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编 十年国难与内战 第四十四章 护党救国军之缘起

我在香港的住宅是罗便臣道92号,位于半山之中,是一座陈旧而宽敞的三层楼洋房。这所房子原是陈炯明在广东失败后,在港避难时的住宅。我在武汉失败后,用月租银九十元赁居于此。到了“九一八”沈阳事变,李济深被释来港,也住在此处。他后来用两万元港币把这座房子买下,直至朝鲜战争发生,中共“抗美援朝”达最高潮时,才卖去捐充中共军费。

我在香港住下后,便有各种访客专程来访。最有趣的是张宗昌、孙传芳等也托人来表示说,他们二人的军队可说是我一手击败的,英雄识英雄,不打不相识,他二人很希望南下和我一晤。我恐南京方面借题发挥,说我勾结军阀,所以对他们的善意都婉辞谢绝了。嗣后陈炯明、沈鸿英也用同样方法求见,我也以同样理由婉拒了。

当时最为我抱不平的一位政治访客,却是青年党的领袖曾琦。但是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在“以党治国”的政策之下,政府严禁其他党派的活动,所以我对青年党的实际情况很是陌生,而和曾先生也属初次见面,不知其究竟为何而来。曾氏和我寒暄后,首先就把青年党的党纲和政策方针从公文包里取出,递给我看,同时批评孙中山先生“联俄容共”的非计。并谓,北伐的完成,多半靠我冒险犯难、杀敌制胜所收的果实,今蒋介石过河拆桥,实有违患难安乐与共之旨。这时我心境不佳,得曾氏温语慰勉,殊感欣快,所以第一次的谈话甚为融洽。孰知他第二次来见我时,情形就大大地不同了。原来他来的目的是想拉拢我加入青年党。他开门见山地说,我现在和国民党中央已闹翻,而青年党却正缺少军事人才,我何妨另起炉灶,加入青年党呢?

我说,我只是同蒋先生个人为政策上的歧异而闹翻,我并没有退出国民党。今日国民党中央和我为难,不过是受蒋氏个人把持罢了,与党的本身无关。再者,我在国民党中位至中委,政治上也位跻国府委员、集团军总司令,已是最高层了。我如舍此历史不要而加入青年党,那是又要从小兵做起了,人们岂不要笑我一失意就“朝秦暮楚”吗?青年党也何需此类党员?曾连说绝无此事,绝无此事,你如加入青年党,必然是占党中最高位置的。况飞鸟尚知择木而栖,何得谓之“朝秦暮楚”呢?

曾氏到罗便臣道来访我足有四五次之多,纠缠不稍放松。最后见我态度仍极坚决,才放弃其要求。其目的虽未达到,我们却成为知心的朋友。

在港闲居期间,最使我感到苦楚的是两袖清风,除赡养家眷和随行官佐一共二十余人之外,尚不时有在武汉或南京被遣散的军官来向我请求帮助。我心有余而力不足,极为尴尬。事为黄绍竑主席所悉,汇我小洋十万元(折合港币七万元),才得稍解金钱上的困难。

在港小住未几,国内政潮又起了重大的变化。先是5月中旬,南京蒋政权乘我第四集团军新败之余,决定派大军分水陆夹击广西。黄、白二人为先发制人计,即率师入粤,企图一举攻下广州。作战初期虽然顺利,无奈劳师远征,众寡不敌,终于败退回桂。同时南京方面更任命俞作柏为广西省省主席,李明瑞为广西区编遣主任,杨腾辉为副主任,率原来第七军的一部,自海道南下,并已溯江西上,抵达桂平,而何键所部也深入桂境,直薄柳州。黄、白二人为免使旧日袍泽自相火并计,乃由白崇禧指挥一部劲旅,驱逐何键部回湘,然后将省内部队悉交师长吕焕炎指挥,嘱其与俞、李、杨等合作。黄、白二人即自南宁出走越南,不久也来香港暂住。广西全省,表面上遂为南京政府所统一。

当此之时,南京方面认为我辈已被解决,气焰甚高,乃掉转枪头,指向第二集团军。并以离间、收买第四集团军的同样方式,离间冯的部属。5月下旬,冯部石友三、韩复榘,果为蒋氏所诱惑,通电服从中央。蒋氏把持下的国民党政府随即下令讨伐冯玉祥。冯军也破坏陇海、平汉两铁路以自卫。蒋冯大战迫在眉睫,南京方面深恐我在香港和冯氏暗通款曲,策动粤、桂起义,为冯声援,乃向香港总督交涉,逼迫我出境。

最初代表港督来访的,是香港绅士罗旭和与周寿臣两君。他们委婉陈辞,请我离开香港三四个月,以后再回港居住。在港督一再麻烦之下,我只得答应暂时离港,赴海外游历。乃暗中改名易姓,与叶琪、韦云淞、甘介侯等人领得赴法游历签证,搭一法国轮船赴欧。但是我们真正的目的地却是法属安南的西贡,因西贡去国未远,仍可以随时注意国内的变化。

行前并由前护国军时代的旧长官林虎拍专电去西贡,介绍一碾米巨商辛沂臣来码头相候,以免受法国移民局官吏的留难。

我们一行在10月初自香港上船,驶过海南岛时,风浪极大,阖船旅客都晕船呕吐,餐厅中人数日减,船上最后只剩下叶琪和我及三数其他旅客仍在餐厅进膳。舟行数日,抵达西贡泊岸。法籍移民官员登舟,如狼似虎地清查下船乘客。我等四人站在甲板上,极目远望,找寻辛君。移民局官员即用法语向我们盘问,幸有一中国旅客代为翻译,说我们四人拟登岸浏览市区,唯须稍候接船的朋友而已。孰知该法人竟不由分说,立即强迫我们登岸。岸上警察十余人用长绳一根,将所有登陆的中国乘客围绕起来。哨笛声声,竹鞭劈啪,便把一群人领向清查移民的“黑房”中。

此次上岸旅客,十之八九为当地华侨的家属,拖儿带女,老幼咸集,狼狈不堪。按法国属地极不人道的苛例,这些入境的侨胞,首先须关进“黑房”住宿,然后由法籍移民官员按名点验取保放行。所谓“黑房”是一座大厂房,只有前后二门,别无窗户。地下铺着霉烂的稻草,各人随地而卧,其中既无厕所,也没茶水、灯火等设备,臭气熏天。两门关闭后,伸手不见五指,故曰“黑房”。

当我们四人被领着走向“黑房”时,仍然四处张望,寻觅前来接我们的辛君。张望了许久,才发现有一商人模样的中年人,正向我们招手,大概他见我们四人穿着较整齐的西装,和其他旅客有点不同的缘故。我们也向他招手。那人即走近来问我们是否是林虎先生所介绍的某某四位先生。他说的果然是我们的化名。辛君乃向警察竭力疏通,可能还用了些钱。最后法国警官才答应让我们自黑房的大门走进,立刻便从后门走出,免除了我们住帝国主义殖民地牢狱的灾难。

出来之后,辛君即以他的自备汽车送我们往一小旅馆中休息。辛君是西贡有名的富商,法国官员对他颇为尊敬。此次他亲自来接船,我们本可毫无留难地上岸,不幸船早到了三十分钟,这才发生这件不愉快的小插曲。

辛君问我们来西贡有何贵干,我们说不过普通游历而已,所以他为我们介绍一所极便宜的小旅馆。斯时天气炎热,住得颇不舒服。不久,我们便迁入另一大旅馆去。看样子,我们又不像是普通的游客,辛君这才开始有点怀疑,但是他也不便多所诘问。

在西贡住下,最恼人的一件事,便是要向移民局请求居留证这一关。这移民局是一所十足的帝国主义者的官僚衙门,办事毫无效率。我们为办居留证,清早就去,等到10点左右,它还不开门,去迟了,则门前熙熙攘攘,拥挤不堪。我们为着签证,只得天天去,煞是恼人。

一天早晨,我在移民局前发现一位中国青年,对我注视很久才行离去。我虽觉得有点奇突,但也未以为意。孰知事隔不久,法国安南总督忽派专员到我旅馆里来访问“李将军”。我问他何以知道我在此,这法国官员说,南京已得我来此的报告,因训令中国驻巴黎公使馆向法国外交部交涉,说我勾结共产党,以西贡为根据地捣乱中国,要求驱逐我出境。但是法国政府知道我和共产党无关,相反,他们怕南京方面派人来暗害我,所以特派大批便衣侦探前来保护。

身份既经暴露,行动至感不便。无论我们去何处,后面总有大批暗探相随,实在令人感到不安。加以西贡去国仍然太远,往来信件迟缓,所以我们住了二十多天,便折返越北的海防了。

我们到了海防,广西局面又发生了变化。原来俞作柏带了张云逸等共产党干部回广西后,又和南京闹僵。俞、李二人忽然喊出共产党口号,想另成一新局面。这样一来,不但全广西军民一致反对,即是和李明瑞同时南返的杨腾辉、周祖晃、梁重熙、黄权等重要将领也一变而反俞、李了。

南京方面得报,乃将俞、李免职,改委吕焕炎为广西省省主席。唯焕炎声望不符,不敢遽尔就职。广西各军以及各民众团体乃纷纷派代表来海防,请我和黄、白回桂主持军政大计。我乃于1929年秋冬之交,取道广州湾遄返南宁。黄绍竑、白崇禧则先我潜回省内活动。于是齐集南宁,共商善后,广西又变成我们三人联合领导的旧局面了。俞作柏因势孤力单,且为军民所不容,潜逃省外。李明瑞、张云逸和俞作柏胞弟作豫,分成两股,各率残部千余人,退据百色和龙州,组织苏维埃政权,号召赤色革命。

此时北方冯、阎为反对蒋消灭异己,已在积极备战。国民党中,汪兆铭等也因蒋氏包办国民党“三全大会”而联合反蒋。原来为追击胡、陶而驻于荆、沙一带的第四军也高举义旗反蒋,并派人来联络,拟南下广西,共同出兵入粤,重奠中央。为配合此一全国性的军事行动,我们乃在南宁成立“护党救国军”。我任总司令,黄绍竑任副总司令兼广西省省主席,白崇禧任前敌总指挥。总司令之下直辖第三、第八两路军。战斗序列如下:

护党救国军总司令 李宗仁(兼命令传达所所长)
副总司令 黄绍竑
前敌总指挥 白崇禧
第三路军总司令 张发奎
副司令 薛岳
第十旅 邓龙光
第十二旅 吴奇伟
教导旅 黄镇球
第八路军总司令 李宗仁(兼)第一纵队指挥官 吕焕炎第一师师长 梁朝玑
第二师师长 蒙志
第三师师长 杨义
第一独立旅旅长 封克鲁
第二纵队指挥官 杨腾辉第一师师长 黄权
第二师师长 许宗武
第三师师长 梁重熙

12月上旬,张发奎率所部万余人自鄂西经湘西,辗转入桂。第三、八两路军乃分道东下袭取广州。张发奎的第三路军由四会、清远入花县、从化,担任左翼。第八路军除吕焕炎所部留守广西自郁林、贵县至南宁之线外,余均东下入粤,循西江经肇庆,攻击粤汉路正面的军田,并分兵一部进攻佛山。

张军在左翼作战,起初甚为顺利,迫近广州时,粤方得到宁方的大军增援,突以主力反攻,来势极猛,张军败退。我第八路左翼受此挫折,遂随同后撤。本拟固守梧州,但粤方海军行动很快,已先期将梧州占领。我军主力乃在平乐、荔浦一带集中整理。粤方追兵一时也未敢深入桂境。时我军给养艰难,隆冬已届,士兵仍多衣不蔽体。值此困苦之际,第一纵队指挥官吕焕炎忽然在郁林率部叛变,并派人间道来平、荔一带煽动将士叛变。黄权、蒙志两师长传闻已和吕焕炎有所接洽,此两师一旦叛离,则大势危险了。

黄、白二人与我为此事在平乐城里商量。我说,在此紧要关头,只有用非常手段,将黄、蒙两师长扣留,以弭乱源。黄、白深恐此举会引起两师官兵的哗变。我保证不会有此事,并立刻叫人去把黄、蒙二师长找来开会。他二人一到,我便下令将其随从卫兵十余人缴械,然后带二人来我室内。我告诉他们说,现在吕焕炎叛变迹象甚为明显,外边谣言很多,都说你二人和他有勾结。此事影响军心很大,现在我为大局计,只好请你两位受点委屈,暂时解除职务,去桂林休息。黄、蒙辩说,吕焕炎虽派人来接洽,但是他二人根本没有接受。我说,吕焕炎既派人来,你们就该据实报告我。你们既不报告,足证外间谣言不虚。外面汽车已预备好了,就请你二人各指定一名随从,即刻乘车赴桂林休息。说毕,便令卫士带出,立刻启行。我随即晋升该两师的副师长为师长,并令其立即将部队集合平乐郊外,听候训话。

这一天,阴霾四布,寒风袭人,部队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到平乐郊外集合。两师官兵因师长被拘押,天气又冷,冻馁交迫,嘈杂之声达于山谷。我令该两师人围成方阵,然后站在一张四方桌上训话。我一上桌子,全体官兵立刻便肃静无哗。我告诉他们,将两位师长看管起来,为的是革命前途和我们团体的荣辱。我们绝不容许有少数人临危变节,自损革命军人的人格。训话约历数十分钟始毕,我遂命两位新师长将部队带回营地休息。一场风波便立时平静下来。

黄绍竑、张发奎二人旋率第八路的一部和第三路全部渡江袭击郁林的吕焕炎。吕因部属不听乱命,只身逃往广州,大河上下复归我有。唯是时粤军蒋光鼐等已沿西江西犯,向郁林前进,与黄、张两部战于北流。我军复败绩,因此大河下游和郁林五属一带,复为粤军所据。是时幸白崇禧指挥有方,将深入平乐的朱绍良指挥的谭道源、刘和鼎等部击破,逐出桂境,民心才稍定。于是形成粤我两军隔江对峙之局。直至1930年春,扩大会议在北平开幕,阎锡山也加入反蒋阵营,联合冯玉祥对蒋作战,我军乃再度入湘北伐,参加倒蒋的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