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5月。星期六，与母亲在电话里起劲地长谈，电话打完时你转向妻子说：“听上去她好多年都没有这样开心了。”星期日，妻子出门去明尼苏达。她父亲的八十大寿庆生准备在下周末举行，而她去诺斯菲尔德帮助母亲安排。你和女儿留在纽约，她十四岁，必须要上学，但你们两个当然也要去明尼苏达参加派对，你们的票定在星期五。期待着这事，你已经为岳父写了一首打油诗——唯一一种你还在写的诗：为生日、婚庆及其他家庭活动而写的欢快的助兴之作。星期一来了又去，那一天发生的一切都已从你的记忆中消除。星期二，下午一点你要与一位过去几年一直住在纽约的二十多岁的法国女人会面。一家法国出版社约她写一本城市指南，因为你喜欢这个人，觉得她是个有前途的作家，所以你答应去和她谈谈纽约，你怀疑你说的东西对她的项目会有多大用处，但尽管如此你还是愿意试一下。中午，你站在浴室镜子前，脸上涂着剃须泡沫，正准备拿起剃须刀，开始为采访打扮自己，但你还没来得及剃掉一根毛，电话就响了。你走进卧室接电话，笨拙地挪动手里听筒的位置，以免碰到剃须泡沫，而电话另一头的声音在啜泣，打电话给你的这个人在极度伤心的状态中，而渐渐地你明白了这是戴比，一周一次去你母亲公寓打扫并偶尔帮她办点杂事的女人，而现在戴比正在告诉你的是她刚刚进入公寓，发现你的母亲在床上，你母亲的尸体在床上，你去世了的母亲的尸体在床上。当你听见这消息时心里空白一片。你感觉晕眩而空洞，无法思考，尽管这是现在你最没有预料到会发生的事（听上去她好多年都没有这样开心了），戴比告诉你的事也没有令你吃惊，没有错愕，没有震惊，甚至没有难过。你怎么了？你问自己。你的母亲刚刚去世，而你变成了一块木头。你要戴比待在原地，你会尽快去那儿（维罗纳，新泽西——靠近蒙特克莱），一个半小时后，你在母亲的公寓里了，看着床上她的尸体。你过去见过几次尸体，你熟悉死者的了无生气，一种非人类的静止包裹着不再活着的身体，但那些尸体都不属于你母亲，没有一个其他死者的身体是你自身的生命从其中开始的身体，而你看了不过几秒钟就把头转开。她的肤色是蓝色调的灰，半合的眼睛盯着空无，一个熄灭的自我穿着睡衣和浴袍躺在床单上，身边有张星期天的报纸，一条裸露的大腿从床沿垂下，嘴角有白色的口水干涸的痕迹。你无法望向她，你不愿意望向她，你觉得望向她令你无法承受，然而甚至在医护人员用一个黑色的尸体袋将她推出公寓后，你仍然没有任何感觉。没有泪，没有痛苦的嚎叫，没有悲伤——只有内心涌起的模糊的恐惧感。现在你的表亲里贾纳陪着你，你母亲的第一代表妹，她从格伦里奇附近的家中开车过来帮你忙，她是你祖父唯一的兄弟的女儿，比你母亲小五六岁，你的第一代表亲，也是在双方家庭里少数几位你感觉有所连系的人之一，一个艺术家，另一位艺术家的遗孀，这位年轻的波希米亚女人在1950年代初期逃离布鲁克林住进了格林威治村，然后她陪你度过了一整天，她和她已成年的女儿安娜，她们两人帮助你整理母亲的财产和文件，在你努力决定如何处理一个既没有留下遗嘱也从不讨论身后事（土葬还是火葬，办葬礼还是不办）的人时与你交换意见，与你一起列出必须要处理的、宁肯早些做的实际任务，而那天晚上，在餐厅吃过晚饭后，她们带你回到她们的家，把你安顿在客房过夜。你的女儿在公园坡与朋友们待在一起，你的妻子在明尼苏达与她父母在一起，而在饭后与她电话长谈之后，你无法入睡。你已经买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陪伴你，就这样你坐在楼下房间里直到凌晨三四点，喝掉了半瓶欧本，同时你试图思考关于母亲的事，但你的大脑依然麻木，几乎什么都想不起来。有零碎的念头，不重要的念头，但依然不想哭，不想崩溃并显示真诚的悲伤及遗憾来哀悼母亲。也许你害怕假如你放任自己，会有什么发生在你身上，也就是一旦你允许自己哭，你将无法阻止自己，痛苦会太过汹涌而你将会无力应付，而因为你不愿冒险失去对自我的控制，你忍住痛苦，吞下它，埋在心里。你想念妻子，比你结婚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想念她，因为她是唯一一个足够了解你、会问正确问题的人，她有把握及理解力来说服你揭示关于自身的、你自己常常都不理解的事，而此刻假如你与她一起躺在床上该有多好，而不是凌晨三点伴着一瓶威士忌独自坐在漆黑的房间里。第二天早晨，你的表亲们继续鼓励你帮助你做手头的工作，去太平间，选骨灰盒（在咨询了你的妻子、你母亲的妹妹以及你的表亲后，一致决定火化并不办葬礼，等夏天过后的某个时候再办纪念仪式），打电话给房产商、车商、家具商、有线电视员，所有那些你必须联络的人，来出售、断开及丢弃，随后，在漫长一日浸淫在空无的凄凉气氛里之后，她们开车把你送回布鲁克林的家。你们所有人和你女儿一起吃了外卖晚餐，你感谢里贾纳救了你的命（你的原话，因为要是没有她你真的不知道会做点什么），而她们一离开，你多留了一会儿与女儿说话，但最终她也上楼去睡觉了，既然你又孤身一人，你又一次觉得自己在抵抗睡眠的诱惑。第二夜是第一夜的重复：伴着同一瓶苏格兰威士忌独自坐在黑暗的房间里，这一次你喝到了底，而依然没有泪，没有清晰的念头，不想结束这一天然后去睡。好几个小时后，疲惫终于淹没了你，五点三十分当你在倒在床上时，屋外已然破晓，鸟儿已开始鸣叫。你计划尽可能地睡，若能够的话睡十或十二小时，知道如今唯一的治愈方法便是遗忘，但八点刚过，你仅仅睡了差不多两个半小时，以一种醉鬼特有的方式睡着时——深度地、愚蠢地——电话响了。如果电话是在房间另一侧，也许你还不一定会听见，但它在枕边的床头柜上，离你的头不足十二英寸，离你的右耳十一英寸，而在许多次铃声后（你永远也搞不清响了几下），你的眼睛不情愿地睁开了。在那半意识的最初几秒，你明白了你从未感觉更糟，你的身体不再是你曾称之为自己的身体，这个新的、异己的身体自我被一百根木槌打锤，被马匹在有岩石及仙人掌的贫瘠土地上拖过一百英里，被一百吨重的打桩机变成了一堆灰尘。你的血液里充满了酒精，你能闻到它们从毛孔里散发出的味道，而整个房间充满了口臭和威士忌的臭气——恶臭、有毒、恶心。如果现在你要什么的话，如果你可以许一个愿的话，即使作为交换，短寿十年也在所不惜，那就是再闭上眼回去睡觉。然而，出于你永远不能理解的原因（习惯的力量？一种责任感？确信打电话来的是妻子？），你翻身，伸长手臂，接起了电话。是你的一个表亲，你父亲那边的第一代女性表亲，比你大十岁，是一个爱吵架的、自封的道德判官，这地球上你最不愿意与之交谈的人，但既然你已经接起了电话，你就不太好挂断她，不能在她说话、说话、说话的时候挂断她，停顿的长度几乎不足以让你说一个词，给你一个机会插进来把对话缩短。怎么可能，你想知道，有人会像她那样快地不停唠叨？就好像她已经教会自己在说话时不呼吸，在一次不间断的呼气中喷出所有段落，没有标点的连篇废话涌出，不需要不时停下吸气。她的肺一定是巨大的，你想，世界上最大的肺，还有这样的耐力，这样一种灼热的冲动对每个话题都强辩到底。你和这位表亲过去曾吵过无数次，开始是1982年《孤独及其所创造的》出版时，在她眼里这构成了对于奥斯特家族秘密的背叛（你的祖母在1919年谋杀了你的祖父），此后你变成了一个被抛弃的人，一如母亲在与父亲离婚后变成了一个被抛弃者（这也是你决定不为她办葬礼的原因——以免不得不邀请那个家族的某些成员参加仪式），但同时这个表亲不是一个笨女人，她是成绩最优异的大学毕业生，一个有广泛成功执业案例的心理学家，一位豪爽、精力充沛的人，她总是特别卖力地告诉你有多少她的朋友读了你的小说，而多年来她的确也做出了一些努力想与你重归于好，消除二十年前对你的书恶毒攻击所造成的损害，但尽管她现在声称崇拜你，她的心里仍然有一种不变的积怨，在她友谊的企图里继续潜伏着一种敌意，没有什么是纯粹的非此即彼，而你们之间的整体状况错综复杂，因为她的身体不好，一段时间里她一直在接受癌症治疗，而你不免为她感到遗憾，而且因为她不怕麻烦地打电话来，你希望假定她是善意的，允许她进行这简短敷衍的对话然后翻身回去睡觉。她说了所有的客套话做开场白。多么突然，多么出人意料，你一定措手不及吧，想想你的妹妹，你那可怜的精神分裂的妹妹，现在你母亲走了她可怎么办啊？够了，你觉得，足以证明她的善意和同情，而你希望可以再说一两句话后挂断电话，因为你的眼睛快要闭上了，你绝对已经精疲力竭，而假如她能够在接下去的几秒内讲完，你将会毫不费力地再次陷入深眠。但你的表亲才刚刚开了个头，就好像，卷起袖子并朝手里吐了点口水，在接下去的五分钟里，她与你分享了对于你母亲的早期记忆，遇见你母亲时还是个九岁女孩，那时你母亲自己也很年轻，只有二十或二十一岁，以及在家里有那样一位漂亮的新阿姨是多么激动人心，那样温暖而充满生机，于是你继续听着，你没有力气打断她，而不久她完全在说另一个话题了，你不知道她是如何说起的，但突然你听见她的声音在对你说起你的抽烟问题，恳求你停下，永远戒烟，不然你会生病死去，死得很早很惨，而在你死的时候你会充满悔恨，恨自己以这样一种不假思索的方式谋杀了自己。到这时她已经讲了九或十分钟了，而你开始担心无法回头入睡，因为她讲得越长，你就越来越感觉到自己正变得有意识，而一旦界限过了，就绝对无法回头。你无法只睡两个半小时活下去，以你现在的状况不行，你的血液里还有那么多酒精的时候不行，你的一整天都会被毁掉，但尽管你觉得越来越想挂断她的电话，你找不到这样做的意志力。随后猛攻来了，你从接起电话那一刻起就本该料到会有这词语炮轰的弹幕。你怎么会这样天真，会觉得那些好话及准歇斯底里的警告会是结束呢？仍然有你母亲的性格问题要解决，而尽管她的尸体仅仅在两天前被发现，尽管新泽西的火葬场已将焚化她尸体的时间定在当日下午，那并不能阻止你的表亲用言语攻击她。在她离开你父亲三十八年后，这家人已经编撰好一组针对你母亲的控诉，迄今成了家史之类的东西，旧八卦变成了确凿的事实，为什么不最后一次过一遍她的错误清单呢——为了像样地欢送她去她应该去的地方？永不满足，你的表亲说，总是在寻找别的东西，太轻佻自私，一个为吸引男人的注意力而活着并呼吸的女人，性欲过强，像个婊子，滥交的人，不忠的妻子——太糟了，一个有那么多其他优点的人竟会这样一团糟。你一直怀疑你母亲的前家人会以那种方式说她，但直到这个早晨你还从未亲耳听见过。你朝电话里咕哝了几句挂了电话，发誓再也不和你的表亲说话，余生再也不对她说出一个词。现在睡觉已经不可能了。尽管这超自然的倦意令你进入近乎无感状态，太多东西在你心里翻腾，思想正朝无数方向飞奔而去，肾上腺素又一次在你的系统里澎湃，而你的眼睛拒绝闭上。对此除了起床开始新的一天外别无他法。你下楼并准备了一壶咖啡，多年来你做得最浓、最黑的咖啡，思忖着假如你用巨量咖啡因淹没自己，你的精神会提升到类似于醒着的状态，半醒，这会令你梦游过余下的早晨并继续到下午。你慢慢喝了第一杯。烫得必须要小口啜饮才能吞下，但那时咖啡开始凉了，于是你以比第一杯更快的速度喝了第二杯，第三杯喝得比第二杯更快，一口接一口，液体像酸一样落进空空的胃里。你能感觉到咖啡因令你心跳加速，令神经紧张并开始让你活过来。现在你醒了，彻底醒了但依然疲倦，精疲力竭但更警觉了，而在脑子里有一种从前没有过的嗡嗡声，一种低音调的机械声，一种哼唱声，一种怨诉声，仿佛来自远处一台音调不准的收音机，而你喝得越多，就越感觉到身体正在变化，越来越不觉得你是血肉之躯。现在你变成了某种金属的东西，一个模拟人类生命的生锈的玩意儿，一个由电线及保险丝组成的东西，广大的电线电路由随机电脉冲控制，而既然你已经喝下了第三杯咖啡，你又给自己倒了一杯——结果发现是最后一杯，致命的那杯。发作从内部及外部同时开始，突然感到身体周围空气的压力，就好像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正试图把你推下椅子撞到地上，但同时脑子里有种神秘的光亮，一种令人晕眩的金属声在颅骨之墙上鸣响，而同时外部继续挤压着你，此刻内部变空了，更黑暗更空洞，就好像你马上要晕过去。随后你的脉搏加快，你能感觉到心脏试图跳出胸腔，而一瞬间之后肺里不再有空气，你无法再呼吸。就在这时恐慌淹没了你，身体崩溃了，你倒在地上。你仰面躺在地上，你感到血不再在血管里流动，渐渐地四肢变成了水泥。就在那时你开始嚎叫。现在你是石头做的，而当你躺在餐室地板上时，僵硬着，嘴巴张开，无法挪动或思考，你恐惧地嚎叫，等待身体沉溺在死亡那深黑色的水中。

你哭不出来。你无法像人们通常那样伤心，于是你的身体崩溃了，替你伤心。如果没有各种在恐慌发作前到来的附带因素（妻子不在、酒精、缺少睡眠、表亲来电、咖啡），有可能永远不会发作。但最后那些因素只是次要的。问题在于你为何无法在母亲去世后的那些时分释放自己，为什么，整整两天，你都无法为她流泪。这是因为一部分的你偷偷为她的去世而高兴？一个黑暗的念头，一个如此黑暗而令人不安的念头，表述它甚至就令你害怕，但尽管你愿意承认这有可能是真的，你仍怀疑这能否解释为何你无法哭泣。父亲去世后你也没有哭。祖父母去世后也没有哭，最亲的表亲去世后也没有哭，她三十八岁时死于乳腺癌，这些年来那些离你而去的朋友去世后也没有哭。甚至十四岁时，那个离你还不足一英尺的男孩被闪电击中而死时也没有哭，你坐在那个男孩的尸体旁，在雨水浸湿的草地上守护了此后的那一小时，绝望地试图让他的身体暖起来、唤醒他，因为你不明白他已经死了——即使那可怕的死也没能从你那儿哄出一滴眼泪。当你看某些电影时眼睛会潮湿，你也曾在众多书的纸页上落泪，你曾在个人极其伤心的时候哭，但死亡令你凝固，把你关闭，剥夺了你的所有感情，所有情感，与自身心灵的所有关联。从一开始起，你就已在死亡面前噤声了，而当母亲去世时情况同样如此。至少在开头那会儿、起初的两日两夜是这样，随后闪电再一次来袭，而你被烧焦了。

忘了你的表亲在电话里对你说的话。对，你生她的气，震惊于她会堕落到在这样一个不恰当的时候说出诋毁之词，对她的龌龊及道貌岸然地蔑视一个从未伤及她一丝一毫的人感到恶心，但她对于你母亲不忠的指责对你而言已是老生常谈，而尽管你没有证明、没有证据来支持或否认这指控，但你一直怀疑母亲在与父亲的婚姻中有可能曾出轨过。与表亲做那番交谈时你五十五岁，而花了那么多时间思考父母不幸婚姻的细节后，实际上你希望母亲已经在另一个男人（或男人们）身上找到某种慰藉。但什么都不肯定，仅有一次你看出了苗头，有什么可能不太对，你十二或十三岁时的某个时刻，那时候你完全迷惑不解：一天放学后走进家中，以为家里没人，拿起听筒想打个电话，结果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在线，不是父亲的声音，说的不过是再见，也许是一个完全中性的词，但语气相当温柔，然后你的母亲回应道，再见，亲爱的。对话就那样结束了。你不明白语境是什么，无法识别出这男人，几乎什么也没有听到，然而你担心了好几天，那样担心以至于最后你找到了勇气问母亲，你觉得，她一直对你诚实而直接，从不拒绝回答你的问题，但这一次，就这一次，当你告诉她你听见了什么时，她露出迷惑的表情，就好像她猝不及防，然后一瞬之后她大笑，说她不记得了，她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完全有可能她的确不记得了，有可能那对话无关紧要而那亲热并没有你以为的意思，但那天一丝怀疑植入了你的脑中，在随后到来的几星期和几个月里怀疑迅速消失了，但四五年之后，当母亲宣布要离开你父亲时，你忍不住回想起那碰巧偷听到的最后一句对话。其中有什么是重要的么？不，你无法想象。从你父母结婚的那一天起他们就注定要分开，而无论母亲有没有与她称为亲爱的那个男人睡，不管是否有另一个男人、好几个男人还是根本没有男人，对他们的离异都没有影响。症状不是原因，而不管你的表亲会对你母亲藏有怎样肮脏的小念头，她对任何事都一无所知。无法否认的是她的电话令你的恐慌症发作——那通电话的时机，那通电话的环境——但她那个早晨对你说的东西早已是老掉牙的消息。

另一方面，尽管你碰巧是她的儿子，你自己也几乎一无所知。太多隔阂，太多沉默与逃避，多年以来有太多失落的线索，你无法缝缀出一个连贯的故事。所以，从外部谈论她是无用的。任何可以被讲述的东西一定来自内部，来自你的身体里，来自身体里继续随身携带的记忆和感觉的累加——而这令你，出于永远无法被完全知晓的理由，在餐室地板上喘着气，确信自己即将死去。

一次草率、考虑不周的婚姻，两个不相容的灵魂间一次冲动的婚姻，在蜜月结束前已然失去了动力。一个二十一岁来自纽约的女孩（出生并成长于布鲁克林，十六岁时搬去曼哈顿）和一个三十四岁来自纽瓦克的单身汉，他一开始生活在威斯康星并在十七岁时离开那儿，丧父，那时你的祖母在他们的厨房里射杀了你的祖父。新娘是两个女儿中较年轻的那个，另一次考虑不周、错配的婚姻的产物（你的父亲会是那样一个出色的男人——只要他变得不同），她高中辍学后去工作（办公室里的文职工作，后来做一位摄影师的助理），从未告诉过你太多关于她早期的爱与罗曼史。有个模糊的故事，关于一位在战争中死去的男友，还有个更模糊的故事，有关与演员史蒂夫·科克伦的短暂艳事，但除此之外根本什么都没有。她去夜校上学（商业高等学校）完成了文凭，但后来没上大学，而你的父亲也没上大学，他进入工作领域时还是个孩子，他十八岁高中一毕业就开始供养自己。那些是已知的事实，少数那些传递给你的可证实的信息。随后而来的是隐形的年月，你生命中最初的三四年，不可能回想起的空白时光，因此除了母亲后来告诉你的各种故事外没有什么可说的：你十六个月时差点死于扁桃体炎（华氏106度高烧，医生告诉她：现在他在上帝手中了），易怒而不听话的胃的反复无常，一种被诊断为对某些东西过敏或无法忍受的病症（小麦？麸质？），而你被迫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只吃香蕉度日（在有记忆之前的那段时间里吃了那么多香蕉，以至于你一闻到或看到它们就会退缩并在这六十年里一根都没吃过），1950年在纽瓦克百货商店里划破你脸颊的那枚突出的钉子，三岁时就能识别路上每一辆车的品牌和型号的卓越才能（你母亲认为异乎寻常，将之视为天才早期的征兆），但最主要的还是她向你讲述这些故事时的愉悦感，对于你存在这个简单事实所表现出喜悦的方式，而因为她的婚姻是那样不快乐，你如今意识到，她把你当作某种形式的慰藉，赋予她的生命以意义和一个不然就会缺少的目的。她的不快乐令你受益，而你被深爱着，特别地深爱着，毫无疑问深深地被爱着。最重要的，比所有其他东西都重要的，可以说是：在你的婴儿期及儿童时代早期，她对你而言是个热情敬业的母亲，而如今不论你有什么优点，无论你拥有什么力量，都来自那段你还不记得你是谁的时光。

一些早年的微光，几座回忆的小岛在几乎便是漆黑一片的无边大海里。等待你新生的妹妹与父母一起从医院回家（年龄：三岁零九个月），当汽车终于停在家门口时与你母亲的母亲一起透过客厅的百叶窗板看着并上蹿下跳。照母亲的说法，你是一个热情的哥哥，根本不嫉妒这位进入你生活的新生儿，但好像她以极大的智慧处理了这件事，没有冷落你而是把你变成了她的帮手，这给了你一种错觉，好像你真的在积极地照顾妹妹。几个月后，你被问及是否愿意试试去托儿所。你说好的，不太确定托儿所是什么，因为在1951年学前教育远不像现在那样普遍，但一天之后你就受够了。你记得你不得不与一群其他孩子一起排队，假装在一间杂货店里，而最后轮到你时，似乎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你将一叠假钱递给一个站在假收银处的人，他给你一袋假食物作为回报。你告诉母亲上托儿所是愚蠢地浪费时间，而她也没有再试图说服你回去。随后你们一家人搬进了欧文大道的房子里，而次年9月当你开始上幼儿园时，你已经做好了上学的准备，一点也不担心将来要离开母亲生活。你记得第一个早上那杂乱的序幕，当他们的母亲与他们告别时那些孩子咆哮着、叫嚷着，被遗弃者痛苦的哭号在墙壁间回想，而你平静地挥手与自己的母亲告别，你不理解所有那些扰攘，因为你喜欢在那里，现在感觉像个大人了。你五岁，你已经在朝别处而去，不再只活在母亲的轨道上。更健康的身体，新的朋友，屋后院落里的自由，而这就是生活自治的开始。当然，你仍然尿床，你摔倒撞伤膝盖时仍然会哭，但内心的对话已经开始了，你跨入了有意识的自我领域。尽管如此，因为他要花时间工作，因为他在家的任何时候通常都在长长地瞌睡，你父亲大部分时候都不在这家庭里，而母亲继续成为权威和智慧的中心力量，决定所有最重要的事。是她哄你入睡，是她教你如何骑自行车，是她帮助你的钢琴课，是她帮你缓解焦虑和愁苦，她是大海变得暴烈时你可以抓牢的那块大石。但你渐渐养成了自身的心智，不再受控于她的每个判断及见解。你讨厌练习钢琴，你想到室外与朋友们玩，而当你告诉她你宁愿放弃，对你而言棒球远比音乐重要时，她没有多说什么就松口了。随后是衣着问题。大部分时候你穿着T恤和牛仔裤（那时候叫“工作服”）跑来跑去，但在特殊场合——节日、生日派对、拜访在纽约的祖父母时——她坚持要你穿剪裁精良的衣服，到你六岁时这些衣服开始令你尴尬，尤其是那白衬衫、短裤及膝袜加凉鞋的组合，而那时你开始反对，声称穿着那些东西感觉滑稽可笑，你想要的只是与其他每个美国男孩一样打扮，她最终让步并允许你决定自己穿什么。但到了那时候她同样也在往别处而去，在你满六岁后不久，她进入了工作领域，而你开始愈来愈少见到她。你记得并没有为此而难过，但还是要说，你真的知道自己有什么感觉吗？重要的是要牢记你近乎一无所知——对她的婚姻状况、对于她与你父亲在一起有多不快乐几乎毫不知晓。多年之后，她告诉你曾试图说服他搬去加利福尼亚，她觉得要是他不离开他的家庭，离开他令人窒息的母亲和哥哥，他们之间就没希望了，而当他拒绝加以考虑时，她退出了这无望的婚姻。对她而言，孩子们还太小，没法考虑离婚（在那时候，在那里，在1950年代早期的美国中产阶级社会里做不到），于是她找到了另一个解决方法。她那时只有二十八岁，而工作打开了那扇门，使她走出家门，给了她一次机会来建造自己的生活。

你的意思并不是她消失了。她只是比以前出现得少，少很多，而如果说自那个时代起你的大部分记忆都局限于在男孩时期追求的小世界里（与朋友们四处奔跑、骑车、上学、体育运动、集邮和棒球卡、看漫画书），你的母亲有几次令人印象深刻地出现，尤其是你八岁的时候，出于某种原因你与差不多一打朋友一起加入了幼童军。你想不起来多久聚会一次，但你猜是一个月一次，每次在不同成员的家里，而这些聚会是由三四个女人轮替的队伍、也就是所谓的“母亲队长”主持的，其中一个是你自己的母亲，她作为房地产经纪商的工作并不那么紧迫，可以偶尔请一个下午的假。你记得你多喜欢看着她穿着母亲队长的海军蓝制服（又荒诞，又新奇），你也记得她是男孩们最喜欢的母亲队长，因为她是所有母亲中最年轻漂亮的，最有娱乐性，最放松的，她能不费力地得到他们所有的注意力。你可以非常清晰地回忆起她主持的两次聚会：建造木制储物盒（什么用途你不再说得清，但每个人都非常勤奋地投入这项任务），以及随后，学年将近结束时，那时候天气温暖，所有人都已经厌倦了童子军的规章制度，最后一次或倒数第二次聚会是在欧文大道你家举行的，而因为没人再有兴趣假装扮演成微型战士，你母亲问男孩们大家希望怎样度过这个下午，而当一致的回应是打棒球时，你们一起进入后院，分队打比赛。因为你们只有十或十二人而队伍还缺人手，所以你母亲也决定一起玩。你无比满足，但因为你从未见过她挥棒的样子，你对她没有什么期待，只觉得她会出局。当她来到第二局将一个球高高打过左外野的头顶时，你远不止满足了，你被震惊了。你仍然记得母亲穿着母亲队长的制服在各垒间奔跑并以一次本垒打跑回本垒——气喘吁吁地，微笑着，沉浸在男孩们的欢呼声中。自童年时代起在你所保留的关于她的全部记忆里，这一幕是你最经常回想起的。

很可能她并不美，不是经典意义上的那种美，而是足够漂亮，极具吸引力，足以令男人们在她每次走进房间时都盯着她看。就纯粹的好看而言，就某些可能是可能不是电影明星的女人的电影明星相而言，她所缺少的东西，由她散发出魅力的光环加以弥补，尤其在她年轻时，从二十八九岁到四十岁出头，有种姿态、风度和优雅的神秘结合，她的衣着指向但不夸大衣服里面的人的性感，香水、化妆、珠宝、时髦的发型，以及，最重要的是，眼中那俏皮的神态，既直接又害羞，一种自信的样子，而即使她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她也表现得仿佛是，而一个能够成功做到这点的女人无疑会有人回头看，这无疑令你父亲家族里那些执拗的家庭妇女们在她离家后鄙视她。当然，那是些艰难岁月，在一再延宕但难以避免地与父亲分手前的那些年，那些“亲爱的，再见”之年，在那些年里，你十岁时的一天晚上，她撞毁了一辆车。你仍然记得次日清晨她走进家门时染血的漂亮的脸，尽管她从未告诉你太多关于那场车祸的事，只是平淡而笼统地讲了一些与真相并无多大关联的东西，你怀疑其中有酒精的影响，那时有一小段时间她一直饮酒过度，因为后来她曾略略暗示她去过A.A.，而事实是她此后再也没有喝过酒——连一杯鸡尾酒或香槟都没喝，什么都没喝，哪怕一口啤酒。

有三个她，三个似乎彼此不相关的单独的女人，而当你长大并开始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她，将她看作某个不只是你母亲的人，你永远不知道在特定的某天她会戴上哪一个面具。在一端，有个女神，那个在公众场合闪耀世界的盛装迷人女，那个嫁了位迟钝而心不在焉的丈夫的年轻女人，她渴望其他人的眼神投向她，不愿让自己——不再让——囿于传统家庭主妇的角色。在中间，最大那一部分的她，是一个坚强而负责的人，一个有智慧和同情心的人，那个在你年少时照顾你的女人，那个出门去工作的女人，她在许多年的过程中做了许多小生意，四星级的笑话大师，填字游戏王牌，一个脚踏实地的人——能干、慷慨，洞察周围的世界，政治上是个忠诚的自由派，一个意见领袖。在另一端，在她那极端的一头，有一个惶恐而虚弱的神经质，易受焦虑猛攻的无助生物，那个随着年月渐长能力渐失的恐惧症患者——从早期的恐高症转移成各种形式的瘫痪爆发：怕自动扶梯，怕飞机，怕电梯，怕开车，怕靠近大楼顶层的窗户，怕独自一人，怕开放空间，怕步行去任何地方（她觉得自己会失去平衡或昏迷），以及渐渐到达了害怕最高峰的、永远存在的疑病症。换句话说：就是怕死。最终也可能无异于这样说：怕活。在你年轻时，你丝毫没有意识到这点。对你来说她好像是完美的，即使在她第一次晕眩发作时，你碰巧见证了这件事，当时你六岁（你们俩正在攀爬自由女神像的内部楼梯），你并没有警觉，因为她是一个尽责的好母亲，她把下楼变成了一个游戏，成功地向你隐藏了她的恐惧：一起坐在楼梯上，每次往下走一级，屁股坐在梯级上，一路欢笑到了底楼。当她老去时，不再有笑声。只有空洞在她脑海里回转，极度的担心，冷汗，一双看不见的手扼紧她的喉咙。

她的第二次婚姻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是每个人都渴望的那种婚姻——直到它不是。你乐于见到她那样快乐，那样明显地相恋，你毫不犹豫地喜欢上了她的新丈夫，这不仅因为他爱着你母亲并知道如何用你觉得她需要被爱的所有方式来爱她，而且因为他自己就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人，一个头脑敏锐、很有个性的劳工律师，一个似乎在生活中取得了巨大成功的人，他在饭桌上大讲老派规条并讲述往日趣事，他立刻就把你视作某种小兄弟而非继子，这令你们成了亲密而稳固的朋友，总的来说你觉得这次婚姻是曾发生在你母亲身上的最好的事，这件事将最终使她的一切都步入正轨。毕竟，她那时还年轻，还不到四十岁，而因为他比她小两岁，你有足够理由相信他们会白头偕老相拥而死。但你继父的身体并不好。他虽然看起来强壮有力，却不幸有颗脆弱的心，他三十出头第一次冠心病发作，结婚一年后第二次剧烈发作，而从那时起，一种不祥的预感就笼罩着他们的共同生活，数年后他第三次发作时情况就更糟了。母亲一直活在失去他的恐惧之中，而你亲眼看见了这些恐惧是如何逐渐逼疯她的，她长久以来一直隐藏着的弱点渐渐变得更糟，在他们在一起的最后那段岁月里，那患有恐惧症的自我完全展现了出来，而当他五十四岁去世时，她已不再是那个他们结婚时的人了。你记得她的最后一次英雄事迹，在加利福尼亚帕罗奥图的那一夜，那时候她不停对你和你妻子讲笑话，而你的继父躺在斯坦福医疗中心重症监护室里接受没把握的心脏手术。最后的，绝望的一步，情况已被视为毫无希望，临终的继父躺在床上连接着那样多的线和机器的恐怖场景使这房间看来如同科幻电影的布景，而当你走进房间在那儿看见他时，你那样震惊而悲惨，你发现自己正努力忍住泪水。那是1981年的夏天，你和妻子相互认识了差不多六个月，你们住在一起但还没结婚，而当你们俩人站在继父的床边时，他伸手握住你们俩的手，说道：“别浪费任何时间。马上结婚吧。马上结婚，照顾彼此，生十二个孩子。”你和妻子与你的母亲一起待在靠近帕罗奥图的一栋房子里，某个不知名的朋友借给她一栋空房子，而那天晚上，在餐厅吃完晚饭后，当侍者回来告诉你厨房卖完了你已经点好的菜时你几乎要再一次崩溃了（将悲伤表现为最显著的形式——到那样一种程度以至于你觉得荒诞的眼泪在眼中聚起，这可以解释为被压制的情感的体现，它再也无法被压制了），而你们三人一回到屋子里，那笼罩着死亡阴影的幽暗的屋子，你们都深信你继父已时日无多，你在餐桌边坐下，喝一杯饮料，而就在你想谁也不可能再说出一个词的时候，在你内心的沉重似乎把所有词语都压出身体时，母亲开始讲笑话。一个笑话接着另一个，然后又一个笑话接着下一个笑话，这些笑话那样好笑，你和妻子一直笑到再也喘不过气来，一小时笑话，两个小时的笑话，每一个都讲得时机恰好，语言如此干脆简约以至于有一瞬间你觉得胃都要笑出来了。大部分是犹太笑话，一连串无休止的经典长舌妇故事，声音和语调都相当合适，犹太老女人们围坐在纸牌桌边叹气，一个个轮流叹气，每一个都比前一个叹得更响，直到一个女人最后说，“我想我们商量好不谈论孩子们的。”那一晚你们都有点疯狂，但情况那样糟糕和难以忍受以至于你需要发一点疯，而不知为何你母亲成功找到力量令之发生。你觉得，那一瞬需要超乎寻常的勇气，一个她做到最好的崇高例子——因为虽然那晚你那样痛苦，但你知道与她的痛苦相比算不上什么，绝对算不上什么。

他挺过了斯坦福医疗中心回到家，但此后不到一年他就死了。你相信她也在那时候死去了。她的心又继续跳动了二十年，但你的继父之死是她的终结，自此之后她再也没有振作起来。渐渐地，她的悲伤转化成一种怨恨（他怎么可以比我早死，抛下我一个人呢？），听她那样讲话令你痛苦，但你理解她的恐惧，她在寻找一种方式冒险走出下一步并蹒跚地朝未来而去。她讨厌一个人住，性格上无法活在孤独的真空里，不久之后她回到公众场合，如今很重了，超重了好多磅，但仍然有足够的魅力让一些上了年纪的男人回头。那时候她已经在加利福尼亚南部住了十多年，而你们彼此不常见面，差不多每六个月才见一次，而你知道的关于她的事大部分都来自电话里的交谈——自有用处，但你很少有机会观察她的行动，结果仅仅守寡了十八个月后当她告诉你打算再婚时，你既惊讶也不惊讶。在你看来，这是桩愚蠢的婚事，又一次匆忙的、考虑不周的婚姻，和她与父亲1946年的那次婚姻并无二致，但她与其说在寻找真爱，不如说在找一个避难之处，某个可以在她修补脆弱自我时照顾她的人。第三任丈夫以安静而笨拙方式对她忠心耿耿，这当然有点用，但尽管很努力用心，他依旧无法足够好地照顾她。他是个木讷的人，前水兵及前NASA工程师，在政治及举止上都很保守，要么温顺要么柔弱（或许兼而有之），因此与你那奔放迷人的左翼自由派继父相比是个180度大转弯——不是坏人也不残酷，只是木讷而已。如今他的工作是一名自我雇佣的发明家（致力于各种发明），但母亲对他的近期发明抱有很高期望——一个静脉医疗设备，不用管线可以手提，可与传统的IV线媲美甚至有取而代之的潜力——因为看起来像一桩板上钉钉的事，她嫁给他时，确信钱很快就会滚滚而来。毫无疑问这的确是一项聪明的发明，甚至算得上英明，但发明者没有生意头脑。在语速很快的风投及假惺惺的医疗供应公司的夹攻下，他最终失去了对自己设备的控制，当他最后拿到了一些钱时，根本就谈不上滚滚而来——其实那样少，几乎不到一年就花完了。你的母亲，那时已经六十多岁了，被迫重新开始工作。她重新开始做几年前抛下的室内设计生意，她的发明家丈夫做办公室助理及会计，现在她才是供养他们的人，或努力供养他们，每当他们的银行账户有接近于零的危险时，她就会打电话向你求助，总是泪汪汪地，总是充满歉意，而因为你的确应该给予帮助，你时不时地寄支票给他们，有时是大数目，有时是小数目，在接下去的几年里寄去一打支票及电汇。你不介意给他们钱，但有时你觉得奇怪，甚至有点丧气，不明白她那前海员会那样彻底放弃自己以至于不再能尽其本分，这个本该供养她、带领他们步入惬意老年生活的人，甚至无法鼓起勇气感谢你的帮助。现在你的母亲是老板，渐渐地他的角色从丈夫变成了忠诚的男管家（床上早餐，购买杂货），但他们仍然继续着，还不算太糟，显然本可能更糟的，而尽管她对于情况的发展很失望，她也明白有点什么总比一无所有好。随后，在1994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就在她刚醒来时，母亲走进浴室发现她的丈夫躺在地板上死了。中风，心脏病，颅内出血——很难讲清楚，因为没有进行验尸，至少你不知道有验过。当那天早晨稍晚她打电话到你布鲁克林家中时，她的声音充满了恐惧。血，她对你说，血从他的嘴里流出来，到处都是血，在你认识她的所有这些年里，她第一次听起来像发了疯。

她决定搬回东部。二十年前，她曾把加利福尼亚视为应许之地，但如今那不过是个疾病与死亡之处，坏运气和伤痛记忆之都，于是她穿越美国以靠近她的家人——首先是你和你妻子，但还有她在康涅狄格州的精神不正常的女儿，她的姐姐和两个孙辈。当然，她已身无分文，这意味着你需要资助她，但如今这几乎不是个问题了，而你非常愿意这样做。你为她在维洛那买了一套单卧室公寓，为她租了一辆车，并每月给她你们俩都觉得足够的津贴。你大概不是世上第一个发现自己处于这种境况的儿子，但你并不因此就不觉得奇怪或别扭：去照顾那个曾经照顾你的人，到达生命中的那一刻，你们的角色互换了，现在由你作为父母一方，而她变成了无助的孩子。这财务安排有时造成了一些摩擦，因为你母亲很难花钱不超过预算津贴，尽管你数次提高金额，她依旧做不到，这令你陷入了尴尬的处境，你不得不时不时地斥责她，有一次，你有可能对她太过严厉，她崩溃了并在电话里哭泣，对你说她是个没用的老女人，也许她应该自杀，那样她就不再是负担了。在这突如其来的自我怜悯之中有些好笑的东西（你知道你正受其摆布），但同时这令你觉得心酸，而最后你总是让步，让她得到任何她想要的东西。你更加担心的是她无力做任何事，无法走出公寓让自己与世界发生关联。你建议她做志愿者，担任贫困孩子及不识字的成人的阅读老师，参加民主党或其他政治组织的活动，上课，旅行，加入社交俱乐部，但她就是不愿意去尝试。直到那时，缺少正规教育对她来说一直不算是个障碍——天生的智慧及敏捷似乎弥补了任何缺陷——但现在她没有了丈夫，没有了工作，没有任何事令她忙碌地度过一天又一天，你希望她能对音乐、艺术或读书产生兴趣，其实随便什么都行，只要是某种热情的、持续的爱好，但她始终无法养成培育内在追求的习惯，因此她继续漫无目的地踉跄而行，每天早上醒来时始终不太确定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她读的唯一一类小说是侦探及惊悚小说，甚至连你的书和你妻子的书，每当出版时你俩都会自然而然地送给她——她自豪地将之展示在客厅一个专门的书架上——也不是她能读的那类书。她看很多电视。在她公寓里，电视总是开着，从清早一直喧嚷到深夜，但与其说是为了看节目，不如说只是为了盒子里放些声音出来。那些声音安慰了她，事实上对她来说是必要的，它们帮助她战胜了独居的恐惧——这很可能是那些年里她取得的最大成功。不，那些年不是最好的年代，但你不想给人一种印象，说那是一段连绵不断的忧伤而杂乱的时光。她经常去康涅狄格拜访你的妹妹，在布鲁克林你的家里与你一起度过无数个周末，看她的孙女在学校表演戏剧，在学校合唱团里独唱，接着她的孙子对摄影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在遥远加州的所有那些年后，如今她又成为了你生活里的一部分，总是在生日、假期和特殊场合出现——即你与妻子的公众露面，你电影的首映式（她为电影疯狂），有时与你的朋友们一起吃饭。在公众场合她继续迷人，甚至到了七十四五岁时，因为在她心里的某个小角落，她依然把自己视为明星，视为世上最美丽的女人，而无论何时她从那衰退的、基本自闭的生活里出现时，她的虚荣似乎丝毫无损。她如今的样子令你伤心，但你觉得不可能不为那份虚荣羡慕她，为了她仍能讲一个好笑话而人们在听。

你把她的骨灰撒在展望公园的树林里。那天你们有五个人出席——你的妻子、女儿、姨妈、表亲里贾纳和你自己——而你选择布鲁克林的展望公园，是因为母亲小时候经常在那儿玩。一个接一个，你们都大声朗诵诗歌，随后，你打开四边形的金属骨灰盒将骨灰撒在落叶及草丛上，你的姨妈（通常感情不外露，她是你见过的最内向的人之一）忍不住落下阵阵眼泪，她一次又一次重复着她妹妹的名字。一两周后，5月末一个明媚的下午，你和妻子带着你们的狗在那公园里散步。你提议回到你撒母亲骨灰的地方，但当你仍然走在一条开阔的路上时，离树林边缘足有两百英尺，你开始觉得虚弱而晕眩，尽管吃了药来保持状况稳定，你仍然可以感觉到恐慌症又一次开始发作。你拉着妻子的手臂，两个人掉头回家。那差不多是九年前的事。此后你再也没有试图回到那片树林。

2010年夏。热浪袭人的天气，那只明星狗从早吠到晚直至入夜，一连串九十多度的日子，而现在，突然之间，一路升到了一百零六度。午夜刚过了一两分钟。你的妻子已经去睡了，但你太焦虑睡不着，于是你走进楼上的客厅，你们俩都称之为图书馆，一个宽裕的空间，三面墙摆着书架，而因为那些书架现在都满了，塞满了成千册你和妻子这些年来积攒的精装本及平装本，地上也有一堆堆书和DVD，随着岁月匆匆而过无可避免地溢出更多，给予这图书馆一种杂乱但愉悦的富足及舒适的气氛，是那种所有来客都会将之描述为温馨的房间，是的，这毫无疑问是你最喜欢的房间，有柔软的皮沙发和平板电视，一个读书和看电影的完美场处，因为外面恼人的天气，空调开着而窗关着，隔绝了街上的所有声音，午夜狗吠及人声的组合，还有那奇怪的胖男人在整个街区游荡，用有穿透力的假声唱着舞台剧流行曲，以及卡车、汽车和摩托车经过的隆隆声。你打开电视。大都会队的比赛几小时前结束了，既然体育世界没有什么可让你分心，你转到了你最喜欢的电影频道，TCM，有播放美国老电影的整点节目，而在开始看了几分钟这个故事后，你想起了一些重要的事。电影开始时，你看见这个男人跑步穿过旧金山的街道，一个疯狂的人冲下医疗中心的石阶并闯进街道，一个无处可去的人，沿着拥挤的人行道奔跑，飞奔入车流，在冲过人们身边时撞到他们，他是颗发了狂的怀疑的炮弹，刚被告知他将在几天内死去，假如不是几小时的话，他的身体已经被一种发光毒素感染，而因为已经来不及把毒素从他的身体系统里冲走，他已经没有希望了，就算他看起来依旧活着，其实他已经死了，其实他已经被谋杀了。

你曾经就是那个男人，你对自己说，而你正在电视屏幕上观看的东西，准确呈现了2002年你母亲去世后两天内发生在你身上的事：那不期而至的打击，随后是无法呼吸，猛烈的心跳，晕眩，盗汗，身体摔倒在地，手臂和大腿变成石头，从疯狂的密不透风的肺里炸出嚎叫声，以及确信你完蛋了，从现在起一秒钟后世界将不再存在，因为你将不再存在。

1950年由鲁道夫·马泰导演，这个电影名叫《D.O.A.》，警方对“送达医院已经死亡”的缩写，而主人公兼受害者是个名叫弗兰克·比奇洛的人，一个没有显著特征或兴趣的人，一个无名之辈，一个普通人，大约三十五岁，一个会计师、审计师及公证人，住在加利福尼亚班宁，一个靠近棕榈泉的小荒城。大块头，肥脸厚唇，他是个脑子里除了女人几乎什么都没有的人，因为他感觉被那个爱慕他的、神经质的、过分黏人的秘书宝拉——他或许打算或许不打算娶这个女人——闷得透不过气来，他冲动之下决定休假一周去旧金山独自度假。当他入住圣弗朗西斯饭店时，大堂里聚满了吵闹的宾客。碰巧遇上“市场周”，前台服务员告诉他，旅行业销售员的年度会议，而每次有魅力的女人悠闲经过时（这家饭店里的所有女人都很有魅力），比奇洛都会转头色迷迷地盯着看，带着那种打猎男睁大眼张大嘴的色相。更明确地说，每一瞥都伴随着一声滑稽口哨版的二音狼叫，就好像在暗示，比奇洛不太相信他的好运气，在这特定的一天住进这间特定的酒店，他将会很有可能得手。当他上楼到六楼房间里时，走廊里满是喝得半醉的狂欢者（更多狼叫式口哨声），而房间的正对门开着，使比奇洛对正在进行中的派对一览无余。就这样休假开始了。

宝拉已从班宁打电话来，比奇洛还没打开旅行箱住下，就回了电话。似乎有个来自洛杉矶的某位尤金·菲利普斯的紧急消息，他说比奇洛必须立刻联络他，他们必须在一切太迟之前谈话。比奇洛不知道谁是菲利普斯。我们和他做过生意吗？他问宝拉，但她也不记得有这样一个人。就在对话进行的同时，比奇洛被门厅对面发生的事分了神。女人在他打开的房门前停下，和他打招呼，对他微笑，而他挥手微笑着回应，尽管他仍在继续和宝拉说话。别去管菲利普斯了，他对她说。他正在休假，不想被打扰，等回到班宁他会处理这件事的。

他们挂电话后，比奇洛点了一根烟，一位侍者拿了杯饮料来，随后门廊对面来了一位狂欢者，自称哈斯克尔，他走进房间，问是否可以用一下电话。617房间的派对再要三瓶波旁酒和两瓶苏格兰威士忌。当哈斯克尔得知比奇洛是城中来客时，便邀他同乐（喝几杯，乐一乐），于是两分钟后比奇洛就已经在对面喧闹的房间里与哈斯克尔的老婆一起跳伦巴了。休急吼吼醉醺醺的，一个在找乐子的失落女，而因为比奇洛显然是个娴熟的舞者，他成了她的头号目标——也许，考虑到她的丈夫就在一旁见证她的洋相，这举动不算最聪明，但是休既鲁莽又坚决。几分钟后，617房的一队人马决定离开旅馆出门去城里。不情不愿的比奇洛也被他们拖去了，很快他们到了一家叫作渔人的拥挤的爵士俱乐部，在这狂热之地，一群黑人音乐家在大声唱着欢乐快速的句子，他们背后的墙上写着一个词JIVE。一个个特写镜头展示着吹萨克斯的人、弹钢琴的人、小号手、贝斯手以及鼓手演奏着他们的乐器，交叉剪辑了观众的狂热反应，而在那儿，比奇洛和他的新朋友们坐在桌边，而性急的休紧紧倚着他。比奇洛看起来无精打采，他受够了，他一点都不想要休或这嘈杂的攻击，而哈斯克尔本人看起来同样消沉，默默审视着他的妻子，看着她在门廊对面向陌生人投怀送抱。在所有这一切里的某个时点，摄像机捕捉到有个人从后面进入了俱乐部，一个高个子男人，戴着一顶帽子，外套衣领翻起，古怪的、完全教人好奇的衣领，衣领反面有黑白格子图案。这个男人走近吧台，而一两秒钟后比奇洛终于成功摆脱了休和她的同伴。他也走向吧台，为自己点了一杯波旁酒，根本不知道这个有着奇怪衣领的男人将要在他的饮料里下毒，而他，比奇洛，将在24小时里死去。

一个时髦的女人坐在酒吧的另一端，当比奇洛等着他的饮料时，他问酒保那个金发姑娘是否独自一人。结果发现那个金发女名叫珍妮，一个痴迷于捷舞的富家女，她泡吧并用像dig和easy之类的词（比如说，copacetic，swell，没问题）。比奇洛侧身走向她，而在他离开饮料的那几秒钟里，有着奇怪衣领的男人迅速把特定量的有毒药水倒进玻璃杯，执行了谋杀任务并从视线中消失，现在他的饮料里已被下毒并在酒吧另一端的老地方等着他。比奇洛与优雅的珍妮聊着天，她既酷又友善，是一个自若的嬉皮女王，酒保递给他如今已下了毒的饮料，如今致命的饮料。比奇洛喝了一小口，他的脸立刻显出惊讶、恶心。第二小口制造出同样的结果。他推开玻璃杯，对酒保说：“这不是我的。我点的是波旁酒。再给我一杯。”

与此同时，休站了起来，在房间里找比奇洛，看起来焦虑、烦乱，不明白他为什么没回来。比奇洛看见了她，随后迅速跑过去邀请珍妮与他一起去某个别的地方。有些人他不想看见，他说，旧金山肯定还有些别的有趣的地方。对，珍妮说，但她在渔人还没有喝够。他们为什么不晚些时候再见呢，等到她去那晚的下一场时，于是她在一张纸上写下一个电话号码，让他一小时后在那儿打电话给她。

比奇洛回到旅馆房间，拿出那张写有珍妮电话号码的纸片，拿起电话，但就在他打电话前，他抬眼瞥见有一束送到他房间里的花。包装纸上系着一张宝拉写的卡片，卡片上写着：我会在窗前留一盏灯。祝好梦。比奇洛学乖了。他那夜没有再出门追逐女人，他撕掉了珍妮的电话号码并将之扔进了垃圾筒，而就在这故事刚刚呈现出另一种样子时，真正的故事开始了。

毒药已经开始起作用了。比奇洛觉得头疼，但他以为是自己喝太多了，等他一觉睡醒就会感觉好转的。他爬上床，而此时空气里充满了奇怪的、断断续续的声音，远处一个女歌手的回声，爵士俱乐部在脑海里的碎片，身体不适的迹象不断增加。当早晨醒来时，比奇洛的状况没有改善。他仍然坚信是自己喝太多，因为宿醉而不舒服，他打电话给客房服务，点了一杯提神酒，就是那种酸酸的万能提神药，加了辣根和伍斯特郡沙司，应该可以令人立刻清醒，但当侍者端着这混合物出现时，比奇洛无法面对它，仅仅看见这饮料就让他恶心，于是他要求侍者将它拿走。出大事了。比奇洛抓了抓肚子，觉得晕头转向，而当侍者问他是否还好时，已病入膏肓的受害者兼主人公，对已然降临到他身上的事依旧一无所知，说他一定是夜里喝大了，需要一些新鲜空气。

比奇洛走出门，略略有些摇晃，他用手帕擦了擦前额，爬进了一辆经过的有轨电车。他在诺布山站下了车，随后开始步行，在大白天步行穿过空旷的街道，有目的地步行，正去往某处——但这某处是何处，目的又是什么呢？——直到他找到了正在找寻的地址，一栋高大的白色建筑，石面上刻着医疗中心几个大字。相比于他向旅馆侍者假装表现出的样子，比奇洛其实担心得多。他知道，实际上他知道，他有什么地方出了严重的问题。

起初，检查结果令人鼓舞。看着比奇洛的X光片，一位医生说：“肺部状况良好，血压正常，心脏没问题。还好其他人不像你。不然我们医生要没生意做了。”他吩咐比奇洛穿好衣服，此时他们在等他的同事谢弗医生的验血结果。当比奇洛正对着镜头，面无表情地，在前景系领带时，一位护士在他身后走进房间，迷惑得说不出一个词，用一种兼具害怕及怜悯的神色盯着他看，就在那个瞬间，毫无疑问比奇洛的命运已经注定了。谢弗大夫走了进来，试图表现出他的忧虑。他与第一位医生确认了比奇洛未婚，在旧金山没有亲戚，以及他是独自一人来到这个城市的。为什么要问这些？比奇洛问。你病得很重，医生说。你必须准备好接受打击。随后他们告诉他已经进入他身体系统的那种明亮有毒物质，这种物质将很快攻击他的重要器官。他们希望能够做点什么，他们说，但这种特别的毒药没有解药。他不会活多久了。

比奇洛无法相信，他充满了愤怒。这是不可能的！他大叫道。他们一定搞错了，一定是出了错，但医生们平静地捍卫着他们的诊断，安慰他并没有弄错——反而令比奇洛更加愤怒。“你们是在告诉我我要死了！”他咆哮道。“我甚至还不知道你是谁！我凭什么相信你？”他说他们都疯了，把他们推到一边，冲出了办公室。

切到一栋更大的建筑——一所医院？另一间医疗中心？——然后是一个比奇洛奔上屋前台阶的镜头。他闯进一间标着急诊室的房间，怒气冲天，一个快要爆炸成一百块碎片的人，他推挤着经过两位迷惑而害怕的护士，坚持要立刻见医生，声称有人检查后发现他中了发光毒药的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