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池步洲被训导员叫去，很久才回到办公室里。他见左右没人，这才悄悄儿地对陈一新说：“今天来了两个外调人员，问的是抗战期间胡风在重庆跟我都有什么来往，见过几次面，都说了些什么。那时候，胡风跟我不过是很普通的朋友，我怎么记得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从他们问我话的口气分析，胡风可能出问题了，至少共产党已经注意到他了。你瞧着吧，过不了多久，不但胡风在劫难逃，只怕许多知识界的上层分子，都要遭殃呢！”

池步洲的预言果然不错：不久，各大报刊就公开点名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接着就大张旗鼓地开展起“肃反运动”来。

肃反运动对劳改队的影响，第一是又有一批批的新犯人不断地输送进来，第二是原来还算不错的犯人伙食，突然之间变得非常之糟糕了。

某天早晨，准时开饭。搭出来的大饭桶里面黑糊糊地一片。仔细一看，原来是菜粥，杂七杂八的什么菜都有，只有星星点点的大米。大家还以为是伙房的花样翻新，也没有太在意。好在就此一顿，又不定量，多吃几碗，也就是了。没想到中午、晚饭，依旧是菜饭；第二天、第三天，一连若干天，都是菜饭。说它是菜饭，实际上菜多于米：有人把一碗菜饭里的米粒儿都挑出来，一共只有八十多粒，还不到半两重！

从此以后，大米饭再也不见了，菜饭成了犯人伙房的保留节目，顿顿演出。这样的伙食，怎么扛木料？一个多月过去，人人面有菜色，个个满腹牢骚。有的人瘦了，有的人感到浑身没有力气，有的人小腿开始浮肿，尽管还没有饿死人，也已经有人突然晕倒在车间了。

这是一九六零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前奏。在城市生活的人，只知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肚子，却不知道早在五年之前，饥荒就已经悄悄儿地光临中华大地了。

当时犯人们被关在牢房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只知道发牢骚骂街。事后若干年，才知道这种突然的变化，原因有二：第一是有人民代表参观监狱后向政府提意见，说犯人的生活太好了，大大超过了贫下中农，对思想改造不利。这是客观原因，不足为训。第二是由于一系列政策性错误，导致农业大幅度减产，公粮征购不上来，粮食开始统购统销，居民开始粮食定量，全国开始使用粮票，某些地区还出现大批饿死人的惨剧。这才是主观原因。这一绝密消息，当时是封锁的，直到一九五七年林希翎从胡耀邦的秘书那里拿到了中央文件，公诸于众，方才为世人所知。而林希翎和胡耀邦的秘书，则双双做了这一消息的牺牲品。

社会上轰轰烈烈地进行肃反运动，池步洲却拖着浮肿的两腿，忍着饥饿，天天埋头写起来没完没了。陈一新只以为他写的是外调证明材料，等到他写完了，装订成册，却先递给陈一新过目。这份材料一共是十六开纸十六页，用复写纸写的，一式两份，一份交管教组转呈市政府，一份自己留底。

他写的材料，用当时流行的语言来说，简直就是跟共产党唱对台戏，是对现行政策的不满。内容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认为共产党对劳改犯的管理过严过死，气度狭窄，不得人心；所谓“劳动改造”，如果仅仅通过“劳动”，是达不到“改造”的目的的，首先必须让犯人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人”，而不是一头会说话的牲口。为此，他建议在劳改单位不但要让犯人吃饱，还要设立百货和食品供应站，在生活方面给以最低的满足；除生活方面外，精神方面，还应该开展文体娱乐活动，增加俱乐部、图书馆等文化设施，要用教育的方法消除犯人和政府的对立情绪，而不应采取高压手段。第二，应该让民主人士有言论自由，纠正“左”的路线，团结知识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第三，不要一党专政，要废除非党员不能担任政府要职的规定，不要事无巨细都由党委一锤定音。等等。

这不是不打自招的罪证、想自讨苦吃吗？特别是在胡风的万言书公开并被认定是罪证以后，谁都不会再干这种傻事儿了，陈一新劝他不要往上交。他笑笑说：“你是个商人，不懂得什么叫政治。世界各国的法律，都规定言论不是罪证，行动才是法律的依据。再说，共产党的政策，一向是因人而异的。像这样的‘万言书’，胡风写，影响面大，就是反革命；我写，没有任何影响，意见仅仅是意见而已，何况我已经关在监狱里，总不能因为我给政府写了份意见就加我十年徒刑吧？更何况以我的身份，共产党接到我这样的意见书，也还是要认真考虑考虑的。说白了，我这样做，目的是为了‘投石问路’，试探试探共产党的胸襟。要知道，容忍不同意见，采纳相反的建议，也是需要一定的政治修养的。我总相信共产党内也有能人，万一我的建议能被采纳，那就是中国人民的福气，至少是犯人们的福气，对我个人来说，倒是无所谓的呢！”

他不顾别人的反对，还是把“万言书”交到管教组去了。

一九五六年二月初，又有人来外调，他被提审回来，仰靠在椅子上，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闭着眼睛，一句话也不说。陈一新问他怎么样，他眼睛也不睁，只说：“今天我很‘感冒’。”陈一新急忙要去医务室给他取药。不料他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拦住了他说：“不是伤风感冒，是我思想上很‘感冒’。我预感到自己不久就要离开大上海，快要跟你分手了。”

陈一新忙问：“是不是‘万言书’出漏子了？”

他苦笑一声：“要是‘万言书’有了回音，我倒又满意了。问题是：‘万言书’有如石沉大海，今天提审，却出了一件我没有想到的事情……”

陈一新忙问他是怎么一回事儿。他说：“我自从一九二九年到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学的是电气工程，回国以后的公开身份是数学家和经济学家，在军委会研究的则是密码的破译，从来没有在机电方面做过事。今天提审，却一再问我关于机电方面的事情。看起来，共产党是绝不会把我留在板箱厂里当个统计员就算了的。你也许听说过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苏联就把大批会造原子弹的德军战俘送到西伯利亚去研究原子弹；你瞧着，过不了多久，他们非把我送到边疆的科研工地去不可。这样一来，我就不能再辅导你的学习了，希望你不要自暴自弃，一定要珍惜时间，继续刻苦钻研，把我布置给你的学业都完成了。”说到这里，这个一向深沉的老夫子，居然也伤感起来，眼圈儿微微地红了。

陈一新却认为他这是神经过敏，反驳他说：学机电不等于会造原子弹，中国的核专家可能不多，机电人才可有的是，还不至于会把一个劳改犯送去搞科研。他也不争执，只说了一句：“咱们骑着毛驴儿看唱本——走着瞧。”

果然，仅仅过了十来天，突然训导员走进办公室来宣布：池步洲立刻整理自己的东西，准备转监。他神态坦然地一边整理书籍，一边语重心长地对陈一新说：“今天一别，后会有期。希望你继续努力，自学成才！”

陈一新正想跟他说几句道别的话，训导员突然用手紧紧地捂住了陈一新的嘴，不让他开口。陈一新无可奈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走出办公室，回监房整理东西去了。

池步洲在监房里整理好了自己的行李，厂部的三位训导员帮他把书籍、行李搬上小汽车，他自己倒空着手迈着八字步一弓一弓地走着。小车开动之前，还探出身子来跟训导员和同监们招招手。

根据以上迹象，同监的犯人们纷纷猜测，都以为他已经得到宽大释放了。陈一新却说：“像他这样的人，放是绝不会放的，但却要用他的所长，这就是共产党‘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实际体现嘛！”

池步洲虽然走了，但是他上的“万言书”却逐渐地在厂里起了作用。据估计，厂长没有把这份材料往上转，而是留下作为他自己的参考了。

池步洲说：“共产党里也有能人”，看起来，这个文化不高的劳改工厂厂长，还真是个能人呢！至少他胸襟开阔，连犯人的意见也听得进去，而且敢于付诸实施。

这一年，国家向工商业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顺利地完成了商业体制改革和币制改革，日本政府也和我国恢复并发展了贸易关系。用报纸上最常用的一句话来说：真是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

在劳动板箱厂，由于出口包装箱按期完成任务，赢利甚丰。厂长接受了池步洲的建议，在厂里对犯人实行人道主义待遇，大力改善犯人的生活。这时候，粮食已经开始定量，由于板箱厂的劳动强度大，每人每月平均定量为四十五斤，因为前一个时期“以菜代粮”，肚子“亏损”严重，一天一斤半的粮食，居然还吃不饱。厂长东了脑筋，派人到益民食品厂去把加工罐头剩下的鸡鸭鱼肉下脚料廉价买进，犯人们三天两头有肉吃，肚子里的油水一足，粮食消耗直线下降，平均每月四十五斤的定量，开始逐渐持平，后来竟连二十五斤都吃不了。当时社会上粮食定量卡得比较紧，没有粮票，买粮食是很困难的。大伙房里节余了大量的粮食，厂长作主高价卖给用粮单位，收回钱来，又放进伙食里，于是循环往复，犯人们的伙食越来越好。每逢节假日，就派管理员出去采购香菰、木耳、海参、鱿鱼等等高档食品。犯人们被关在监狱里，没有别的想头，只想吃得好一点儿，如今生活一改善，劳动积极性也高了，月月超额完成任务，达到产质量双优，成绩显著。厂长受到表扬，心里高兴，动员大伙房继续改善犯人的伙食。于是大米饭换成了猪肉粳米菜饭，节假日除了一人一只烧鸡之外，有时候，还有一盆桂花冰糖八宝饭呢。

除了大力改善伙食，厂长还接受池步洲的建议，在监内办起了俱乐部和图书馆，积极开展文体活动，又办了一个副食百货供应站，犯人们可以用代价券自由选购。此外，还在犯人中评级评薪，每月按薪水的百分之五提成发给代价券。

那日子，犯人的生活水平，绝对超过一般中等收入的家庭。

自从池步洲的“万言书”被那个“长征干部”出身的厂长接受以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犯人们皆大欢喜，生产直线上升，领导多次表扬。但是这些变化，池步洲是不可能知道的了。——再过一年，不但池步洲没有想到，连“长征干部”出身的厂长自己也不会想到：他这个“共产党里的能人”，就因为佩服犯人有学问，接受了犯人的意见，站错了立场，使犯人们皆大欢喜，使犯人的生活超过了贫下中农甚至普通市民，犯人刑满释放了都不肯走，再联系他违反粮食政策，私售囚粮；违反货币政策，在人民币之外私印“小钞票”等等许多“罪行”，甚至把金万春组织犯人企图暴动越狱的责任，也归结于厂长接受了池步洲的建议，开办了犯人俱乐部，放松了对犯人的管理。于是长征干部的厂长被划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管劳改的干部，自己也被送去劳改了。——当然这是后话，也不是这部书的主题，这里只是顺便一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