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编 北伐回忆:从镇南关到山海关 第三十八章 唐生智、张发奎之异动

当上海方面正在商讨组织特别委员会之时,武汉方面的唐生智仍在蠢蠢思动。因自南昌共产党8月1日“暴动”之后,张发奎以追击贺、叶为名,已将其第二方面军(原第四军扩充)悉数开往广东,两湖遂变成唐生智的势力范围。嗣后,唐又乘我与孙传芳交兵,取得安徽地盘。所以当“特委会”所选的国民政府于9月20日在南京成立时,唐生智已坐拥两湖、安徽三省,声势显赫。国民政府一再电令其自安徽撤兵,唐皆抗不从命。

到了9月21日汪兆铭返汉组织其“武汉政治分会”,唐生智更是如虎添翼,并假借“护党”之名,通电反对特别委员会,否认南京中央政府。其时唐生智入党尚不足一年半,便以“护党”自诩,亦殊为滑稽。

南京国民政府在谭延闿领导之下,对唐均极愤慨,一致主张讨伐,其中尤以程潜、谭延闿、孙科等为激烈。那时唐派叶琪为代表来南京,声言渠绝不放弃安徽。叶琪为我辈老友,来南京后住在夏威家中,和我们不断磋商。我告诉叶琪说,南京中央对唐生智的跋扈极为不满,唐生智如不让出安徽,兵争将在所难免。叶说,唐总司令最多只答应让出芜湖,渠绝不放弃安庆,因为何键已出任安徽省省主席,省政府在安庆办公已久,南京政府如坚持收复安徽,唐总司令将不惜以武力周旋云云。

事态发展至此,用兵已成必然的趋势,因唐生智的蛮横已引起公愤,中枢党政军领袖一致主张讨伐。10月中旬国民政府乃密令军委会组织“西征军”,讨伐唐生智。

溯自唐生智加入革命以来,国民政府待他不为不厚。孰知渠一旦羽毛丰满,竟得意忘形,不特不饮水思源,且图利用党中矛盾而逞其私欲。在渠私心妄想之中,如我等老辈不除,则渠必将久居人下,永无唯我独尊之望。先是,当我军于1926年底抵达武汉之时,唐生智即戏呼我们自两广来的革命军人为“老长毛”,因从前洪杨革命金田起义时的老辈太平军也有这样的称呼;而两湖、三江一带的附义者,则为“新长毛”。唐氏显然以“新长毛”自居了。嗣后宁汉分裂,唐生智预备“东征”时,即时常以“打倒老长毛”来鼓励其部属。在他看来,“老长毛”一旦打倒,唐氏便可唯我独尊,而其部属也均将“鸡犬升天”。无奈唐生智野心虽大,而见识、德望不足。在武汉时,自恃坐拥重兵,气焰咄咄逼人,武汉党政军重要领袖,对唐均侧目而视,口虽不言,心实非之。唐氏固亦深知武汉方面的“老长毛”对渠不满,竟一不做二不休,秘密和孙传芳勾结,倒行逆施,达于极点。孙军龙潭败后,我方所获敌军秘密文件中,都载有“友军唐生智部自上游夹击南京”字样。所以现在国民政府决定讨伐,实在是唐生智自招覆灭。

10月19日国民政府正式决定讨伐唐氏,我遂受命为西征军总指挥,白崇禧为第三路军前敌总指挥,分三路向武汉进兵。三路军所辖番号暨进兵路线,略如下:

西征军总指挥 李宗仁
第三路总指挥 李宗仁(兼)第七军军长 夏威
第十九军军长 胡宗铎
第三十七军军长 陈调元
第四路总指挥 程潜第六军军长 程潜(兼)
第十三军军长 陈嘉佑
第四十四军军长 叶开鑫
第五路总指挥 朱培德第三军军长 王均
第九军军长 金汉鼎
航空队司令官 张静愚 曹宝清(副) 
第二舰队司令 陈绍宽楚有舰
楚同舰
永健舰
永绩舰
江贞舰

除以上战斗序列之外,冯玉祥亦奉命派樊钟秀、方振武、吴新田向鄂北挺进,中央并密令驻宜昌的第二军军长鲁涤平,湘黔边境的黔军师长李燊,两广的黄绍竑、范石生、方鼎英、李福林各军,及湖北省防军相机出动袭击。因战事迅速结束,故上述军队未及参与战斗。

此时唐生智部也很强大,所辖计有第八军(军长李品仙)、第三十五军(何键)、第三十六军(刘兴)、第十八军(叶琪)、第十九军(高桂滋)、第三十军(赵振国)、暂编第五军(庞炳勋),以及十个暂编师,总计有兵力十余万人,颇堪一战。所以军委会所订西征第一期作战方略,拟先肃清皖境之敌,陈调元的第三十七军占领皖西后,即停止西进,担任警戒皖北的任务,然后协同上游各军,会攻武汉,肃清两湖。

我方计划既定,三路大军乃于10月中旬发动。第三路军奉令沿长江北岸西进,扫荡盘踞西梁山、巢县、合肥、舒城一带之敌,进占安庆。第四路军则沿长江南岸,扫荡芜湖、湾沚、大通、贵池一带之敌,进占东流、秋浦。第五路则以主力集结九江、湖口,阻绝汉皖交通,相机截击西退之敌,并以一部沿萍株路威胁长沙。唯朱培德的第五路军因受汪兆铭的影响,态度暧昧,唐军乃得安全撤退,只三、四两路大军向指定地点集中,此是后话。

时唐生智的代表叶琪仍住在第七军军长夏威家中,毫不知情。我对夏威说:“你可别把军事机密泄漏给叶琪呀!”夏威笑道:“这种军国大事如何能泄露呢?”所以夏威和叶琪仍终日游山玩水,若无其事。

最后,叶琪看出真相,知我军已发动西征,不觉勃然大怒,说不应该瞒着他。他并根据中国“两军交战,不斩来使”的传统,要求立刻回武汉。我们也不强留,遂送他到下关,搭外国轮船上驶,回部队指挥堵截我军。我也于同日乘轮西上,指挥部队出击。彼此握手言别,明知即将在战场上拔刀相见,所以江下送别,也颇富浪漫滑稽的意味。

我军三、四两路沿大江两岸齐头并进,海军则溯江而上,所向势如破竹。唐军士气沮丧,不堪一击。10月25日我军克安庆,敌军第三十五、三十六两军狼狈西窜,敌十九军则被我俘缴殆尽。我乃于10月26日乘舰到安庆,指挥追击。

这时据报,敌三十五、三十六两军已退据广济、虎穴之线。武汉唐军也逐渐向东线增加,似有在鄂东地区与我军一决雌雄的模样。

我到安庆后,即拟定第二期进攻武汉计划。决定以第三路的第十九、第七、第四十四等军,分途自太湖、潜山、安庆、舒城、望江等据点向西追击。第四路则自秋浦、东流一带乘轮往九江,自赣北向湘赣边境截断武长路,再北上攻武昌。

第二期攻势于11月初旬发动。我军攻击前进,敌军则节节后退。在广济附近,敌曾一度强烈抵抗,但旋即溃败。11月8日我再破敌于蕲春,9日进抵兰溪附近时,敌军第三十六军曾作困兽之斗,抵抗极烈,与我军相持一昼夜,卒被击破。我军俘获敌军官兵数千人,枪三千余支。我方第十九军也死伤八百余人,为西征中的第一恶战。这时,长江南岸我军也节节推进,未遭强烈抵抗。

蕲春、兰溪激战后,敌军向西逃窜,已溃不成军,再无抵抗能力,且冯玉祥也派所部方振武、樊钟秀、吴新田向鄂北挺进。唐生智见士无斗志,武汉已成四面楚歌之势,乃在汉口召集师长以上将领会议,商讨善后方针,渠表示决心下野,基本部队则退守湘境,徐图再举。遂于11月11日通电去职,并以巨金收买日本军舰,东驶出国;所部分水陆向岳州撤退。唐氏此一措置,不失为明智之举,地方幸免糜烂。我海军乃于11月14日进泊武汉。我第三路的第七、第十九两军也于15日先后到达汉口;旋第四路的第四十四军则进克武昌,第六军也克咸宁,第十三军克通山、崇阳,均停下来待命。

我军此次向鄂进兵之速,第十九军胡宗铎部实功不可没。胡部多鄂人,久戍思归,故作战格外勇猛。据说,唐生智在下野前,曾拟调其精锐第八军第一师张国威部死守汉口外围,以掩护大军撤退。唯张师长见大势已去,死守无益,故反劝唐氏迅速撤退为愈,唐颇为不怿,后竟将张氏在其私宅勒毙以泄愤。此举充分表现出唐生智性格的毒辣。嗣后,据目击此事的唐部军长李品仙、师长廖磊等告诉我,其故事的惨毒,实令人咋舌。

原来唐生智在决定下野时,曾数度召集各军长、师长在其私宅召开会议。最后一次会毕,各将领正纷纷下楼,唐氏忽对张国威说:“张师长你留一下,我有话跟你说!”张氏遂遵命留下。到其他将领均已走出大门不远时,唐又告诉张说:“没什么事了,你走吧!”张遂一人单独走向楼梯,刚到楼梯口,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忽率士兵数人,拿了一根麻绳,自张氏身边出现。不由分说,便将绳子向张国威颈上一套。张氏知情不妙,乃大力挣扎,然终被按倒地上。张氏在地上大呼:“唐总司令饶命呀……”这时,李品仙等离去不远,闻声急忙回头探视,只见张师长已被勒毙地上,惨不忍睹。李品仙等后来和我谈及此事,犹摇头叹息,似乎余悸尚存。

唐生智通电去职时,我正自安庆乘舰西上。在马当附近,见日舰两艘疾驶而下,初不知唐生智即在其中。我于11月中旬抵达武汉。时唐氏旧部均已退入湖南,李品仙部第八军暨叶琪部第十八军布防汨罗江,守长沙。何键、刘兴的第三十五、三十六两军则守岳州,与我军相持。适此时宁沪方面,中央领袖人物汪兆铭、蒋中正、胡汉民等,均在上海集议召开四中全会预备会,解决党内纠纷。同时何应钦在津浦路上,与直鲁军鏖战亦烈,南京军委会亟须有人坐镇,主持各项要务。再者,广州方面于11月17日忽又发生张发奎的叛变,事态正逐日扩大,全国哗然。因此,我遂和程潜计议,委第十九军军长胡宗铎为“武汉卫戍司令”,监视湘境内唐军残部的行动,一面派员入湘,劝唐部归顺中央。西征军事至此遂暂告一段落。11月下旬我和程潜、白崇禧乃联袂返宁,听候中央计划解决张发奎的叛变。

1927年11月17日张发奎部在广州的叛乱(嗣后又引起12月11日共产党在广州的“暴动”),可能系汪兆铭、张发奎二人经过长期缜密计划而后发动的。

当唐生智7月间发动“东征”时,张发奎实已面从心违,汪兆铭也深知唐生智终非囊中物,不可久恃。汪、张二人似已有秘密计划,转返广东革命根据地,然后再卷土重来。适贺龙、叶挺、朱德三人各率所部于8月1日在南昌“叛变”,张发奎遂在九江以追剿“叛军”为名,全军南撤。唯贺、叶等军于8月8日抵达赣南抚州,有进入粤东模样时,张发奎便停止追击,并取道新淦、吉安、泰和、赣州、南安、南雄、始兴、韶关,径向广州前进。会贺、叶南下,潮、梅吃紧,广州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乃派前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迎张于途,嘱其向东江尾追贺、叶,与两广部队夹击共军。张发奎坚不从命。李济深不得已,乃檄调驻广西的第十五军(原七军留守部队改编)兼程赶往粤东,与第八路军的陈济棠等会剿共军。在李济深、黄绍竑二人亲自指挥之下,数度血战,卒将共军消灭,贺、叶自汕头乘苏舰秘密出国。朱德则率残部回到江西边地,为范石生所收编,粤东始平。

谁知正值李、黄会剿共军胜利时,张发奎、黄琪翔等部率其第二方面军数万人,乘间于9月下旬进入广州,加以盘踞,并散发充满火药气味的“回粤宣言”,公开攻讦南京国民政府,并扬言打倒一切“篡窃党权”的分子。一时不满意南京中央的党人,如陈公博等,均纷纷南下入粤。汪兆铭也于10月29日自上海返抵广州。

先是,汪兆铭既已赞成组织特别委员会,其后又反悔食言,于9月21日自南京到汉口,策动唐生智反对特别委员会。汪到了汉口,见唐生智别有怀抱,而南京中央政府已决定讨唐,且张发奎也已进入广州,汪氏乃于10月24日自武汉抵沪。翌日便搭轮南下,于10月29日抵广州,与张发奎合流。汪氏抵穗之日,即在葵园官邸召集南下中央委员陈公博、何香凝等开会,谋在广州设立中央执监委员会,与南京的国民政府相对抗。

此时南京中央政府谭延闿、孙科等,屡电汪氏,恳其克日来宁,召集四中全会,解决党内问题,均为汪氏所拒。因汪那时正在计划以武力统一两广,作为政治资本。然欲统一两广,则首先须铲除李济深、黄绍竑二人。唯李济深德望素著,张发奎、黄琪翔等中上级干部,均其多年部曲,颇难遽下毒手加以剪除。汪、张二人乃决定先用权术,将李济深骗离广州,并将黄绍竑骗来广州,加以逮捕、枪杀。李、黄二人一除,则以汪兆铭、张发奎的资望与历史相号召,两广可传檄而定。有两广作基础,前途便大有可为了。这个如意算盘,也可谓极阴险毒辣的能事了。

汪、张计划既定,适蒋中正于11月10日自日本返国到沪,来电请汪北上,会商党事。(当“特委会”成立之初,汪氏自汉东下时,曾电蒋求一晤,为蒋所峻拒;今蒋氏自日返国,反而移樽就教。其前倨后恭、曲折奥妙的手腕,实一言难尽)会南京方面谭、孙等再度致电汪氏,主张在沪召开四中全会预备会,商讨召集四中全会及停止“特委会”各问题。

这两项邀请,对汪来说可谓适逢其会。汪氏乃于11月初旬电邀黄绍竑自南宁来广州一晤,并与李济深商谈一同赴沪,参加四中全会预备会。李、黄二人固不知汪氏笑里藏刀,其后别有文章在也。黄绍竑遂于11月15日中午自南宁应召抵穗。当即往葵园谒汪,适汪与李济深正整装待发,彼此匆匆略谈数语,汪、李便联袂乘轮去沪。

黄尚拟于翌日与张发奎聚晤,孰知夜11时半,黄的老友广东财政厅厅长冯祝万匆匆亲来黄氏寓所告密,谓夜半将有兵变,嘱黄速避。绍竑得报,连夜化装潜出寓所。未几,全市即枪声大作,街头巷尾贴满“打倒黄绍竑,实现汪主席救党主张”一类的标语。李济深的公馆也于同时被缴械劫掠。叛军包围黄氏寓所及其他军政机关,搜捕黄绍竑甚急。黄氏乃潜上一粤港轮船,终于逃出广州。

张发奎在广州叛变的消息一出,全党大哗。李济深在上海至是始知受骗,乃呈请中央剿办张发奎、黄琪翔,并痛斥汪兆铭。而张、黄二人乃一不做二不休,竟将其第二方面军的精锐溯西江入桂,拟一举戡平广西,实现其统一两广的计划。黄绍竑此时已潜行返桂,指挥第十五军集中梧州,筹谋抵抗。双方虽尚未短兵相接,唯剑拔弩张,大战迫在眉睫。

孰知正当第四军悉数西调,广州空虚之时,前第四军将领共产党人叶挺偕著名共产党首领张太雷、彭湃等潜返广州,利用原赤色工会作基础,联合第四军参谋长、共产党员叶剑英,利用苏联领事馆的掩护与接济,串联第四军的教导团和警卫团“叛变”(此两团干部多系共产党员),改称“红军”,以叶挺为总司令,于12月11日实行全市大“暴动”。

张发奎匆忙潜往肇庆,急令黄琪翔回师平乱,黄氏乃率部返穗。张、黄二人以共产党在后方捣乱,破坏其统一两广的大计,愤恨之余,遂也恣意杀戮。一时广州全市鬼哭狼嚎,无辜人民被杀的不计其数。大火数日不绝,精华悉被焚毁,实为民国成立以来鲜有的浩劫。

广州“暴动”后,张发奎、黄琪翔固罪不容逭,而汪兆铭尤为众矢之的。李济深因被骗离粤,积愤尤多,乃急电在东江的陈济棠、徐景唐、钱大钧等,和在闽的第十一军蒋光鼐部、在桂的第十五军,分路向广州出击。张发奎、黄琪翔知众怒难犯,大势已去,均通电离职。由朱晖日继任第四军军长,率部离穗,向东北方面撤退,与粤、桂进剿各军大战于五华、岐岭等地。战斗的惨烈,为北伐诸役中所鲜有,双方共死伤万余人。第四军勇将许志锐战死,黄镇球受伤。昔为比肩作战、同生共死的袍泽,此次竟自相砍杀,一至于此,言之实堪痛心。

汪兆铭此时自知不能见谅于党内同志,乃于张、黄叛变时,竭力鼓吹,促使蒋中正复职。在汪氏看来,反对南京中央政府,蒋实与渠利害一致,休戚相关,如果汪、蒋合作的局面实现,必能左右大局,重握党权。到了广州“暴动”之后,汪氏受各方攻击愈烈,乃一意拥蒋以自救。唯全党上下攻击汪氏,并不因此稍懈。汪氏自知无地容身,乃于12月15日宣言引退出国,旋即离沪赴法。汪氏一去,党争顿失一巨擘,大局乃急转直下,呈现一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