生的，才十一岁零几个月，下面两个女儿，一个七岁，一个四岁，最小的儿子才一岁多点儿。他们先是和妈妈一样，惊奇地注视着桌子对面的那个“陌生人”，努力地在记忆中搜索与此人有关的信息，直到听见这个人喊了一声“英子”，方才得出此人就是爸爸的结论。这声音，他们以前天天听，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永远也不可能从记忆中抹去。国雄先喊了一声“爸爸”，眼泪“刷”地流了下来，却咬住了嘴唇，没有哭出声儿。这一定是临来之前妈妈再三交代过的，坚强的孩子，终于禁住了这一残酷的考验；七岁的瑞霞，到底是女孩子，感情脆弱一些，跟着哥哥喊了一声“爸爸”之后，隔着桌子就扑了过去，紧紧地拉住爸爸的手，怎么也不肯放开；还只有四岁的二女儿，见姐姐抓住了爸爸的手，不肯吃亏，脑子一转，发挥她个子小身子灵活的优势，立刻从桌子底下钻了过去，抱住了爸爸的腿就想往上爬……

我离开上海法院以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有幸在劳改单位呆过二十多年，经常参与接见场面的安排，也曾经站在接见与被接见者旁边充任光荣的监听者这一角色。激动人心的场面，感人肺腑的语言，催人泪下的叫喊，埋怨、责骂、忏悔、喊冤……所有人类最精彩的表演我都看过，所有人类最精华的语言我都听过。我不是个铁石心肠的人，遇见令人心酸的场面，我只能转过脸去，假装没看见。但是在监狱当狱警的，必须硬得起心肠，必须学会没有七情六欲，不懂得喜怒哀乐，不然就吃不成这碗饭。所以当白须宾的大女儿从桌子上面趴过去，当小女儿从桌子底下钻过去的时候，在一旁监视的狱卒，立刻大声吆喝：“回去，回去，不许超越警戒线！”并动手把大女儿的手拉开，把小女儿的身子从桌子低下推出去。

小儿子芳雄还不会说话，见此场面，“哇”地一声哭了起来，扑向了妈妈的怀抱。

池步洲忍无可忍，愤怒地抗议：“小孩子懂得什么，你吓唬他们干嘛！”

那狱警倒不计较池步洲的态度，只喊了一声：“有话快说，只有五分钟，一会儿时间就到了。”说着，踱到了一边儿去，算是对刚才吓唬孩子的忏悔。

这五分钟的接见，要说的话很多很多，时间有限，只能拣那要紧的先说。

可是千言万语，从哪里说起呢？……

白须宾是第二天中午才知道池步洲确切的下落的。当天下午下班的时候，池步洲没有准时回家，有街坊带话回去，说是池步洲晚上参加经理室召开的一个小会，要晚一点儿回来。全家人正在等他吃晚饭，他的电话打回来，说是晚饭已经在办公室吃过了。这种事情，以前也有过，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当夜马路戒严，街上警车呼啸，不知道要抓什么人。白须宾也和池步洲一样，既无知，又自负，总觉得自己的丈夫是世界上最正直、最聪明、最爱国、最光明磊落、最无可指责的人，政府要抓的当然是坏人，而“坏人”两个字与池步洲是绝对不沾边儿的。他下班不归，是因为经理找他开会，他散会不归，是因为全市戒严，交通阻塞，回不来了。没有想到的是，刚过了半夜，忽然有人敲门，白须宾还以为是丈夫回家来了，开门一看，一帮人涌了进来，为首的是派出所民警，只说了一句“奉命搜查”，立即翻箱倒柜，把认为可疑的东西，可以作为证据的东西，包括池步洲的所有照片、各种证件、两大箱从重庆辗转带在身边的日本密电……统统给抄走了。

第二天上午戒严令撤销以后，白须宾立即赶到人民银行储蓄部去询问。张经理的答复是：池步洲确实被逮捕了，但这是公安系统的全市统一行动，原单位也不甚了然，只知道人可能关在分局，不过只允许送被褥和日用品，不许探监，也不许通信。她匆匆把物品送到分局，分局查了名单，说是没有池步洲这个人，叫她到提篮桥监狱看看，案情重大的，一般都关在提篮桥。白须宾不敢怠慢，立刻又奔到提篮桥，总算得到池步洲确实关在这里的消息。物品送进去以后，白须宾即到处去找人帮忙。找了梁孝志，找了姚耐，也找了人民银行的最高领导军代表罗俊。但在那个人命阽危的特殊环境下，一听说是“反革命”案件，人人害怕，谁都爱莫能助，别说是朋友了，就是至亲骨肉，也无可奈何，不立即划清界线，断绝关系，还算是好的呢！

倒是罗俊，一者是池步洲原单位的最高领导人，二者看在当年重庆掩护的情分上，表示这事情人民银行组织上一定会关心过问。至于怎么个过问法，就语焉不详了。

池步洲在福禄街的住房，虽然并不十分豪华，但也是法式洋房，颇有气派。池步洲成为“反革命”，当然不可能再让反革命分子家属住这样漂亮的洋房。池步洲前脚刚被抓走，行政部门后脚就来收房子。

这可难坏了白须宾。在上海租房子，是极为困难的，到哪里去找房子呢？即便有房子租，也付不起房租哇！无可奈何，白须宾只得再去找罗俊。按说，已经宣布被捕的职工，这些困难问题单位是可以不管的，总算罗俊没有忘记当年的“滴水之恩”，在新华路红庄人民银行职工宿舍的三楼给白须宾一家安排了一套住房，虽然并不宽敞，房租却很便宜。

池步洲的接见通知，寄到了福禄街原来的住址，总算新房客还不错，在通知上贴了一张条子，转到了新华路。但是耽误了时间，直到今天午后方才送到了白须宾手里。时间十分紧迫，除了按信上要求捡出几件旧衣服之外，她也来不及买什么东西，何况信上写明不许送食物，所以她只把几个孩子找齐，就搭公共汽车赶来，所幸总算在四点钟之前赶到了。

白须宾简略地说了半年多来家里的变故，又告诉池步洲说：新家的隔壁，是一家姓孙的邻居，也是抗战以后从重庆“复员”回来的，解放前在中央银行送汇款，如今仍是人民银行的职工。他们一家，对白须宾的遭遇颇具同情，不但不像别人那样歧视她、排斥她，还处处关心她，帮助她。他有一女一儿，姐姐小名毛大，与瑞霞一般大小，弟弟小名毛毛，比她姐姐小两岁。大人互相来往，四个小孩子很快也成了好朋友，在苦难的岁月中，也算是得到了一丝人间的安慰。如今白须宾所祈望的，就是丈夫早日无罪释放，平安出狱。那时候还没有法律顾问处，也没有律师，军管会代行法院的职务，判决后也没有限十天内到何处上诉的字样。白须宾接到了丈夫被判刑十二年的判决书，一气之下，当时就到军管会去质问：“我男人判决书上的罪行一条也没有，为什么要判他十二年徒刑？”答复竟是：“就算判决书上的罪行他一条都没有，凭他是个少将，判他十二年也不冤枉！”……

听完了妻子的诉说，池步洲无法克制自己了。酝酿了许久方才打好的一篇腹稿，这时候竟忘记得一干二净。其实，即便他没忘记，也用不上了。他能对妻子说：“这是你我的最后一面，你走了以后，我就准备自我了断，”从此把抚育子女的责任，都推给这个来自番邦外国、在上海举目无亲的弱女子吗？不，不能。尽管现实就是这样残忍，但他却不能这样做。

时间就要到了，在最后的一分钟里，池步洲只能简单地告诉她：自己无端被判刑十二年，在这一段漫长的岁月中，不能给家里任何帮助。四个子女，只能靠她抚育，靠她纤弱的肩膀来挑起这副家庭重担了。十二年，四千三百多个日日夜夜呀，在监狱外面，比在监狱里面的更难熬，更难过。他没有告诉妻子自己将辞别人世的决心。事实上也许此时此刻他就已经觉悟到自己的决定有多么幼稚，有多么荒唐了。他觉得自己无颜再见这个世上少有的女子，当接见时间已到的哨声响起，狱警几乎是连推带搡地把他带走的时候，他跟妻子说的最后一句话竟然是：“我很快就要到劳改队去，到哪里还不知道。你只要照顾好几个孩子就行了。我的下落，我的生死，你都不要多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