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这不是一个理想完全溃败的时代 谈创作

我个人永远会有一个答案,但是这个答案我不会放在我的电影里,因为我觉得它会干扰对电影的分享。

P:你拍摄的电影绝大多数是现实主义题材,很少拍其他类型的电影。

J:我觉得那些电影里面也有现实主义,但是那些电影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导演跟观众建立起来的互动关系的契约是不一样的。在商业电影里,比较多的是一个服务型的契约,契约关系是共同娱乐,是满足观众比如说对笑的需求,对幽默的需求,对某一种调侃、某一种感受的需求,它会制造符合需求的产品,来满足这个需求。

P:你为什么没有选择这样的契约?

J:从我的性格来说,我的电影呈现给人们的是这样的愉悦感,这种愉悦感不是游戏的愉悦,而是精神分享的愉悦。在我的阅读和观影过程中,获得过无数次这样的愉悦,这种愉悦可能在我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在读阿赫玛托娃的诗,在看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在看费里尼的电影,在看这一类型的作品里,我分享到了这种愉悦,我觉得它是一种我所理解的精神分享的快感。

P:你愿意跟他们成为一样的人?

J:我愿意提供同样的工作结果。

P:有一个判断,你拍这样的电影,票房注定不会太高,你认同吗?

J:我不爱用绝对的话来说。一个民族也好,一个国家也好,或者你的观众群也好,绝对是在成长的。比如说从一个全球范围来看,《天注定》我觉得它拥有非常广阔的观众人群,目前有40多个国家会放映这个电影,来自美国的观众,加拿大的观众,俄罗斯的观众,法国的观众,南美的观众……印度都在放我的电影,前两天在多伦多有一个越南的媒体来访问我,因为我的电影没有在越南公映过,但是那个人说我的电影在越南很流行,如果你在40个不同的文化里面拥有40个观众群体,我觉得我拥有非常广阔的观众群,我从来不怀疑我受众的基础。

也有人问我说,你为什么不拍大城市,你怎么不拍快乐的人生,你认为这个世界没有快乐的人生吗?我说我的人生就是快乐的,但是每一个导演都有他的口味,我们不应该要求一个导演的作品多元,应该冀望不同的导演提供不同的文化产品,带给我们差异性的表述,就好像我闷的时候就看周星驰,但不代表我要拍这样的电影。

P:很早以前你说过,在你看来,大城市是中国的盆景,县城才是真正的中国,过了这么多年,你的观念有变化吗?

J:没有变化,甚至还在加剧。县城或许城市化了,但乡村才是真正的中国,那些荒废的场景,那些人的存在,从北京往北开车一个小时,就是另外一个世界。

P:这一点我跟你有不同的意见,在这个时代,中国有汾阳也有北京,有农民也有愤青,有逃犯也有导演,难道那些不是真正的中国吗?

J:因为你忽略了一个语境,这个语境指的是表达的可能性。这个世界上对上海的描述,对北京的描述,它们所拥有的媒体的关注度,连篇累牍。在这样一个语境里,那个中国是遮蔽的中国,因为这样的遮蔽,带给我的是一件真正的工作。

P:你的电影将来会不会关注城市题材,城市里面的普通人?

J:我记得我很少的几次冲动,一次是在一本文学杂志上看到《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我特别喜欢,马上就去联系版权,但是已经卖出去了,如果当时买到了,我会拍城市平民。我对北京胡同生活比较了解,我觉得写得非常好,也有它超现实的部分,没有地方搭房子,就围着一棵树搭房子那样就结婚了。

P:坦率地说,人都有惯性,只想做自己擅长的东西和喜欢做的事情,所以你是不是会有自己对题材的排斥?

J:所谓的擅长和不擅长,是每一个人有一个喜好,美学场域的喜好。我自己对遥远、孤僻之所在是有一种偏好。我最喜欢的旅行线路就是北京、呼和浩特、鄂尔多斯,穿过沙漠、黄河,绕上一大圈,然后回家。

P:听说你将来最想拍的电影是《蒋经国》?我的第一反应是,可能你对他在中国台湾推行民主化感兴趣,因为这个跟中国当下现实的联系极其紧密。

J:是,这是其中一个原因。我想从他在苏联开始拍起,我对那部分非常着迷。因为他的很多同龄人有同样的思想背景,但是他最后作了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选择,是什么促成了他的这个决定?他是共产党,他娶了一个苏联太太,他受到斯大林的关照,他回到祖国看到他父亲的威权,他父亲甚至把权力给了他。这样一个他,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是什么战胜了这些东西?这很伟大,也很神秘。我想找到这个答案。

P:但你说过你的电影不愿意提供答案。

J:我个人永远会有一个答案,但是这个答案我不会放在我的电影里,因为我觉得它会干扰对电影的分享。我始终坚持一句话,电影不提供答案,电影只提供描述,我们每一个个体都有答案,包括《天注定》,我也有答案,我会跟朋友分享,如果你不变成文字,我可以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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