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编 统一广西 第十四章 两广革命武力之初步合作

黄绍竑,字季宽,容县山嘴村人。生于书香之家,天资敏慧,为人干练,并富冒险精神。他原是我的陆小同学,他是第四期,低我一班。辛亥革命时,他随学生军北上到南京。嗣后在武昌进第二陆军预备学校,毕业后,又入保定军官学校。1916年冬毕业回广西,正是护国军事结束之后陈炳焜任广西督军之时。绍竑遂在当时号称新军的广西陆军第一师内任见习官。1917年夏季广西当局创办陆军模范营,由马晓军任营长,黄旭初等任连长,绍竑与若干陆小同学如白崇禧、夏威、陈雄等都在该营任连副。

是年秋季护法战起,模范营曾奉调入湘,改编为湘粤桂联军总司令谭浩明的卫队营。护法战事结束,卫队营于1919年冬间改编入广西陆军第一师步兵第二团,马晓军任团长。黄旭初升为团副,黄绍竑、白崇禧俱升任该团连长。当1920年我们进攻新兴李耀汉所部时,该团因训练有素,军纪较佳,被调来肇庆接防。粤桂战争,桂军失败,该团也由广州西撤。我们退却时被追军截成两段的禄步墟之役,该团任我军右翼,协同将粤军击退。

1921年粤军援桂战争发生,绍竑等正随第二团驻防百色。陆、谭政权崩溃后,马晓军受马君武省长收编为田南警备司令,下辖五营,黄绍竑、白崇禧俱升任营长。马晓军所部驻百色,旋陆、谭残部为刘日福所缴械,马、黄、白诸人幸得脱险。其后马收集残部,并收编民团合编为六营,以黄绍竑、白崇禧为统领,各统三营,和当地散军继续作战。白崇禧因腿部跌伤去广州治疗。粤军东下回粤时,马部被调回驻南宁。马部到邕,而广西绥靖督办刘震寰被散军及民团围攻,放弃南宁,向广东钦、廉撤退。马也率所部千余人退向钦、廉。行抵灵山县,马因军食无着,前途渺茫,把部队交黄绍竑统率,他自己便经北海往香港去了。

我听说黄绍竑这一支人马正在流离失所,他既是我陆小同学,军中作风自非其他流散部队所能比拟,便有心请其率部来郁林合作。他的四哥黄天泽于辛亥革命时曾随学生军北伐,自我军移驻郁林后,和我常有接触。我便委托天泽在往廉江路上等候乃弟,请其来郁林合作。

天泽此去果然一说即合,绍竑随即率所部千余人开入我的防区。于是衣食有了着落,又可避免被人并吞的危险,因此官兵异常欢腾。我即委黄绍竑为第三支队司令,并指定其故乡容县为其防地。绍竑来归之后,我军实力大增,由两个支队增为三个支队。其时编制如下:

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 李宗仁
第一支队司令 李石愚第一统领 俞作柏第一营营长 李明瑞
第二营营长 林竹舫
第二统领 钟祖培第一营营长 钟祖培(兼)
第二营营长 刘志忠
第二支队司令 何武第一统领 伍廷飏第一营营长 伍廷飏(兼)
第二营营长 尹承纲
第二统领 陆超第一营营长 陆超(兼)
第二营营长
第三支队司令 黄绍竑第一营营长 夏威
第二营营长 陆炎(华甫)
第三营营长 韦云淞
炮兵连
机关枪连

1922年夏,两粤政局又起急剧的变化。因陈炯明叛变,中山先生在沪檄调滇、桂各军东下讨陈。当时首先接受中山委任率部进攻广州的为沈鸿英。沈氏系泥水匠出身,后沦为盗匪。辛亥革命柳州宣布独立时出受招安,遂扶摇直上,成为莫荣新的心腹大将。1921年粤军援桂时,沈鸿英担任桂军左翼军总指挥,及桂军中路为粤军突破,桂局瓦解,沈氏竟通电诋毁陆荣廷,促其下野。此举颇为桂人所不齿,粤军也疑他为诈降。沈氏自讨没趣,率所部万余人避入湖南的平江、浏阳,因此引起湘军对他的围剿;经北京政府的斡旋,沈部乃移驻江西的赣州。1922年11月,沈军乃乘桂林空虚,窜回桂北一带,实力增至两万余人。这时正值群雄峰起,八桂无主,沈鸿英怀有囊括广西全省的野心,故派说客四出,企图收编各处的自治军。

首先引起沈氏注意的,便是我部三千多人枪和六七县地盘。沈氏因遣其子沈荣光偕另一代表刘某前来郁林做说客。沈荣光曾肄业于南宁将校讲习所,是我教过的学生。这次衔父命而来想收编我做他父亲部下的师长。我因沈鸿英曾当土匪,所部风纪荡然,上下全凭绿林豪杰式的义气相维系,实不足以言军旅,所以我自始即有轻视鸿英之心。加以他反复无常,早为两粤人士所不齿,我如何肯听他收编。因此当荣光提及其父之意时,我便认真地教训他一顿说:“如果你们再不长进,仍旧胡作非为,将来说不定我还有收编你们的一日呢!”说得荣光垂头丧气而去。这时论实力,沈鸿英当然强我十倍,不过他在桂林,我在郁林,他鞭长莫及,莫奈我何。

沈鸿英向我勾搭虽未得手,然不久,他奉中山密令东下讨伐陈炯明却一帆风顺。1922年12月沈和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由梧州、贺县分进合击,竟将陈炯明逐出广州。这时各路讨陈军实以沈部为最强。1923年1月中旬陈炯明通电下野后,沈军盘踞广州,威风一时。随后,北京政府竟委沈鸿英为“广东军务督理”,沈也首鼠两端,居之不疑。到2月初,中山先生自沪返粤,组织大元帅府,许崇智也率军自闽边返粤,沈氏才被迫退出广州。那时东江虽有陈炯明部盘踞,然西、北两江仍属沈氏势力范围,声势颇为烜赫。沈氏之外另一位向我们郁林方面注意的便是东山再起的陆荣廷。陆氏于1922年9月趁广西混乱时,从越南回到龙州,纠合旧部数千人,意图重整旗鼓,掌握全省政权。时蒙仁潜在南宁自称省长,林俊廷也已到南宁任自治军总司令,北京政府即顺水推舟,委林氏为“广西绥靖督办”。陆荣廷回广西后,北京政府又加委陆氏为“广西边防督办”,另委张其锽为广西省省长。此项委令自然引起蒙、林诸人的不快。

陆荣廷以边防督办名义不便指挥全省,旋授部队和人民团体推他为“广西全省善后督办”,他便由龙州移驻南宁。到了南宁,意欲整顿全省军队,故发布命令,改编各部队的番号。但是广西经过这番大变乱后,人事全非,即使陆氏往日的心腹也多面从心违,不复听他调度。原驻南宁一带自称第一师师长的陆云高和自治军的蒙仁潜等,在陆荣廷回邕后,深恐为其控制,都纷纷撤离南宁。陆云高部沿江东下,并派人来郁林向我商借贵县暂时驻扎。我明知他借了不会归还,但为避免冲突保存实力起见,我遂将所部撤出贵县,让陆部驻扎。

在此时期,全省自治军名目暂时取消,由广西善后督办陆荣廷另颁番号及委任状。我的“第二路自治军”的番号亦由陆氏明令改为“广西陆军第五独立旅”,我任旅长。下辖三团,由三个支队司令李石愚、何武、黄绍竑分任团长。当时我因实力有限,未便与陆氏龃龉,故对其委任既未正式接受,亦未正式拒绝。为了此事,我在本军司令部召集了高级官长商议。各司令都不愿改变番号,劝我“不要理会那个老头子”。因为我们如果接受陆氏所给予的番号,那我部下各“司令”都须改为团长。团长究不及可大可小的司令来得光辉。商议结果,只将我的“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名义取消,并改总司令部为旅部,其他一概如旧,以改头而不换面了之。

1922年年底,陆荣廷来电邀我赴武鸣一行。武鸣是陆的家乡。陆在彼筑有华丽住宅,并修了专用公路,自武鸣直通南宁,是为当时广西独一无二的汽车路。我到了南宁,陆氏派他专用小汽车来接我往武鸣。这是我第一次乘坐汽车。

在武鸣,陆荣廷对我十分礼遇,招待我在他家里住宿一宵。陆氏在闲谈之中,大为抱怨粤军的焚杀。他说他治粤时,待粤人不薄。胡展堂(汉民)等常来武鸣访问,渠均盛意招待。湖南的谭延闿在其本省失败时,也曾到武鸣访陆。陆说他曾一次送谭氏大洋二十万元。当时广西省内只用小洋和纸币,渠因使谭氏便于出省使用,故以大洋赠送。陆氏说:“我对广东这一批人都不坏呀,但是他们此次入境,竟将我宁武庄住宅全行烧毁。你看,我现在住的是以前当差们住的;粤军烧剩下的……”言下无限愤怒。

我在宁武庄住了一天。陆氏所说的概属人情应酬话,并未涉及本省的军政大事。我就告辞,乘汽车到南宁,盘桓了两三天,探访亲友,仍回郁林。

那时,陆氏并令各地自治军将名册呈报,以便统筹整编。但令下后如石沉大海,各地军事首领都不愿受陆氏节制。我军在1916年成立时即和陆氏无甚历史渊源,自更不愿受他节制。广西全省因而形成了王纲解纽、诸侯割据的局面。而有野心的地方领袖却又纷图兼并,以扩充一己的势力。这时我的第三团团长黄绍竑,已在容县休息了七八个月,久静思动,目睹两粤政局纷乱如麻,急欲乘机向外发展,因而有出师梧州之举。

黄绍竑出师梧州的全盘计划,是我和他秘密商榷后改订的。他原来的计划是应沈鸿英密召前去广州。因沈鸿英的收编各军计划,虽在我处碰壁,但他却转而利诱分化我的部属,驻在容县的黄绍竑遂成为他秘密活动的对象。

因为黄绍竑有一堂兄黄绍㦂,在沈氏总司令部任秘书,沈鸿英曾命黄绍㦂秘密作媒介,畀绍竑以桂军第八旅旅长名义,嘱其速率所部去广州。黄绍竑因困居容县,发展不易,遂为其煽惑,跃跃欲动。但他究竟是我的部属,并感我收编扶植的情谊,如不辞而去,就迹同背叛,乃于1923年2月自容县来郁林,秘密向我陈述衷曲。他说,我们久困郁林五属,终非办法,应该乘两粤政局动荡的时机,图谋发展,方为上策。遂将沈鸿英如何向他活动,以及他自己也有赴广东之意,告诉给我听,希望我对他有所箴规。

我听后,思忖黄氏是个不受羁縻的干才,挽留不易,不如成全他向外发展的志向,异日或能收到表里为用之功。但我却指出几点请他注意。第一,目前两广局势如此动乱,随时都有机会让我们发展,只看我们的出处和主张是否正确,实力是否充沛。我们驻扎此地,并非终老此乡,只是养精蓄锐,待机大举。我军除中级以上官佐为正式军校出身者外,下级干部多系行伍出身。我们现在急需训练一批青年干部,将本军练成一支有纪律的劲旅,等时机一到,我们才能攻无不克。

再有,照我的观察,沈鸿英目前在广州极为嚣张,四处树敌,最后必然失败无疑。若不揣时度势,而徒以五六百支枪的小部队去依附沈氏,何能发生作用?一旦沈军崩溃,则覆巢之下,宁有完卵?况沈的为人,机警狡诈,反复无常,早为粤桂人士所不齿。所以依附沈氏以求发展,不特如探虎穴,凶多吉少,且与其同流合污,势将终身洗刷不净。如别人赋予名义,尚可考虑接受,唯沈鸿英赋予的名义,绝不可轻易承当。

绍竑听了我的分析后,说他志在假借一个名义东下以图发展,并非真诚附骥沈氏。至出处和危险一层,他是不十分重视的。我说,冒险犯难固是青年革命军人的本色,至向外进取的原则,我更是绝对赞成的。不过自中山回广州再度组织革命政府后,对沈鸿英的骄横跋扈已严加制裁,相信不久必定爆发战争。此时只可与沈氏及其左右虚与委蛇,一俟战争白热化,沈军不支之时,即率所部潜入苍梧境内,乘虚袭取梧州,断其归路,而与大元帅府所辖的粤军相呼应,借以沟通粤桂的革命势力。然区区一团人,恐不能完成这一伟大的革命使命,待时机来临,我必派遣一支有力的部队和你一致行动。

绍竑听了,深以为然,并衷心地感激我为他的策划和忠告。而我也颇以黄氏能坦白相告为慰,此实为以后我们统一八桂团结无间的因素。黄氏回容县后,便按照我的忠告,放弃去广东的计划。到3月20日北京政府果然正式任命沈鸿英为广东军务督理。4月10日沈以移防为名,将军队集中新街开秘密会议。到16日,便在新街就任北京政府的广东军务督理职,通电请中山离开广东,战祸遂启。沈军虽得北军方本仁开入北江助战,仍节节败退。到了4月下旬,沈军已全线崩溃,分水陆两路向广西撤退。当粤中战事发动时,黄氏即急电我,报告正率所部向苍梧挺进,请派队伍跟进支持。我即令李石愚率俞作柏、林竹舫、刘志忠等营前往。到6月初,黄将部队集中于梧州上游的戎墟和新地墟。黄氏为探明粤中战况起见,特亲到梧州向邓瑞征请领饷弹。恰巧此时在广州疗养的白崇禧和另一保定同学陈雄也秘密赶回梧州,并携来大元帅孙中山委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总指挥”的命令。黄和白、陈会面于他的胞兄仲庵家里,绍竑乃知沈鸿英失利,正在总退却中。现据守肇庆城的沈部黄振邦一旅,已被大元帅府陆、海两军所包围。绍竑知袭击梧州的时机已到,唯实力尚嫌单薄。那时他已骗得军饷若干,答应转回戎墟防地,即通电就第八旅旅长新职。陈雄仍返广州。黄氏偕白崇禧返抵防次后,即亲笔函我,派白崇禧和李石愚两人星夜送到郁林。信中说为预防万一起见,请我再派两营前往,以增强战斗力,完成此一有重大意义的任务。我也认为用兵之道,不可患得患失,逡巡不前,只要认定时机成熟,必须以雷霆万钧之力以争取最后胜利。乃令伍廷飏率所部一营,兼程向梧州进展。这是我和白崇禧初次详谈,他身穿整洁的西服,谈吐彬彬有礼,头脑清楚,见解卓越。他对中山备极推崇,而对大元帅府所属的粤、桂、滇各军则都有不满的批评。唯对梁鸿楷第一军中的第一师李济深所部,却认为人才济济,作风新颖,可引为将来革命的伙伴。我和他彻夜开诚倾谈,论列当前两粤全盘局势。我认为此番袭取梧州,已如探囊取物,无须费多大气力,此后彼此应佯作分道扬镳,以免树大招风,遭人妒忌。并希望他们在梧州方面尽力联络粤中新兴革命势力,励精图治。我则采取内刚外柔策略,暂时和陆荣廷治下各旧势力虚与委蛇,以便养精蓄锐,等待他日彼此分进合击,打成一片。此一决策,只让高级干部三数人知悉,其余则严守秘密,以免偾事。白氏听完我的建议后,表示非常赞成和感动。以后我和白氏共事二十余年,推心置腹,患难与共,虽有人屡次企图分化离间,我二人只一笑置之。世人多有因此形容李、白实为一人,私衷亦觉当之无愧。

黄绍竑此次派白、李赴郁林请兵,实出于俞作柏的阴谋。李石愚回到岑溪时,接俞飞送一信,谓德公左右需人相助,请到郁林后不必再来,前方指挥作战,作柏可以完全负责云。白崇禧偕伍廷飏营行后两日,林竹舫、刘志忠率部到郁林面报,谓李司令动身后,俞即在新地墟集合三营宣布,李司令已回郁林,部队交其指挥。我们不甘随俞叛李归黄,故秘密由间道拔队回来云。林、刘两营长不知此中秘密,而有此误会。幸伍营补上,黄部不至太弱。

白崇禧偕伍廷飏部援军到达,黄即进袭梧州。发动之日,黄部趁黑夜先断绝水路的航运,拂晓时即扫荡沈部外围。到此邓瑞征方如梦中初醒,仓促率残部向信都、贺县逃窜。当黄部攻进梧州市内之时,有沈军收编不久的冯葆初旅早与粤军暗通声气,至是乃布告市民,脱离沈军而独立,并愿与黄绍竑合作,拥护大元帅孙中山。冯氏系一赌徒,善于钻营交际,收编各地游离小部队而归附沈鸿英。冯因与绅商交游甚广,系梧州的地头蛇,自以为有恃无恐,然究难立足于革命阵营,旋被黄绍竑诱至花舫上生擒枪毙。当黄部占领梧州时,粤军先已攻陷肇庆。总指挥魏邦平即统率大军分乘船舰上驶,当日下午蜂拥进入梧州。西江面上,旌旗蔽空,极一时之盛。据云,同来的有粤军第一军军长梁鸿楷,第一师师长李济深,第三师师长郑润琦以及其他将官和中级干部陈铭枢、陈济棠、张发奎、邓演达、蔡廷锴、蒋光鼐、薛岳、严重、黄琪翔、钱大钧、香翰屏、陈诚、李汉魂等数十人。这是两粤革命军人的初次聚会。

随后,广州大元帅府任命李济深为“西江善后督办”,驻节肇庆,设督办行署于梧州。除粤军第一师的一部留驻梧州外,其余粤军都退回广东。李济深是苍梧县人,陆军大学毕业,一向在粤军中任职。才高心细,浑厚忠诚。以桂人而在粤军中久任要职,亦非偶然。李从此常驻梧州,颇能与黄绍竑精诚合作,粤桂双方都赖其作介而融洽无间。

自沈鸿英败退桂林,梧州底定,黄绍竑乃正式改编其所部,独树一帜,脱离和我的隶属关系,自组其“广西讨贼军总指挥部”,以白崇禧为参谋长,下辖三团,以俞作柏、伍廷飏、夏威分任团长,共有人枪三千余。渠受有孙大元帅的委任,以讨贼相号召,原可独当一面,无须再受我节制。所以黄绍竑此举颇得我的谅解,也可说是奉我的命令去干的。此时两广情形极为复杂,粤军、桂军畛域之见也很深。前刘震寰受中山委为广西善后督办,桂人竟群起而攻之,称他为“反骨仔”。自治军的兴起就是以“客军”和这批“反骨仔”为攻击目标。1922年冬,滇军杨希闵等奉大元帅之命,取道广西东下讨陈,广西自治军竟误以为客军入境,纷起向滇军袭击。我部当时不明真相,也曾派队配合其他自治军向桂平滇军进攻,后经他们派人解释,误会才归冰释。由此可见自粤桂战后,桂人衔恨客军的一斑。现在黄绍竑以三千人枪,居然敢以“讨贼”自命,和全体桂军为敌,实因我屯大军在郁林,互成掎角,作他的后盾。而我军则仍保持广西陆军第五独立旅的番号,保境安民,和粤军全无关系。广西当局和其他对我虎视眈眈的各地方军首领,虽心怀疑忌,也无辞以胁我;同时我也可假绍竑出面和广东大本营联络,一则可使两粤革命军人互通声气,有事彼此支持;再则可以减少对粤军的顾虑,专心整顿辖区内的军民两政。所以黄绍竑的独树一帜,实是与我互为表里,收相辅相成之效。

然我们的部属不明此理,有时竟妄图非分,致惹起许多误会。其中最错误的一位便是俞作柏。俞作柏是保定军校三期毕业生,我在广东护国第二军任营长时,他在总司令部当副官,郁郁不得志,很想来我营做连长,但苦无缺额。后来林虎直属的游击队蒋琦帮统的营内有连长出缺,我因和蒋琦交情很好,乃力保俞作柏充任连长,这是他带兵的开始。后来蒋琦奉调到新兴进剿李耀汉残部时,俞作柏曾率其全连官兵做“有计划的掳掠”。黄绍竑在其《五十回忆》内所说,林虎第二军中,有鼓励士兵“发洋财”的“某军官”,便是指俞作柏。事为蒋琦所悉,大为震怒,要将俞氏撤职。俞作柏大恐,来向我求情,请向蒋氏缓颊,力陈他是“有计划地劫财归公,胜于任由士兵掳掠”的一套谬论。言下涕泪纵横,状极可怜。在他立誓改过自新后,我乃替他说情,得免撤职。

嗣后蒋琦阵亡,我保荐他升任营长。我率部退入六万大山时,俞作柏也随我入山。那时全军绝粮,情形极为艰苦,俞作柏旧性复发,曾建议我派队下山,向灵山县一带富户“去打一两趟生意”!到了我们下山受编,他又想向当地富户勒派巨款。他的建议虽以开玩笑的方式出之,然我若稍为所动,渠便可乘机去做了。

俞作柏为人野心勃勃,而性喜聚敛。我们自郁林移防贵县时,路劫粤军是俞作柏擅自决定的行动,在贵县乱枪误毙马省长爱妾,也出自他的命令。总之,俞作柏是才过于德,偶可为用,而不可为友。此次他助黄绍竑进攻梧州,原是奉我的命令而去的。在开始进攻的前夕,他忽怂恿李石愚司令回郁林向我报告请示。李刚离新地墟防地不久,俞即专人送函来追李司令。请李回郁林后不必再回苍梧,前方战事他可代办指挥云。原来俞作柏是调虎离山,李司令一去,那数营部队势将归渠掌握。羽毛丰满,大有可为,此间乐不思蜀矣。显然是想和我脱离部属关系。

这消息传出后,我军中愤怒之声四起,众人不知俞作柏所为,竟迁怒于绍竑。他们以为绍竑借我们本钱起家,现在竟然诱出我的部将背叛本军。

关于此事,我倒反能处之泰然。盖我袍泽随我转战数载,艰苦备尝,大家原是患难与共的道义之交。值此省政无主之时,我为数县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和本军上下袍泽的福利,谬承推戴,忝总师干。我绝无封建时代要求部曲向我个人效忠的腐败观念。凡我同仁,合则留,不合则去,各人原可自作抉择。这样虽为军纪所不容,然三军可以夺帅,匹夫未可夺志,强人所不欲,亦我之所不欲。若处处为我一己打算,恐三军上下早已离心了。由于我本人态度坦然,一时愤愤不平的部属也渐趋宽恕,幸未酿成风波。终使绍竑二度服从节制,组织定桂讨贼联军,奠立日后统一广西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