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个可能伟大的中国导演 我们是不是死了

《人物》为其拍摄封面照片的那个下午,贾樟柯刚刚从广州参加完活动回到北京。他先是在办公室里给自己在中央美院带的研究生上了堂课,课上,他告诫学生们要珍惜自己的摄像机,就像田地里的农民必须珍惜锄头。然后他坐在已经搭好的白色布景前,一手撑地,眼睛眯缝着,半是造型,半是真心疲倦。

有人提出帮他点根烟,他有些犹豫,然后同意了,“如果你们需要的话”。贾樟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抽烟,大刀牌,现在他偶尔克制地抽雪茄。“让我表现得痞一点?”他笑起来,“我用了30多年克服这个状态,现在又得演。”

从正式拍片起,他就标榜理性而并非叛逆。来自政治和商业上的双重抑制,只是让他更加确信游戏规则。

贾樟柯最初拍片所处的20世纪90年代,对于中国电影导演来说相当尴尬。1994年首部好莱坞进口分账影片《亡命天涯》登陆中国电影市场,此后好莱坞电影大举进入中国市场,其标志性事件是1998年《铁达尼号》在中国上映后,江泽民发表讲话称:“我们不要以为资本主义就没有思想交流的东西。最近要上演一部叫《铁达尼号》……这部片子把金钱与爱情的关系,贫与富的关系,在危难当中每一种人的表现描绘得淋漓尽致。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在上海看了不少好莱坞的片子,好的片子有《乱世佳人》《一曲难忘》《魂断蓝桥》。这次我请政治局的同志也去看一看,不是说我们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切不可以为我们才会做思想工作。”这也被解读为一个信号,中国官方对好莱坞电影的进口限制更加宽松。

几乎与此同时,大批中国电影导演被禁,根据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张献民的《中国大陆1990年后禁片史》一文,以1994年广电部下文《关于不得支持、协助张元等人拍摄影视片及后期加工的通知》为标志性事件,从那时开始,被禁的中国导演包括第六代的张元、王小帅,第五代的王朔、张艺谋和个把“第四代”等等。就在电影院清一色放映巨轮的故事那段时间前后,王小帅的《扁担姑娘》、陈凯歌的《风月》、路学长的《长大成人》、张艺谋的《活着》等均无法公映。

贾樟柯于1999年1月13日被禁,起因是同行告密。贾8年后在《SOHO小报》上写明当时的状况,一位第五代大师的文学策划在一张报道《小武》的台湾报纸上手写了几段话,将这张报纸寄给了电影局,上面说“请局领导关注此事,不能让这样的电影影响我国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

“你可以说他的前三部都是地下电影,但事实上都没有涉及敏感题材。”影评人周黎明说。张献民在文中记录了贾拍摄第二部故事片《站台》前的准备: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文学策划部门与贾樟柯一起修改剧本,贾樟柯本人一再找各种专家和朋友,请人提意见出主意。上影厂在多方努力后把他们认为非常清洁的剧本交到了上级部门,请求上级部门取消对贾樟柯的禁令。此间上级管理部门曾给贾樟柯来电话,他数次被叫去,都是让他写检查、保证书一类的东西,没有其他积极的结果。这个过程持续了大约两年。而贾樟柯认为非拍不可,他就只好自己拍了。之后写作《任逍遥》剧本时,他再也没有任何幻想,再也没有把剧本拿给有关部门审查。

禁令并不能真正禁止拍摄,但却可以给电影带来很多遗憾。《站台》拍摄前,贾樟柯想弄一只老虎来,上海的朋友帮他借到了一头患了白内障的老虎,但因为禁令,他们办不到运输国家保护动物的许可证,只能放弃。在《站台》开头,贾本来想拍许多干部在春天的山坡上种树,接下来黄昏时卡车又将一车车的干部拉回县城。“这些场景你最起码要组织10卡车干部,没有公共资源帮助,我根本没办法。”贾说。

他的片子只能在民间私下播放。有次在三里屯的一家小酒吧放《站台》,那天下雨,放映厅漏雨,只能改到走廊上去放,可走廊上又漏光,效果奇差,大家找布遮光折腾了一个多小时,仍旧失败。贾在一段自述中说道:“突然我就难过起来,为什么自己的电影要在这样的条件里给大家看?为什么就不能在一个有空调、椅子,也很舒服的电影院里放?对我来说,这才能真正享受到工作的价值和乐趣,毕竟你拍电影是给别人看的。”

从2003年贾拍摄《世界》开始,《Hello!树先生》的导演韩杰一度担任贾的副导演。他记得尽管《世界》有夏装的戏,但贾樟柯一直将开机时间推后,那正是贾再次想要努力获得解禁之时。直到当年11月初,在韩杰看来,像是包括气温在内的整个进程不能再等了,剧组才开拍。

韩杰发现,并不是所有导演都愿意公映,“不公映,自由啊,有几万块拍几万块的片子,也挺好玩的,才懒得松手,我谁也不用我自己拍,我谁的话也不听。”但贾樟柯的性格却非如此,“他是进取型的”。

导演和电影局的拉锯战,结果变得逐步清晰。韩杰回忆,《世界》拍摄中,上影厂打来电话,说剧本有希望,改一改就行了。那天贾樟柯喝醉了,椅子也不坐就靠着墙坐地上,大声地跟大家说话。

其后,贾樟柯解禁,《世界》成为他第一部公映作品。结尾时,两个人煤气中毒,被抬到雪地里,天慢慢黑了,直到满幕黑屏,只剩最后两句台词,坐在电影院黑暗里的张阳觉得,那就是贾樟柯的心声。

“我们是不是死了?”

“没有,我们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