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为其拍摄封面照片的那个下午，贾樟柯刚刚从广州参加完活动回到北京。他先是在办公室里给自己在中央美院带的研究生上了堂课，课上，他告诫学生们要珍惜自己的摄像机，就像田地里的农民必须珍惜锄头。然后他坐在已经搭好的白色布景前，一手撑地，眼睛眯缝着，半是造型，半是真心疲倦。

有人提出帮他点根烟，他有些犹豫，然后同意了，“如果你们需要的话”。贾樟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抽烟，大刀牌，现在他偶尔克制地抽雪茄。“让我表现得痞一点？”他笑起来，“我用了30多年克服这个状态，现在又得演。”

从正式拍片起，他就标榜理性而并非叛逆。来自政治和商业上的双重抑制，只是让他更加确信游戏规则。

贾樟柯最初拍片所处的20世纪90年代，对于中国电影导演来说相当尴尬。1994年首部好莱坞进口分账影片《亡命天涯》登陆中国电影市场，此后好莱坞电影大举进入中国市场，其标志性事件是1998年《铁达尼号》在中国上映后，江泽民发表讲话称：“我们不要以为资本主义就没有思想交流的东西。最近要上演一部叫《铁达尼号》……这部片子把金钱与爱情的关系，贫与富的关系，在危难当中每一种人的表现描绘得淋漓尽致。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在上海看了不少好莱坞的片子，好的片子有《乱世佳人》《一曲难忘》《魂断蓝桥》。这次我请政治局的同志也去看一看，不是说我们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切不可以为我们才会做思想工作。”这也被解读为一个信号，中国官方对好莱坞电影的进口限制更加宽松。

几乎与此同时，大批中国电影导演被禁，根据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张献民的《中国大陆1990年后禁片史》一文，以1994年广电部下文《关于不得支持、协助张元等人拍摄影视片及后期加工的通知》为标志性事件，从那时开始，被禁的中国导演包括第六代的张元、王小帅，第五代的王朔、张艺谋和个把“第四代”等等。就在电影院清一色放映巨轮的故事那段时间前后，王小帅的《扁担姑娘》、陈凯歌的《风月》、路学长的《长大成人》、张艺谋的《活着》等均无法公映。

贾樟柯于1999年1月13日被禁，起因是同行告密。贾8年后在《SOHO小报》上写明当时的状况，一位第五代大师的文学策划在一张报道《小武》的台湾报纸上手写了几段话，将这张报纸寄给了电影局，上面说“请局领导关注此事，不能让这样的电影影响我国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

“你可以说他的前三部都是地下电影，但事实上都没有涉及敏感题材。”影评人周黎明说。张献民在文中记录了贾拍摄第二部故事片《站台》前的准备：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文学策划部门与贾樟柯一起修改剧本，贾樟柯本人一再找各种专家和朋友，请人提意见出主意。上影厂在多方努力后把他们认为非常清洁的剧本交到了上级部门，请求上级部门取消对贾樟柯的禁令。此间上级管理部门曾给贾樟柯来电话，他数次被叫去，都是让他写检查、保证书一类的东西，没有其他积极的结果。这个过程持续了大约两年。而贾樟柯认为非拍不可，他就只好自己拍了。之后写作《任逍遥》剧本时，他再也没有任何幻想，再也没有把剧本拿给有关部门审查。

禁令并不能真正禁止拍摄，但却可以给电影带来很多遗憾。《站台》拍摄前，贾樟柯想弄一只老虎来，上海的朋友帮他借到了一头患了白内障的老虎，但因为禁令，他们办不到运输国家保护动物的许可证，只能放弃。在《站台》开头，贾本来想拍许多干部在春天的山坡上种树，接下来黄昏时卡车又将一车车的干部拉回县城。“这些场景你最起码要组织10卡车干部，没有公共资源帮助，我根本没办法。”贾说。

他的片子只能在民间私下播放。有次在三里屯的一家小酒吧放《站台》，那天下雨，放映厅漏雨，只能改到走廊上去放，可走廊上又漏光，效果奇差，大家找布遮光折腾了一个多小时，仍旧失败。贾在一段自述中说道：“突然我就难过起来，为什么自己的电影要在这样的条件里给大家看？为什么就不能在一个有空调、椅子，也很舒服的电影院里放？对我来说，这才能真正享受到工作的价值和乐趣，毕竟你拍电影是给别人看的。”

从2003年贾拍摄《世界》开始，《Hello！树先生》的导演韩杰一度担任贾的副导演。他记得尽管《世界》有夏装的戏，但贾樟柯一直将开机时间推后，那正是贾再次想要努力获得解禁之时。直到当年11月初，在韩杰看来，像是包括气温在内的整个进程不能再等了，剧组才开拍。

韩杰发现，并不是所有导演都愿意公映，“不公映，自由啊，有几万块拍几万块的片子，也挺好玩的，才懒得松手，我谁也不用我自己拍，我谁的话也不听。”但贾樟柯的性格却非如此，“他是进取型的”。

导演和电影局的拉锯战，结果变得逐步清晰。韩杰回忆，《世界》拍摄中，上影厂打来电话，说剧本有希望，改一改就行了。那天贾樟柯喝醉了，椅子也不坐就靠着墙坐地上，大声地跟大家说话。

其后，贾樟柯解禁，《世界》成为他第一部公映作品。结尾时，两个人煤气中毒，被抬到雪地里，天慢慢黑了，直到满幕黑屏，只剩最后两句台词，坐在电影院黑暗里的张阳觉得，那就是贾樟柯的心声。

“我们是不是死了？”

“没有，我们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