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河边道路往西走，有条叉路到森林里的约尔拉湖。其实约尔拉湖并不是一个真的湖，而是一条河，流到该处河面变宽，河底变深，形成一个两边开口的湖面，河面上还有一条桥，风景十分优美，是个度假的地方。

为什么理查在大风雪中拖着一台碎木机朝湖边去呢？突然间，我脑中有种预感，该不会是理查用碎木机来灭尸？

走遍世界各地，我都没有听说过用碎木机灭尸，这难道是全球首宗碎木机灭尸案？我心里一面纳闷预感却越来越强烈——非常有可能的。

我们将调查的重心转移到约尔拉湖，集中火力在这台碎木机上。从铲雪司机的描述中，我们知道这是台大型的商用碎木机，当地只有几家公司出租这种碎木机，我们很快就找到一家在新镇附近的出租公司，也发现理查在海伦失踪前的一个多星期租了一台碎木机。

接着我们找到了理查退还的碎木机，并且查询理查租借的经过情形。这家公司的经理表示，理查来租碎木机时，他就觉得很奇怪，因为理查既非园丁也不是清洁公司，再加上感恩节假期快到了，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来租机器呢？

经理说，理查租了约有一个多星期，在感恩节过后的几天才将碎木机送回公司。送回来时机身上下非常乾净，一般机器送回时都是需要再清洗，但是这台碎木机看起来一尘不染，就象用蒸气清洗过一样。

我派了两位侦查人员去检查这台碎木机，结果找不到任何证据或线索，可见清洗得多么彻底。这条线索就算走到了死胡同里。

此外，经过寻寻觅觅，我们也找到了理查用来拖碎木机的小卡车，小卡车内也找不到任何血迹或其它蛛丝马迹。

我在康州最严寒的元月重返约尔拉湖，湖畔绵延二、三十里，是一个很大的区域，风雪交加，地面积雪厚逾三尺多。白雪皑皑，让人想到媒体天天都在炒这条新闻，而我们手上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与线索，压力排山倒海而来，我不禁望湖兴叹，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海伦失踪的关键就在湖畔，碎木机在弹抛尸屑时，一定会在湖边留下一些碎屑。“融雪收集证据！”我下定了决心。

我们知道，这台碎木机在排出碎屑时大概会抛出到十五尺之外的地方。象理查这样一个前中情局人员一定会在湖边找地方停放碎木机，地面平坦，距湖面不超过十五尺，而且中间不能有树木或其它障碍物。

根据这些条件，我们找出八个可能停放碎木机的地方加以融雪。过程困难重重，进展缓慢，工作了一个多星期，才融了两个地方，而且都一无所获。接着，侦查人员在第三个地方发现了几片碎骨，专案小组马上振奋起来，架起了帐篷，开始住营搜索。远远望去，好像是一个考古挖掘场所，侦查人员按照顺序一块一块地融化积雪，清除地面上的杂物，再将泥屑放到纱网上冲洗过滤，再收集起来。这些都是重复性的程序，十分枯燥乏味，有时做了几个小时的白工，有时找出一小片碎骨，大家的精神又马上振作起来。

雪地工作非常困难，在雪中寻找一两个小时后，手就开始冻僵，尽管有暖气机，仍难抵抗严冬积雪，我们每天从早到晚，工作十多个小时，回到家时双脚都麻痹了，要用温水泡一个多小时才能恢复知觉。

我们动员化验室所有的人员，再加上新镇警察局及州警政厅的刑警，一共几百人，轮流在湖边融雪收集证据。同时，我也组织了十四位法医及人体骨骼专家作为我们专案小组的顾问。

三个星期后，我们找到了一颗牙齿，这是颗做过多次修补的牙齿。我们马上找到海伦的牙医，调出了她的就医档案，发现档案内有三张全口牙齿的X光照片，分别是摄于一九七九、一九八二和一九八六年。现在只找到一颗牙齿，只有另辟蹊径，将这颗牙齿旋转三百六十度，每转一度拍一张X光照片，一共拍了三百六十张，再与原来的全口X光片对比，果然，这颗牙齿就是海伦的牙齿。而从其断裂的痕迹判定，这颗牙齿并非自动脱落的，而是被外力击断或被碾磨过。

我们继续搜查，陆续有所斩获，共找到五十六块骨头碎片，这些碎片都只有四分之一寸左右大小，四边都有多面形的切割痕迹。我推断这种切割痕迹强烈显示尸体经过碎木机切刀装置磨碎，并且只有经过大型碎木机内八到九块刀片的切刀装置切绞，骨头碎片才会呈现多面形的切割痕迹。为了进一步确定这些骨片是属于海伦的，我们决定使用当时最先进的鉴定技术——DNA鉴定技术来确定骨片的真实面目。被大众简称为DNA的鉴定技术，正式名称为脱氧核糖核酸鉴定法，利用生物体内的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组合以进行辨识。DNA是细胞体内的“遗传密码”，一半是来自母亲，另一半是来自父亲，除非是同卵同精双胞胎，否则每一个人的DNA都不同，因而可以作为人身辨别的重要证据。但是困难之处在于解读密码，检验和确认这些遗传基因等。

一九八四年，英国里斯特大学的遗传学家亚历克。杰佛里斯等人发明了一种检验DNA的技术，称为“抑制片段长度多型性图谱”(英文简称为RFLP)。先在DNA分子中加入分解酵素，经过电泳凝结成长短不一的凝胶；再与放射性同位素探针混合，制成X光片感光。

这种X光片上记录了许多长短不一的DNA图纹，就象商品上的电脑条码，可以辨别不同的遗传因子。一九八五年，杰佛里斯在英国成功地运用这项技术鉴定亲子关系，而开始受到法律界的重视。

后来，又出现另一种鉴定DNA的方法，即聚合媒连锁反应(PCR)，所需要的DNA量骤减，可以用来分析少量生物性证迹。

一九八五年八月，国际刑事遗传学会的第十一届年会在哥本哈根召开，美国纽约生命遗传公司的贝尔德等人发表了最新的研究成果，他们不仅能以新鲜血液确认DNA，还可以确认存留三年之久的旧血痕内之DNA，DNA技术又往前推进一大步。

之后，经过刑事鉴识界及生物化学界不断地努力，我们已经可以从血液、血迹、精液、精斑、人体组织细胞、骨骼、器官及带发根的头发等分离出DNA。但是，泪液、汗液、血清及其它不含细胞核之体液，就无法进行DNA分析。

一九八九年，我参加了国际刑事科学协会的十位专家研究小组，探索DNA在刑事鉴识上的实用性。一九九一年我们这个专家小组经过各种研究和实验，提出正式报告，指出：在严格的监督下，及依循一定的科学程序，DNA鉴定结果是十分可靠的，可以视为侦查案件的一大利器。

在这份研究报告问世后不久，美国国会组织了一个十一人的DNA鉴定研究委员会，其中包括国际知名的法学专家、生化学家、联邦法院大法官等，我是委员会中唯一的华人与唯一的刑事鉴识专家。我认为DNA鉴定是目前最可靠的人身鉴定工具，并全力推动司法界接受其鉴定结果。委员会为DNA的检验程序制定出具体的规则，设定了操作标准，法院也同意接受DNA作为审理证据。

可惜DNA分析在海伦的案子上没帮上忙。因为海伦的父亲已经去世，只能对比母亲这边的遗传基因，然而，每个人的DNA都是由父母双方的遗传物质组合而成，缺乏任何一方都无法确定其DNA的成份，纵使从出土骨片中分离出海伦的DNA，也无法进行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