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编 北伐回忆:从镇南关到山海关 第四十二章 编遣会议的纠纷

在北平方面的事务已粗告结束,蒋总司令便于7月25日启节南旋。冯玉祥与吴敬恒旋亦联袂离平。吴先生是冯玉祥约他到其军中小住的。冯氏素以刻苦耐劳、粗衣淡食出名,吴氏此次特地随冯前去,尝试其“苦生活”。

7月28日,阎锡山、李济深、戴传贤和我也结伴专车南下,自平汉路转陇海路到开封小游。开封为冯玉祥驻节之地,渠以地主之谊,亲来车站迎接,并导游名闻全国的开封博物馆。其后,我们又同车到徐州,转津浦路返南京,预备出席正在筹备中的五中全会。

五中全会于8月8日在南京正式揭幕。会中,除一般党务议案外,最重要而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便是各地政治分会的存废问题。政治分会的设立原为蒋先生的意思,现在才施行数月,蒋又欲把它取消。冯、阎二人和一部分党中元老,如李煜瀛、张人杰等,则主张暂时保留。于是,由政治分会的存废而牵涉党的理论问题:“三民主义”的政治体制,究系中央集权还是系中央和地方均权?蒋派人士主中央集权;李煜瀛、张人杰等元老则说,总理遗教地方自治理论中明白规定中央与地方均权。后者主张有步骤地削藩,逐渐削减政治分会的权力,然后加以裁撤。如生吞活剥地加以撤销,恐怕要出乱子。这一问题闹得满城风雨,结果还是无疾而终。

五中全会所通过的最重要决议,便是实行五院制,并推选蒋中正为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为行政院院长;并成立编遣委员会,设法裁减全国兵额。

蒋先生同时并任命冯玉祥为军政部部长,阎锡山为内政部部长,我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并希望我们三人长期住南京。我曾向蒋先生建议说,我长期住南京绝无问题,因为武汉政治分会可由程潜、胡宗铎、张知本各委员负责处理大政,第四集团军也可由参谋长代拆代行。但是我深深感到冯、阎二人绝难长住京畿,因为他们二人的军中大小事务悉由他们亲自裁决,参谋长形同虚设。他们二人不在军中,则军中一切事务都要停顿。强留他们长住南京,反不若让他们常去常来比较好些。

至于裁兵问题,我向蒋先生说,裁兵不难,裁官难,裁高级军官尤难。

因士兵均系招募而来,军中逃亡风气很盛,任何部队如停顿一年不招兵,则士兵人数便可能降至半数,如着意裁兵,则下降速度自更快了。至于下级军官,退伍后转业也不难,如强迫他们退伍,尚不致引起严重抗拒行为,而师长以上将领就不同了。军人到少将以上,便成为一纯粹的职业军人,正如一只桐油桶,除盛油外,别无他用。如对他们任意裁撤,而不予适当安插,他们兵符在握,必然不肯就范,那就反使中央为难了。

为今之计,莫若由政府提出一笔巨额经费,将各军中的高级将领分批派遣出洋考察军事,一则可以增长他们的见闻,再则可以作一回旋的步骤。他们回国后,可令入高级研究机关深造。其可继续任用的,仍给以军职,其不堪造就或自愿退伍的,则由国家优给退休金,使能优游林泉或转务他业。国家所费虽巨,然亦革命军人于革命成功后所应得的报酬。再退一步想,万一因裁兵不慎而招致内乱,所耗军费将更不止此数了。

蒋氏闻言唯唯,未置可否。其实,他这时已另有腹案。他的第一集团军断难裁减;至于其他各军,他意对第二集团军首先开刀,然后再及其他,庶可各个击破。

编遣会议表面上系根据五中全会的决议案而成立。会中设常务委员九人至十一人。蒋总司令、各集团军总司令和前敌总指挥等都是常务委员。1929年1月1日,编遣会议举行成立典礼。嗣后连续开会达一月之久。

在这些会议中,蒋总司令便首先提出编遣第二集团军的计划。但据当时中央的统计,各集团军的人数却以第一集团军为最多,约二十个军、四个独立师,共五十余万人。第二集团军共十个军、八个独立师,合计四十二万余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因蒋氏未提到第一集团军的编遣计划,殊感不服,遂提出辩难。

冯氏首先提出裁兵的原则:(一)裁弱留强;(二)裁无功留有功。他因而指出,第一集团军内所收编的南北部队十余万人,应该是首先裁撤的对象。如今这些收编的部队留而不裁,反要裁北伐有功的正规部队,实有欠公平云云。

冯氏语毕,蒋先生便说,第一集团军也有编遣的计划。他要何应钦回答这一问题。何氏起立,说了些不着边际的话,未提到任何具体方案。冯氏颇有不愉之色。此后不久,冯氏便称病不到军政部办公。冯氏未称病前,阎总司令已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急于回防,但又不便说出口。然此公工于心计,结果蒋先生留他不住,勉强允许他回太原一趟。于是冯的内心更为着急,“病”也转剧。我们有时到冯的住处去“探病”,只见他卧房里炭火熊熊,冯氏则卧在床上,盖了两张棉被,满头是汗,呻吟不止,好像真有大病的样子。

蒋先生有时也亲往探望冯氏,并嘱他好好静养。孰知一日,冯氏竟秘密渡江往浦口,乘事先预备的铁甲车返回原防,并留书与蒋主席道别。

冯氏一去,所谓编遣会议自然就无疾而终。仅就原先通过的议案,成立南京、武汉、太原、开封、沈阳五个编遣区,缓图编遣,大会乃匆匆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