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步洲在监狱板箱厂劳改了两年多，到了一九五四年初，突然转监了。

按照狱方的传统习惯，转监之前，是从不宣布把犯人们送到什么地方去的。一声“收拾行李”，接着就排队点名，装进囚车，只有到了目的地，犯人们才知道自己到了什么地方。池步洲的转监，当然也不例外。与众不同的，是他这一次转监，只有他一个人。他自己扛着行李，狱警吃力地帮他把一麻袋的书扛到了大门口，然后给他双手上铐，狱警到外面去叫了一辆三轮车，把行李和麻袋都放上车以后，这才把池步洲带出来，与狱警并排合坐一辆三轮车。当时天气还冷，上海的三轮车工人，一般都备有一条线毯，供乘客盖膝头防冷用。那狱警就用这条线毯把池步洲的双手连膝盖一起遮住。这样，车子走在街上，与普通乘客无异，谁也看不出这是犯人“起解”。

一路上，狱警当然不会与犯人交谈，也不会说明要到哪里去。尽管好事不敢妄想，但是池步洲心里明白：第一，这不是提审，提审不会带铺盖；第二，也不是改判，因为自己没有上诉，而当时的法院案件堆积如山，你不上诉，他绝不会主动来复查你的案件；第三；目的地绝不会太远，不然，绝不会用三轮车送走；第四，如果是上火车转到外地，按规定必须两个人押解，不可能只由一名狱警押送；第五，绝不会是拉出去枪毙，要是处决，恐怕就要出动警车了。

将近三年没有接触社会，什么街道、车辆、商店、行人几乎都成了依稀的梦境。如今一出狱门，来到马路上，只见行人熙来攘往，车辆急驰而过，铃声与喇叭声交织，灰尘和汽油味儿混杂，突然之间有一种“我还活着”，“又回到了人间”的感觉。

人力三轮车的行速缓慢，经过外白渡桥、四川路桥、虹口公园，一直往江湾方向蹬去。蹬了足有一个来小时，只见马路两旁的房屋越来越稀，行人越来越少，终于进入了郊区，眼前是一片碧绿的田野，空气倒是越来越新鲜了。“到底要把我弄到什么地方去”的疑问，又一次在池步洲的心底升起：“听说解放前警备司令部秘密处决犯人，都是弄到江湾去执行的，这个三轮车工人，总不会是化装的便衣儿，是要把我拉到偏僻的地方去秘密处决吧？”

又过了一段时间，眼前忽然出现一座城堡似的建筑物，四周的围墙相当高，其面积之大，几乎和一个大村庄差不多。再靠近一些，就能看见大门口有持枪的解放军站岗，围墙上面也有电网，心里基本上已经明白：这里一定有一个劳改单位，但不知道是工厂还是农场。

三轮车在大门口停下，终于看见了挂在大门口的两块牌子，一块上写“上海劳动板箱厂”，一块上写“上海劳动机械厂”。狱警下车跟卫兵打了招呼，又帮池步洲把一麻袋书扛进了大门里面。

这是解放后开设在上海郊区军工路的两座劳改工厂，规模相当大，共有上千名犯人。两座工厂共一个大门，共一套管理系统，共一个厂长，对外是两块牌子，对内则是一个单位。劳动板箱厂实际上是监狱板箱厂派生出来的“子工厂”。但是“毛驴儿下骡子”，子工厂不论是设备之新、人员之多，都超过了“母工厂”。劳动机械厂主要生产劳动牌活扳子。这是解放后上海的名牌产品，远销东南亚各国。相对而言之，这两座劳改工厂要算是当时上海地区生活条件、劳动条件最好的劳改单位了。

狱警把池步洲带到了管教组。一个穿藏青色呢制服的干部跟他简单地谈了话。出于池步洲的意料之外，这一次转监，他得到了“好上加好”的“恩遇”：依旧没让他去干体力劳动，而是分配他到锯木车间去重操旧业，还当车间统计员。

谈话以后，这个干部先带他到“号”里也就是宿舍里安排了铺位，已经到了下班时间，正赶上开饭。六个人一脸盆油渣烧豆腐，油水挺大的，旁边是一只大饭桶，装着满满一桶大米饭，吃多少盛多少，并不定量。比起提篮桥监狱的大饭盒、小饭盒来，又是一番天地。

吃过晚饭，回到了“号”里。犯人的居住区，是一个单独的大院子，和工厂区隔开。两区之间的唯一进出口，有警卫日夜站岗，没有干部的带领，犯人们是不能自由进出的。居住区有一排排的平房，能容纳上千名犯人。给犯人做饭的大伙房，也在这个大院子里。此外，当然还有厨房、厕所。每一间大房间，像学校里的学生宿舍一样，放了十几张木制的上下铺，一共有三十几个铺位，也有一个很大的大马桶。犯人住的房间，门外有可加锁的粗大铁门闩，星期、假日及就寝以前的自由活动时间，并不加锁，犯人们可以自由进出，也可以在院子里走动，但有一条“不许串号”的监规。房间里有三盏吊灯，都是大泡子，灯光明亮，如同白昼。提篮桥监狱的牢房里面没有电灯——据说那是为了避免犯人摸电线自杀——只有通道的顶上有几盏二十五瓦的电灯，在那昏黄的灯光下过惯了，突然间大放光明，还真有点儿不习惯呢。

第二天早饭后，车间主任来带领犯人出工。先站队点名，然后列队到车间去。通过住宿区门卫的时候，还要把人数写在门口的小黑板上。出了住宿区大门，穿过横马路，进入厂区，一直走到最后一幢厂房，才是锯木车间。车间里排列着自动行车四台，台面车两台。老犯人一进入车间，就纷纷上岗进行生产了。车间主任把池步洲带到一间放着两张写字台的办公室里，指着一张桌子，让池步洲就在这里“办公”。看样子，这里以前也有过统计员，说不定也是突然之间被送走了。不然，不会这样匆匆忙忙从监狱板箱厂“挖”一个统计员来。

这里的办公条件比监狱板箱厂强多了。不但基本上听不见震耳欲聋的噪音，到处飞扬的木屑和灰尘也少得多。

与池步洲同一个办公室的，是车间记录员陈一新。——是个因冤假错案被判刑五年的刑事犯，当时只有三十多岁，刑满释放以后在社会底层挣扎了几十年，直到八十年代初方才得到平反。——他本来是个私营木制品厂的老板，对木材还比较内行，对车间里的情况比较熟悉，待人也相当热情。池步洲有什么不明白的，他都主动帮助，很快两人的关系就处得很密切了。

据陈一新介绍：军工路的这座大熔炉，共分两个工厂：一个是劳动机械厂，所生产的“劳动牌”活扳子，是名牌产品，不但国内很畅销，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出口的；一个是劳动板箱厂，主要为上海益民食品厂生产包装箱，包装罐头食品，也是供出口的。两个厂子共有一千多犯人，机械厂里有德国和日本的战犯；板箱厂的犯人主要是国民党的军警宪特和工霸。凡是上机器的，大都是死缓、无期的重刑犯，至少也是十五年徒刑；当搬运工的，大都是流氓阿飞集团的主犯，不过三年五年的刑期，今天进来明天出去的，流动性比较大。此外，也还有一些犯了抢劫、强奸之类刑事罪的印度红头阿三和美国人。

这一次之所以要把池步洲像干部调动工作似的派专人送到这里来，是因为他在监狱板箱厂当车间统计员期间，他的突出才能和创造发明获得了狱方的嘉许，知道他是个杰出的人才。劳改单位里的犯人要经常调动，避免犯人之间太熟了生事，是劳改当局的管理策略之一。监狱板箱厂和劳动板箱厂是“母子单位”，有这样的好统计员，当然不肯白白送给人家。挑选最有用的犯人给自己，应该算是“物尽其用”，不能算“本位主义”的。于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既便宜了劳动板箱厂，也“便宜”了池步洲。池步洲占了他有本事的光，直到一九五六年调离上海，都没有从事过体力劳动。相对而言，还算是“幸运”的，这也算是他得到政府的“特别关怀”吧。

在劳动板箱厂期间，他是个“特殊的”犯人。论年纪，他还不到五十岁，却因为他的性格古怪，又有些恃才傲物，他看得上的，不管你是市井无赖还是江洋大盗，他都愿意与你接近；看不上的，哪怕你是高级干部教授学者，他也目中无人，不理不睬。例如厂里有个姓林的青年犯人，他哥哥是个反动会道门的头目，他受牵连被判刑三年。此人记忆力特别好，善于说山东快书，也会说相声、演京剧。厂方为开展文娱活动，置有整套的京剧服装道具，鼓励犯人演出。姓林的也曾经数次登台。每逢节假日，大伙儿都围着他听他说快书。他与池步洲既不同一监房，也不同一车间，但是池步洲看中了这个小伙子的聪明，又发现他有数学天才，就每天抽点儿时间教他数学。仅仅一年时间，从小代数开始，几何、三角一直学到微积分。姓林的小伙子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每次来上课，都先喊他一声“老夫子”。从此，大伙儿也都跟着叫他“老夫子”。狱卒们听见了，也没加制止，时间一长，变成了他的别号，他的本名，反倒没人叫了。

劳动板箱厂的犯人，住的是上下统铺的大房间。这里基本上有两种稳定：一是人数不变，一个“号”里住二十多个人；二是人口不变，不像提篮桥监狱那样，在押犯人经常要调来调去，以防止串通口供并便于揭发检举。“号”内也不再设“组长”之类的“号头”来管理犯人的“学习”。因为判了刑的犯人，重点已经转移到劳动上去，“忠不忠，看行动；变没变，看贡献”，只要努力为国家作出最大限度的贡献，创造出最大限度的财富，就能评上“劳改积极分子”，就可以争取减刑的。

当然，不设组长，不等于放任自流，不加监管。“号”外时常有看守巡逻，不时从门上铁条中露出一双看不出任何感情变化的冷眼。“号”内呢，也有特别爱打“小报告”、企图以此争取减刑的奸细。不过总的说来，气氛比起提篮桥监狱来，应该说是松弛多了。

犯人们从车间回到“号”里，紧张了一天，总想轻松一下，以调剂枯燥乏味的囚犯生活。特别是星期假日，除了洗衣服搞卫生之外，大家凑在一起，或打扑克，或下象棋，或三个一伙儿五个一堆儿地说古道今，在无聊中寻找乐趣。

池步洲刚到这里来的时候，因为他脾气古怪，不大合群，别人打闹，他只知道看书。时间一长，总有一两个稍微合得来点儿的，问起他当年的那些往事，他就随口说了几句。不料他的话题引起了同监犯人的兴趣，穷追不舍。于是他断断续续地讲起了自己当年破译日本密电码的故事。这一来，可真是“羊群里面出骆驼”了，同一监房的二十多个犯人，来自上海社会的各个阶层，谁听见过这样的故事？犯人们都把他看作是“圣人”，老夫子长老夫子短地叫个不停，总想从他这里多听到一些天下奇闻。

犯人们各自的经历和见闻讲完了，大家都说老夫子书读得多，要他讲些故事解闷。池步洲对古典小说如《红楼》、《三国》、《水浒》、《聊斋》、《封神》及其他侠义小说之类读得也不少，加上他的记忆力特强，只要拉出一个头来，就能够滔滔不绝地讲下去。于是他在监房内成为“众望所归”的“群龙之首”了。

有一个“死缓”犯人，高个子，浓眉毛，五十来岁，一身的江湖气。他从来不讲自己的案情，看样子大概与黑社会有勾结。对于死缓犯人，大家都比较宽容，因为他们到底还能活多久，是一个未知数。他不愿讲，一定有难言之隐，所以也不勉强他。但是他却特别爱听别人讲故事，尤其爱听池步洲讲说破译密电码的经历。他和池步洲都睡上铺，而且铺挨着铺，每每在熄灯以后，还缠着池步洲讲故事。

在劳动板箱厂，池步洲是个最受狱方注意的人物。第一，他是个留学生，是个高级知识分子，第二，尽管他自己不承认，但厂方根据“档案”，认定他是“中统特务”无疑；第三，他从来不打小报告，换言之，就数他最不靠拢政府，思想最顽固，最不易就范。对这种人，管教干部当然理应严密监视的。可是不论在工作上、遵守监规纪律上，又都抓不到他的任何“劣迹”，所以也对他无可奈何。

有一段时间，那个有说有笑的死缓犯人，忽然沉默寡言起来，似乎有很重的心事。他是个死缓犯人，两年将满，是死是活将见分晓，这一段时间中情绪不正常，大家都觉得很正常，反都拿好话来安慰他。

一个星期天，这个死缓犯人忽然把池步洲叫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双手一抱拳，面有愧色地对他说：“老夫子，我真该死，我把你给告了！他们把我叫去，要我讲讲你每天在监房里都说些什么话。我因为过几天就要死缓期满，生怕被处决，想积极一下，立点儿功，就说你每天给大家讲故事宣传迷信和侠义人物……”言下一副不胜惶恐懊丧的样子。

这一来，池步洲倒不好意思了，反而安慰他说：“这个不要紧的。他们也没有来找我。即便来找我，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我讲故事，难免要讲到一些封建迷信或者宣传侠义的事情，不是你无中生有，你尽可放心。你这个人很讲义气，自己做错了事，敢于坦率地说出来，我很器重你的为人。至于你的案子嘛，根据你的表现，我看一定会得到减刑的。”

这个江湖人物，以江湖人特有的义气主动“坦白交代”了自己的过错，又得到了池步洲的原谅，心情开朗起来了。没过多久，在一年一度的“奖惩大会”上，他果然得到了减刑的判决书。

每天上班，池步洲总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静静地看书。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就是和他面对面地坐着的记录员，彼此之间也从来不说一句多余的话。他的原则是：一进办公室，办的就是公事，各人的私事，就不再提起。自己没有事情，可以看书，但不应该瞎聊天，耽误别人工作。这是他多年来在正规机关坐办公室养成的习惯。他的办公桌上，堆着一大摞从银行送到提篮桥监狱、又从提篮桥监狱送到这里来的外文书，多数是高等数学方面的。在监狱里，一般人绝不许看外文书，哪怕是马列原著。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当时狱官、狱卒们的文化水平一般都很低，谁也不认识这些曲里拐弯的“洋字”。但是他的这些书，却是得到监狱长的特许、并盖有“经检查允许阅读”的大红戳子，因此算是“官准”的。

他的任务，是每天做一份车间统计报表；原始资料、各行车的码单，则由记录员陈一新提供。车间里一共四辆行车，每天的吞吐量相当可观。临收工前一个小时，记录员把原始资料交给他，他拿起计算尺来一拉，各行车的产量就公布了。工效之高，无出其右者。他的学问和能力，连厂长都很佩服。公开地说：“像他这样的人才，在中国都不多。”

每到月底，他花一天时间写一份总结材料交给车间主任，车间主任又花半天时间向大家宣读一下。有他在车间，业务上的事情车间主任就连管都不用管，他都会按时布置得井井有条。

有道是：花香蜂常来。另外几个车间的统计员遇到难题，免不了都要来请教他。了解他性格的，都知道投其所好，进门先叫一声“老夫子”，于是他立即眉开眼笑，求教者也能得到详尽细致的指点，满意而去；要是不知道他的性格，不叫这一声，其结果必然是嗯嗯啊啊，所答非所问，甚至疯疯癫癫地用一些难听的话把人家气走。

他不但性格古怪，生活也古板：一年四季，总是穿一件破旧的西装外套，披着风衣，一双破皮鞋，连后跟都没有了，就拿它当木拖鞋拖着，走起路来，噼啪作响，加上身子一弯一弓，脖子一伸一缩，活脱脱一个日本人的样子。每天上班，除了工作之外，只知道埋头在书本里，很少跟人交谈。三餐饭后，都要盘腿在铺位上静坐十几分钟，样子既虔诚又认真，谁也不知道他这是练的什么功，还是一种什么特殊的宗教仪式。

有一天，厂长到车间来，走到他的办公桌前面，询问他一些生产上的事情。他大模大样地坐在那里，连屁股也不抬一下。厂长问一句，他答一声，神态傲然，倒好像是厂长向他汇报工作似的。再看看俩人的穿着打扮，一个是呢制服笔挺，干部架子十足，一个是破西服一身，样子像瘪三。俩人一问一答，足足谈了有十几分钟的话，厂长听得还很入神，临离去的时候，他依然身子不动一动，脑袋不点一点。厂长倒似乎很满意，笑眯眯地走了。

厂长一走，同办公室的记录员陈一新忍不住问他：“听说厂长是个长征干部，在部队里是个团长，级别挺高的，只为文化低一些，才分到这里来管劳改。平常时候，犯人想见他一面都不容易，你对他怎么这样不礼貌？”

他听了，先是“哼”地一声，又斜着眼睛瞥了陈一新一眼，不屑地说：“你懂得什么！这是我的办公室，是他到我这里来问我！难道因为他的官儿大，我就要站起来让他坐着，毕恭毕敬地向他回话？论官衔儿，他是个团长，顶多是个上校，我是少将，比他还高一级，他站着说话，我坐着回答，不算罪过吧？”

陈一新笑了笑：“现在是共产党的政权，你是国民党的少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怎么可以相提并论？你可别忘了，现在的身份，他是厂长，咱们是囚犯！”

池步洲听了，登时瞪大眼睛，大声地训斥：“囚犯怎么样？囚犯也是人嘛！做人得有志气，得自己尊重自己的人格，更不能以成败论英雄。政治上的斗争，复杂得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反反复复，变化无常。一个人要是没有自己的主见，是棵墙头草，风吹两面倒，那还能叫做人、还配搞政治么？”

说到这里，他拍拍陈一新的后脑勺，忽然惊讶地大声叫了起来：“怎么？你的脑后，也有一块反骨？这么多年来，我还没有碰见过第二个人有反骨的，只以为天下就我一个人是天生的反叛呢，今天总算也找到一个相似的人了。不过你的这块反骨，却没有我的大。”

他把陈一新的手拉到他的脑后去摸摸，原来他脑后的后枕骨，竟然像公鹅顶一样，凸出老大一个包包来。对于自己脑后的这块骨头，陈一新当然是知道的，不过却不知道这跟一个人的性格还有关系。

通过这一发现，从此池步洲就把陈一新引为同类，另眼相看，俩人几乎无话不谈了。

池步洲在国民党军委会任职，跟国民党的军政要人有些来往，社会关系复杂，所以三天两头有人来外调。每逢外调提审，常常带回来一些香烟、糖果、水果之类。按规定，监狱里犯人是不许抽烟的，池步洲不会抽烟，就把烟悄悄儿地分给同监房的犯人们抽。陈一新与他同坐一间办公室，当然额外照顾，一给就是一两包。

有一次他被提审，带回来的香蕉、苹果特别多。陈一新笑着跟他打哈哈：“共产党的人道主义精神，在你身上可算是彻底体现出来了。”

他神秘地笑笑：“今天来提审的，一共两男一女，都是北京来的。你猜他们来干嘛？”没等别人猜，他自己又接下去说：“听他们那口气，大概是要提前释放我，还要安排我工作呢！”

陈一新连忙向他表示祝贺，没想到倒换来了他的一个白眼：“你这个人真幼稚！你以为这是什么好事么？要知道，共产党对咱们这样的人，采取的政策是利用、限制、改造，放不放出去，其实是一样的。搞政治的人，真真假假，什么主意都想得出来。照我猜，他们打算放我出去，真正的目的是要我在电台上发表声明，帮他们向台湾的军政人员做政治宣传。我是一个政治犯，并不贪生怕死，也不是那种不仁不义的无耻小人，违心的事情，我是坚决不做的。所以我简单干脆地回答他们说：‘法律是神圣的，请你们不要拿法律开玩笑。像我这种罪大恶极的人，判我十二年，就已经够宽大的了，我愿意老老实实服完我的十二年刑期，不打算争取提前。’他们听我一口回绝，也不勉强我，给了我一大堆水果，要我回来好好儿考虑考虑。我就这样回来‘考虑考虑’了。”

真是个怪人。提前释放这样的好事，别人想都想不到，他却居然一口拒绝。如果进一步仔细想想，他的话倒也有几分道理：放出去“夹着尾巴做人”的滋味，真还不如关在监狱里舒服呢！

按照规定，劳改犯每月可以接见一次家属。这个“接见日”，是劳改犯们朝思暮想的大节日。思亲的，可以解一下渴念之苦；嘴馋的，可以得到大包小包的食品。因此劳改犯们盼接见，简直比小孩子盼过年还上心。独有池步洲这个怪人与众不同，他从来不发信让家属来接见，每逢接见日，他总是独坐监房，闭目养神，对周围所发生的喜笑、怒骂、叹息、痛哭不闻不问，也无动于衷。

有一次接见日，他照例有如老僧入定一般坐在监房里，突然训导员来传呼他，说是他的儿子从部队里请假回家探亲，特地来看看他，要他出去接见。不料他依旧端坐不动，毫无表情地摇摇头。训导员说：自从他入监，儿子还没有来接见过，如今从部队里请假回来，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更不要淡薄了父子之情。池步洲见训导员喋喋不休，不得不睁眼解释：“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我是没有改造好的国民党军官。我们俩各走各的路，绝不能耽误孩子的前程。请训导员转告他：阶级立场要站稳，以后千万不要再来，免得以后在运动中吃苦头。在我的十二年刑期之内，我是绝不会见他的。”说完了这几句，又把眼睛闭上，任凭训导员怎么动员，再也不理不睬。

训导员也没有办法，只好出去“传话”。不一会儿，抱回来一大堆食品，池步洲干脆当着训导员的面把东西都分给了同监的犯人们吃，自己一点儿也不留。训导员看了，也无可奈何。

当天，同监的劳改犯们吃了他儿子送来的东西，反而议论纷纷，不论当面还是背后，都说他是个喜怒无常的书呆子，缺乏父子之情，做得太绝了些。他却说：“虎毒尚且不食子呢，我也是个有血有肉的男子汉，父子连心，怎么会没有父子之情？可是儿子送来的这些东西，吃在嘴里，痛在心里，还不如硬硬心肠，不领他的这份儿情，倒安闲自在些。”

他的这种心情，监狱里有几个人能够理解呢？

儿子见不到父亲，心情的压抑可想而知。回家跟母亲一说，白须宾可再也沉不住气了，第二天就亲自赶到军工路来，要求接见。按规定，犯人接见家属，有固定的日子，全厂停工，集体接见。白须宾非接见日来厂要求单独接见，又没有特殊原因，本来是很难获准的，就因为池步洲几次表示不见家属，训导员从稳定犯人情绪出发，特地跑到车间来动员他到大门口的接见室去和妻子好好儿谈谈，还说这是破例照顾，只此一次，下不为例。不料池步洲并不领他这个情，摇摇脑袋，很干脆地回答说：“谢谢训导员。我池步洲无需破例。还是眼不见为净吧。”

在这个不寻常的犯人面前，训导员也毫无办法，知道再说也无用，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碰到你这样的书呆子，真是有理也说不清。”

池步洲听见了，又接了下茬儿：“对，对，请你就这样告诉白须宾：碰见我这样的书呆子，是有理也讲不清的。我绝不会见她，叫他以后不要再来了。”

训导员碰了一鼻子灰，无可奈何地走了。

白须宾母子见不到池步洲，忧心如焚。想想自己一生善良，为了正义，抛下父母亲人跟随丈夫来到中国抗日，吃尽了千辛万苦，失去了两个女儿，最后竟得到这样的下场，越想越想不通。那一天，她都已经打定了主意，要从楼顶的阳台上跳下去，了此一生，求得解脱。但是看看四个孩子都还这么小，自己一死，孩子们有几个能活下来，就很难说了。正在左右为难，迈腿想跳还没跳的时候，幸亏邻居过来发现，苦苦相劝，方才打消了寻死的念头，强挣扎着活了下来。

她跟池步洲做了二十来年夫妻，深知他那宁折不弯的脾气，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写信到福州，把情况告诉他五哥。

他五哥池步云，虽然是保定第二期的毕业生，许多同班同学或比他低好多班的同学，都当上军长、司令了，但在那个年代，“朝里没人莫做官”，他没有强力的“戳杆儿”，从抗战开始直到抗战结束，始终在陆军军官学校工兵科当个地形教官，为了糊口，还在中学里兼任过好几年数学老师。抗战胜利，干脆申请退役，回到福州在三山中学当教师。解放以后，虽然他一生当兵，但既无血债，更无罪恶，没按历史反革命处理，经过革命大学政治研究班学习，正式分配到第三中学当数学教员，直到退休，总算平安。

他接到弟妇来信，恳恳切切地给弟弟写了一封长信，并给他汇来新币一百块钱。训导员叫他签收，他却在汇款单上批了八个大字：“原票退回，改寄书籍。”接着又给五哥写了一封信：“我在这里有吃有住，生活比我小时候强多了，不需要用钱。如果兄长念及手足之情，请寄一些微分方程之类的书给我，就感激不尽了……”

池步洲两次拒绝接见又退回汇款的新闻很快就传遍了全厂。大家都说他脾气古怪，加上这一来心情一定不好，谁也不敢跟他多说话，以免自讨没趣，连干部们都不大理睬他。这时候，只有与他同办公室的记录员陈一新跟他算是最说得来，业余时间，还跟他学点儿数学。特别是池步洲教他“概率论”知识，这对于他丈量木材大有用处，效率有了明显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