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编 北伐回忆:从镇南关到山海关 第二十二章 向长沙前进——北伐的序幕战

我于1926年6月18日离粤返桂。此次赴穗策动北伐,在广东住了将近五十天,虽辛劳备尝,然终将北伐发动起来,归途中颇感兴奋。6月19日下午,我由三水河口所乘的专轮遂抵达梧州。梧州各界闻我策动北伐归来,举行盛大的欢迎会,到江边码头来欢迎的各机关代表暨民众团体简直是人山人海,这时梧州驻军为伍廷飏(展空)旅,伍氏在随我自码头回其司令部途中,便问我说:“德公,我们真要北伐了吗?”

“为什么不要?”我说,“我们的部队不是已经开到湖南去了吗?”

伍说:“德公,你觉得北伐有把握吗?”

我说:“我觉得占领武汉没有大问题。”

伍说:“要是败回来就糟了……唐继尧还在伺机蠢动呢!”

我说:“我保证不会败回来。再者这次北伐,我们只预备出去一半部队,留半数在广西对付云南也足够了。”伍展空虽不再说什么,但是他心中仍觉得没有把握似的。这时我的直属部下尚且如此,也就难怪广东那批首脑们的疑虑和踌躇了。

我在梧州住了两天,参加了各界欢送出师北伐大会。6月21日遂自梧州乘电船到阳朔,再登岸步行。于6月24日抵桂林。在桂林,不用说,又是连续不断地举行欢送北伐出师大会。更有各机关学校纷请训话讲演,应接不暇。这时家母仍住在桂林乡下两江墟𣕎头村故宅。我们母子已久未见面,她老人家听说我返抵桂林,派人来叫我返乡小住。但此时正值北伐出师之时,军书旁午,目不暇给,实在没有工夫回家省亲。不得已,只好派人接慈母进城承欢数日,稍尽人子之情。

我到桂林不久,忽然接到广州的电报,说白崇禧已就任总司令部参谋长了。此一电讯很使我惊诧。

白崇禧原是我第七军参谋长,今番升迁,使我顿失臂助,我乃电商于黄绍竑。绍竑自南宁复电,推荐其同窗旧友王应榆氏接充七军参谋长。王为广东东莞人,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其后似曾在李济深处做幕僚。当李、黄在梧州合作时期,王氏转到黄绍竑的“讨贼军”中任职。王氏虽出身军校,然对治军作战并无太大兴趣,却将全副精神用在国计民生方面的生产事业。为人淡泊,向不介入党争。黄绍竑因渠长于企业管理,乃请他整理贺县八步一带的锡矿。渠任矿务局长年余,对兴利除弊成绩颇有可观。此时第七军参谋长出缺,绍竑乃推荐其担任。王因事出仓促,赶办移交,我军到武昌后,他才自贺县赶来就职。王未到职前,由胡宗铎兼代。

当时各军中除党代表外,都有政治部的设立。北伐开始时,总政治部主任为邓演达,副主任为郭沫若。邓极“左倾”,其左右也悉为“左倾”或共产党,第七军政治部初成立时,中央派来的政治部主任黄日葵,便是一名共产党。黄少年任事,干劲十足,为人又能说会讲,吃苦耐劳,全军上下都极敬重佩服他。但是这时广东,上自党、政、军各级机构,下至农、工、学生运动,国共间的裂痕已日趋明显。我深恐黄氏在我们部队中发展共产党组织而招致分裂,影响作战精神。所以当我返抵桂林准备出湘时,密向黄绍竑建议,将黄日葵留在后方,为第七军后方留守部队的政治部主任,另行推荐麦焕章为第七军前方部队的政治部主任。麦为留法学生,和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都有私谊,为人忠实坦白。但是我推荐上去后,总政治部却拒绝加委,闹出许多误会。后因我态度坚定,麦氏才得就职。这件事在当时虽引起了小风波,然在1927年清党时,各友军多为共产党所渗透,唯我第七军能保持一贯纯洁无染的作风,未始不是我们未雨绸缪之功呢。

此次北伐,我第七军的动员计划是抽调十二个团,由我亲自指挥入湘作战。其余八个团则留守后方,由党代表黄绍竑指挥。如我前线兵力不够,则随时可抽调开往增援。谁知出师后,所向披靡,后方留守部队并未动用,我们已打到南京,此是后话。

兹将我军参加北伐部队番号及编制列如次:

第七军军长 李宗仁
党代表 黄绍竑
参谋长 王应榆
政治部主任 麦焕章
第一路军指挥官 夏威
第二路军指挥官 胡宗铎
第一旅旅长 李明瑞第一团团长 陶钧
第二团团长 吕演新
第二旅旅长 夏威(兼)第三团团长 俞作豫
第四团团长 李朝芳
第七旅旅长 胡宗铎(兼)第九团团长 陆受祺
第十四团团长 杨腾辉
第八旅旅长 钟祖培第十五团团长 尹承纲
第十六团团长 周祖晃
独立第一营营长 李少杰
炮兵营(辖三连)营长 罗传英
工兵营(辖三连)营长 马典符
兵站分监 曾其新
通讯大队(辖三连)大队长 覃连芳

我第七军中编制的第一路、第二路,实即其他各军中的师长。所不同的,师长仅能指挥其本师官兵,我们的两路指挥官则视环境的需要,指挥或多或少的部队,不受建制的约束。

综计北伐初期,我军参加战斗的官兵约二万余人。七生的五德国克鲁伯厂制管退炮四门,七生的五日制架退炮两门。此种山炮尚系清末张鸣岐任两广总督时所购,原有二十四门。辛亥革命时,王芝祥带十二门到南京,两广尚存十二门。1916年讨龙之役,林虎夺得数门,嗣后辗转为我军所有,也已历尽沧桑了。

我军每团有一机枪连,每连有德制水凉重机枪四至六挺,故八个机枪连共有重机枪四十余挺。通讯大队共有三连人。一连随军部,两路指挥部各有一连。军中各单位间的通讯全凭电话。这时被覆线极为有限,一般通讯全凭舶来品的铁丝线,军和军间的通讯却利用无线电。总司令部发下的无线电收发报机一台,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俄国旧品,笨重不堪,随军移动时,需十六人分两班抬运。机件故障时常发生,实不堪使用,然又弃之可惜,成为行军时的一大累赘。

我第七军除战士之外,尚有由广西省党部号召青年女学生百余人组织的“广西学生女子北伐工作队”,随军担任宣传、看护、慰劳等事务。时余妻郭德洁女士适任广西省党部监察委员,遂由党部推为女子工作队队长,随军北伐。她们都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女子,然在革命空气熏陶之下,均拋却脂粉,换上戎装,在枪林弹雨中,登山涉水,不让须眉。当我军在前线喊杀连天,所向披靡之际,战场上忽然出现这一支小队。各界不知底细,以为她们也是冲锋陷阵、出生入死的战斗人员,敌人为之咋舌,我军士气也随之高涨,一洗数千年来我国女子弱不禁风的旧面目,为我革命阵容生色不少。

那时各友军政治部虽也有女子工作人员,然以女子单独组成一队在前线工作的,我第七军实开风气之先。其时去清季不远,民间习俗,仍极保守,男女有别、授受不亲的观念,牢不可破。我广西女子,所以能毅然挺身而出,参加北伐,实是革命风气感召使然。

我在桂林,为着部署本军入湘事,住了十四天。在这十四天中,我军后续部队已次第入湘。我本人乃于7月6日离桂林,取道黄沙河下衡阳。这时前线我军已捷报频传,正向长沙挺进中。

钟祖培旅的尹承纲团5月中旬已加入唐生智部作战,唐调尹团赴醴陵协防。不久,唐自衡山退守衡阳,钟祖培旅长乃亲率周祖晃团,于5月28日开抵衡阳增援。尹承纲团也返抵衡阳,归还建制。

当此之时,吴佩孚在南口向冯玉祥部国民军进攻甚急。北军精锐尚在京汉线北段,湖南攻唐之师系赵恒惕部的湘军。吴佩孚委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指挥对唐战事。另调北军余荫森师受其节制,自衡山向唐生智军作正面攻击,并令赣军唐福山师与驻赣粤军谢文炳师由萍乡出醴陵,向唐生智军右翼进逼。另以湘军刘铏、贺耀组两师进逼唐生智的左翼。大军三路而下,气势极旺,衡阳岌岌可危。唐生智见情势阽危,乃一面派员向叶开鑫诡提和议,以缓敌待援;一面将辎重和重要军需物品向祁阳、永州移动,拟于必要时退入广西。另一面则预备且战且走,以李品仙、周斓、刘兴三师布防于萱州、樟木至店门之线;以何键师沿蒸水南岸布防于洪罗庙、金兰寺之线。5月29日,敌军贺耀组部猛攻何师,情势危急。唐生智乃调我军钟旅向洪罗庙增援,钟旅于6月1日到达洪罗庙,当晚趁夜出击,将敌人攻势阻截。翌日再约同何师强渡蒸水,将敌人攻击部队一举击破,斩获极众。敌军闻风丧胆,急退涟水北岸据守,唐军左路的威胁才告解除。

这时唐军中路在敌人猛攻之下也已动摇,溃败在即,忽闻左翼大捷,军心一振。敌人误以为两广援军大至,乃不敢再攻,战况胶着。我第四军叶挺独立团适在此时赶到攸县,将右翼稳定。唐生智见事有可为,乃于6月2日我军大捷之后,正式宣布就革命军第八军军长之职。又三日后,中央才正式公布蒋中正为北伐军总司令,宣言出师北伐。换句话说,便是我们自动入湘作战的部队已取得决定性的初期胜利之后,中央诸公才决意北伐。然蒋氏于6月5日发表为总司令后,又迟至7月9日才正式就职,其中曲折迂缓的原委,此地也不烦赘了。

6月中旬,吴佩孚确知两广派兵援湘,遂重行部署。6月18日吴下令以北军宋大霈为第一路司令,协助叶、余等担任正面作战。王都庆为第二路司令,担任右翼临澧、常德一带防务。唐福山为第三路司令,仍率谢文炳师担任左翼作战。以鄂军夏斗寅旅加入贺耀组、刘铏等部进入湘西。董政国为第四路司令,率阎日仁、唐之道两旅为总预备队。一时大军云集,大战迫在眉睫。

幸而援湘部队我军第二路军指挥官胡宗铎率李明瑞旅和杨腾辉、陶钧等团及时赶到,开往永丰集中。我第四军陈铭枢、张发奎两师自琼崖北上,也于7月初行抵湖南攸县、安仁一带。7月4日我三路大军遂同时发动攻击。北军不支向后溃退,我军三路皆捷。叶开鑫部乃放弃长沙,据守汨罗江北岸待援。我军遂于7月11日克复长沙。北伐军因此一举成名,全国震动。

我于7月15日抵衡阳,时我军前锋胡宗铎部已追过长沙,在汨罗江南岸布防待命。第四军的一部也已越过醴陵和北军对峙中。在我军进攻期中,前敌总指挥唐生智已随军至长沙。渠闻我到达衡阳,乃自长沙乘电船来衡阳和我会晤。

这是我和唐孟潇第一次见面。大家在捷报声中把晤,自然都有无限兴奋。唐氏身材高大,留了一撮八字胡子,和我握手言欢,谈笑风生。他对我仗义援湘,促成北伐,并推荐他任前敌总指挥各点十分感激,一再诚恳地问我,需要何种报答。我说,你现在已经弃暗投明,加入革命,革命胜利,就是对我的报答了。唐意犹未已,自动地提议说,现在克复地区有几个收入极丰的税局,问我可否推荐数人去担任局长。唐氏此时加入革命不久,头脑里还充满了旧式军阀的想法,他以为我如推荐几个私人去当税局局长,我便可乘机分肥,以饱私囊,这样也可以算是他对我报答的一法了。我当时便郑重地告诉他说:“我们第七军里的人才已感奇绌,哪里有人介绍给你呢?”唐氏还以为我不好意思直说,嗣后,他又间接地派人来问。我回答说:“请孟潇不必如此,我们革命军人是不应该有这种念头的。”唐氏才息了心。

我和唐氏会晤时,曾好奇地问他,此次从湘南撤退,为何不打算撤往广东,而偏欲撤往广西。我说:“广西贫瘠,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些石山,你们退到广西,难道想吃石头吗?”

唐说:“我退往广东去让谭延闿、程潜缴械收编吗?”我们相对大笑。

我们在衡阳晤谈之后,翌日唐生智和我遂同乘电船自衡州驶往长沙。这次胜利是我们革命军小试牛刀。士气旺盛达于极点。民众情绪尤为热烈,真有“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之概。不久,余妻所率的百余名“女子北伐工作队”也行抵长沙,并立刻展开慰问伤兵、访问民众等工作。簪缨巾帼,相映成辉,对民心士气都发生极大的鼓励作用。

在长沙,除计划次一步战略部署和参与欢迎大会之外,我对唐生智的第八军也作了一番仔细的观察。唐生智是最近加入革命阵营的,军中作风有许多地方仍未脱军阀的窠臼。官、兵界限分明,不共甘苦,不像我军官长士兵打成一片。我军纵是高级指挥官出门,随行卫士也很少。短途便步行,稍远才骑马,极少坐轿。而唐军纵系连长官阶也威风凛凛,不可亲近。一日,我在长沙街上步行,忽然又碰到刘文岛。他坐了一乘华丽的四人大轿,前呼后拥而来。那时长沙尚未筑有马路,街狭人多,摩肩接踵,拥挤非常。我们徒步的人见到这乘大轿,不期然都向两旁让开,驻足侧目而视。谁知我却给轿子里的刘文岛一眼看到,他连忙弯身向前,大拍其轿杆,要轿夫停下,然后匆忙下轿,向我立正敬礼并寒暄一番,问我到何处去,为何不坐轿子。我说,只是出来散步,用不着坐轿。刘文岛当时在长沙是十分显赫的人物,经他这样卑躬屈节一来,街上围观的市民才知道我便是第七军的李军长。我并非故意表示我的平民化,这只是说明两军作风之不同而已。我们第七军自始便是一支平民化的军队,虽然我们纪律严明,军令如山,但是平时官长士兵则生活在一起,大家如兄如弟,不拘形式。正如汉将李广的部队,“随水草而安”,不务繁文缛节。但是当时的第八军,乃至所有的北方部队,都爱讲排场,摆门面。至于作战能力如何,则又当别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