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编 八年抗战 第五十三章 徐州会战

日军在进攻台儿庄受挫后,原攻临沂败退费县附近的板垣师团,获知其友军矶谷师团残部被困于峄县、枣庄、临城一带,也舍去临沂战场而将主力向西移动,与矶谷残部会合,死守待援。同时敌方统帅部也深知徐州不可轻取,非调集重兵自四面合围,断难打通津浦线。4月间,敌方遂自平、津、晋、绥、苏、皖一带增调十三个师团,共三十余万人,分六路向徐州进行大包围,企图歼灭我五战区的野战军。

敌军这次所抽调的,均为其中国派遣军中最精锐的部队,配备有各种重武器。全军按计划构成数个包围圈,逐渐向徐州轴心缩小包围圈,以期将我徐州野战军一网打尽。

在敌方这种有计划的大规模歼灭战的部署之下,雄师数十万,复辅以飞机数百架,装备窳劣的我军断难与之抗衡。无奈台儿庄之捷鼓起了我方统帅部的勇气,居然也调到大批援军,想在徐州附近和敌人一决雌雄。

我方首先抵达徐州的援军为周碞的七十五军和李仙洲的九十二军。我命令周、李两军自台儿庄向东延伸。因此时矶谷残部尚死守峄县待援,敌板垣师团已舍弃临沂战场而向西挺进,与矶谷会合,企图对台儿庄卷土重来。我周、李两军向东延伸,正拊其背。

4月20日,樊崧甫的四十六军和卢汉的六○军也奉调到徐。我乃调该两军到运河两岸,加强这方面的防御兵力。不久,李延年的第二军和晋军商震部的一师也到徐,乃加入东线。谭道源的二十二军也尾随而至,加入徐州西北微山湖一带的防线。接着石友三的六十九军抵达鲁西,冯治安的七十七军、刘汝明的六十八军也先后到徐,我即令开拔南下,增强淮河北岸的防御力量。

因此,不到一个月,我援军抵徐的,几达二十万人,与本战区原有军队合计不下六十万,大半麇集于徐州附近地区,真有人满之患。而白崇禧从汉口军令部打电话来,还高兴地对我说,委员长还在续调大军向我增援。

我说:“委员长调了这么多部队干什么呢?”

白说:“委员长想要你扩大台儿庄的战果!”

我说:“现在已经太迟了!”

此时我已判断到敌军向我合围的新战略,我方集大军数十余万人于徐州一带平原地区之内,正是敌方机械化部队和空军的最好对象。以我军的装备,只可相机利用地形的有利条件,与敌人作运动战,若不自量力而与敌人作大规模的阵地消耗战,必蹈宁沪战场的覆辙。当徐州保卫战时,我军元气已有限,类似上海的会战,断不可重演。因此当大军云集之时,我深感责任的重大和内线作战无能为力之苦。

统帅部也深知此役关系重大,不久,白副总参谋长即率统帅部参谋团的刘斐、林蔚等到徐州筹划防御战。

敌军自攻占宿县与蒙城两个重要战略据点后,除以少数部队固守宿县外,竟放弃津浦路正面,而循西侧的地区,与蒙城之敌相联系,分途向北推进。

4月中旬,津浦路北段之敌在土肥原等指挥之下,开始自濮阳、寿张分两路强渡黄河,进入鲁西,分别陷我郓城、菏泽、金乡、鱼台,自西北方面向徐州推进;东北方面之敌,则由海道自连云港登陆,占海州、郯城,与进占台儿庄和峄县之敌相呼应,自东北方向徐州进迫。

5月上旬,津浦路南面敌人为排除其侧翼常被我军突击的危险,乃以其主力配合大量装甲部队和飞机,向西部闪电挺进,攻占合肥,压迫李品仙十一军团的三十一军西撤,退守大别山外围的六安县,然后转向我据守淮河中流一带的廖磊二十一军团军第七、第四十八两军防线猛烈攻击。我防守淮河两岸和田家镇、凤台县、寿县、正阳关等重要据点的部队,为避免被敌包围集体歼灭计,乃稍事抵抗即自动放弃,实行化整为零的游击战术,与敌人纠缠,使其疲于奔命。不幸敌人不入我军的圈套,而以其第三、第九、第十三等师团和井关机械化部队,配属大群飞机,作战斗开路先锋,然后循涡河地区向蒙城迈进。同时,蚌埠南岸附近的敌军也已抢渡淮河,向北急进。至此,于学忠之五十一军和冯治安的七十七军忽遭受敌军优势力量的压迫,乃星夜东向皖苏边境撤退。刘汝明的六十八军原奉命南下增援,师行到夹沟,而战局面貌已非,我遂令该军迅速西向涡阳,突出重围。是时,廖磊总司令见徐州以南津浦路防线已完全洞开,乃调二十一集团军总预备队,师长杨俊昌与周副师长各率步兵两团,驰赴扼守南宿县和蒙城两个据点。不料周副师长赶到作仓促布防之际,敌人也已跟踪而至,将蒙城团团围困得水泄不通。敌机械化部队和机群整日冲击、轰炸。城中房屋火光烛天,变成一片焦土,5月9日蒙城遂陷。后来据少数突围士兵的报告,当敌军猛烈进攻时,周副师长曾数度奋勇反攻,期望冲破重围,无奈敌人火网严密,未能成功。除二十一名士兵乘黑夜蛇行逃出,幸免于难外,其余官兵、夫役、马匹等,则一概为国牺牲。至杨俊昌师长,率所部扼守南宿县,因城垣被敌炮摧毁,被迫撤至郊外,损失虽重,尚未全部牺牲。

北上之敌随即切断我陇海路于徐州以西的黄口车站。蚌埠之敌约三个师团,于攻破宿县后也自津浦路的西侧平原向徐州迫近,形成对徐州四面合围之势。

我军为避免与优势之敌作消耗战,也于5月初旬作有计划的撤退。敌军此次来势甚猛,构成数重包围圈,志在将我军一举歼灭。我军为打破敌方此一企图,只有迅速作有计划的突围,脱离敌人的包围。然大军数十万仓促撤退,谈何容易!

5月初旬,当鲁西与淮河战事同时吃紧之时,我即严令该方面的孙桐萱与廖磊两集团军,自南北两方尽最大的努力阻止敌人会师于陇海线;并乘敌人尚未合围之时,督率徐州东北方面的孙连仲、孙震、张自忠、庞炳勋、缪澂流诸军,凭运河天险及运河以东地区择要固守,以掩护徐州四郊大军向西南两方面撤退,脱离敌军的包围圈。一待任务完成,即向南撤入苏北湖沼地区,然后再相机西撤。因敌军的注意力概集中于徐州陇海路西部,因此,我军能安全向苏北撤退。

5月中旬,我军其他各部乃陆续开始撤退。为避免敌机轰炸,多数部队都昼息夜行。敌军旋即南北会师,唯阵容不无混乱,且因地形不熟,不敢夜间外出堵截,故我军未脱离包围圈的部队也能自敌人的间隙中安全通过。5月17日晚,汤恩伯军团及其机械化部队因西线敌人已重重合围,乃改向南撤。其他掩护部队也奉命逐渐向东南撤退。敌军遂自北面迫近徐州,其野炮且已可射入城内,长官部数次中弹起火,幸皆迅速扑灭。我乃迁长官部到郊外城南陈家大屋暂住,然该地仍在敌炮射程之内。一次,我命一传令兵向附近传达命令,渠刚离开,忽然一颗炮弹落在司令部内爆炸,此传令兵即应声倒地,我连忙前去将他扶起,只见其血肉模糊,臀部已被炸去一大块。当时情况的险恶,可以想见。

到5月18日,各路大军泰半已撤退就绪,我乃决定于18日午夜放弃徐州。是晚11时,我率长官部职员、特务营、中央留徐各机关人员和若干新闻记者,共约千余人,合乘火车一列南开。本拟于车抵宿县后,折向西方撤退。孰料车行方一百华里左右,忽闻前路有猛烈爆炸声,停车一问,才知系我方工兵炸毁铁路桥梁。因工兵误以为长官部列车已过,所以将桥梁炸毁。火车既不能前进,全军千余人只得舍车步行。翌晨抵宿县城北十余里处,汤恩伯军团适亦停止在此。据难民报告,宿县已为敌军所得,不能通行。

汤军团长乃和我作简短会议。他问我要否将宿县克复,再继续西进。因汤军团此时尚有数师之众,并有十五生的大炮数门随行,克复宿县,可无问题。不过我认为无此必要,我军今日当务之急,是脱离敌人的包围圈。一小城镇的得失实无关宏旨。

汤恩伯并问我要否和他的部队一起向西突围,因为他的军团实力雄厚,不虞敌人包围,我则认为汤军团是我军的精华,此时脱离战场要紧,我长官部和他同行,恐为该军团之累。所以我命令汤军团长即刻率部西行,我本人则偕长官部一行东向绕过宿县。此地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我们这一千余人的小部队,在本国的土地上,可以四处行动,敌人断难捕捉我们。同时,我更电令第七军自皖派部队到宿县以南三十里附近接应。

自与汤军团在宿县以北分手之后,我即亲率长官部一行千余人向东南前进。沿途皆有敌机跟踪轰炸,然在大平原之上,部队分散前进,敌机杀伤力甚小。越过津浦路以西地区后,某次吾人正在一大村落造饭休息,忽为敌侦察机发现。该机兜了个圈子,即行离去。我知其情不妙,匆匆饭毕,即令全体人马离开该村。我们走了不及二三里地,突有敌轰炸机二十余架比翼飞来。一阵狂炸,将该村落顿时夷为平地,而我辈竟无一人死伤,亦云幸矣。又一次,我们在途中被数架敌轰炸机发现,我们遂作紧急疏散,匍匐于附近麦田中,敌机群在我们上空低飞一转,并未投弹便匆匆飞去了。此时敌机如集中狂炸一阵,则吾辈千余人将无噍类了。又一次在宿县东南,几与敌骑数百人相遇,敌我相去极近,而却“交臂相失”,否则其情况也就不堪设想了。

我们自东边绕过南宿州,足足走了一整天,抵达涡河北岸,与第七军来接的部队共一团人相遇。涡河桥梁、渡船皆毁,人、物渡河已感困难,随行汽车数十辆自然更无法携带,乃悉数在河边焚毁。渡过涡河,进入第二十一集团军防地,才完全脱离了敌人的包围。

此次徐州会战,我方参战的不下六十万人,敌军总数也在四十万左右,敌方参谋部显欲将我野战军主力吸引到徐州附近,自四面重重包围,渐次将包围圈缩小,然后一举将我数十万大军悉数歼灭。

敌人再也没有想到,他以狮子搏兔之力于5月19日窜入徐州时,我军连影子也不见了。数十万大军在人不知鬼不觉之中,全部溜出了他们的包围圈。敌人四处搜寻,仅捉到了我方几个落伍的病兵。其中之一是二十二军军长谭道源的勤务兵。敌人自他衣袋中搜出了一张谭军长的名片,便误以为生俘了谭道源,竟据此大事宣传,闹出个大笑话。

在徐州会战的最后阶段,敌军捕捉我主力的计划是何等周密,其来势是何等凶猛,但是鏖战月余,敌方不特没有击溃我军的主力,甚至连我方一个上尉也没有捉到。这种情形,在双方百万大军的会战史上也可说是个奇迹,彻底毁灭了敌人捕捉我军主力、速战速决的侵略迷梦。

溯自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守时起,到1938年5月19日我军自动放弃徐州时止,我军与南北两路双管齐下的敌军精锐竟周旋了五个月零六天,使其无法打通津浦路,充分地发挥了以空间争取时间的战略计划,使我大后方有充分时间来部署次一阶段的武汉大会战。到了津浦路保卫战最高潮时,我在台儿庄还打了一个举世闻名的胜仗,把宁沪战后敌军的一团骄气打得烟消火灭,同时也冲淡了我方在南京失守后的悲观气氛,使长期抗战重露一线曙光,也延迟了汪兆铭之流的“低调俱乐部”里汉奸们的卖国行动。

徐州五个月的保卫战,今日回思虽颇有兵凶战危之感,然在当时环境下,我不但不觉其紧张,且觉生活颇有乐趣,其中数端,也不妨略述于此。

徐州此时是第二期抗战重心的所在,观战的西方各国武官和军事人员,以及国内外慰劳团体的来徐者,川流不息。长住徐州的中外记者、访员、作家也不下百数十人。长官部内终日熙熙攘攘,热闹之至。台儿庄告急之时,敌机更日夜狂炸。我空军既少,防空设备尤差,长官部内仅有一小型防空洞,可容二十人。每逢敌机来袭,洞内总为各种访客和本部少数胆小官员所占用。我身为司令长官,未便和他们去挤作一团,所以每逢敌机临空,我只是走到办公室外,在草地上看敌机投弹,或与二三访客谈战局。有时弹落长官部附近,震耳欲聋,客人每每恐惧至面无人色,而我则能处之泰然,若无其事。军民和一般访客对我的大胆和镇定都佩服得五体投地。正因为我个人的镇静和谈笑自若,使本城的紧张与恐慌的气氛大为减低。

台儿庄战前一次委员长来徐视察,他就感觉徐州情形危急,一再问我说:“你看徐州可以守吗?”我说:“请委员长放心,徐州短期内没有问题。如果我能得充足的补充,我可能还要打一个不大不小的胜仗!”委员长虽未多言,但是在神情上,我可看出他是将信将疑的。

此外我在平时纪念周上也一再强调徐州没有危险,我们说不定要打一小胜仗来转换转换空气。由于我个人的信心坚定,我的部队上下均充满信心,在徐观战人员及人民均甚沉着。作战五阅月,步骤未乱丝毫。凡此均足见兵凶战危之时,主将个人的言行关乎全局甚大。古人用兵所谓“指挥若定”,其重要意义盖亦在此。

在此紧张的局面中,和我数次谈论的一位来自美国的不平凡的访客,便是当时美国大使馆的上校武官,后来大名鼎鼎的史迪威将军。史君能操华语,和我谈话不用通译,人均称其为“中国通”,渠也颇引以为荣。史氏为人极豪爽,谈笑风生,颇有战将的气概。一见其人,便知道他可以做一位叱咤风云、出入枪林弹雨的猛将,而不是一位“借箸为君一筹”的参谋人才。言谈之间,他对我国抗战的前途很是悲观。因当时一般西方人士讥笑中国拿筷子去和日本军队打仗,史迪威身受高度物质文明和唯武器论的教育的熏陶,自更不能例外。我请其一述他对中日两国军队作战的观感。他即坦白表示,他是外交官员身份,不便发表意见。我提到中国军民抵抗日本侵略的英勇事迹时,他就申明他站在个人的立场,是相当同情的。我并说,这场战争是长期的消耗战,影响所及,希特勒很快就要发动欧洲大战,英法既无力兼顾东亚殖民地的利益,日本必然南进取而代之。日本军阀更可能对美国不宣而战,企图将美国在太平洋的势力驱回到西海岸去。届时,美国必被迫与中国站在同一战线上并肩作战,最后胜利当属于我们的。我希望他向美国政府建议,乘珠江和印度支那半岛的海口尚未被日军封锁之时,赶快贷款给我国,购买大量作战物资,运入西南大后方,增加中国军队的作战力量,以防制日本南进。中国有句“借刀杀人”的成语,实为美国对付日本最高明的策略。美国如果犹豫不决,则他日必定后悔莫及。不意史迪威听了,大摇其头,严肃地反驳我说,法国已建了马其诺防线,德国有何力量来发动欧战?至于日本,其志在征服中国,所以它自信尚有把握,若言南进,与强大的英美海军为敌,何异痴人说梦?我乃将国际局势的发展,反复申述,说,历史上的战争多是偶然爆发的,并不能以常理去判断。中日之战实由国联的姑息政策所引起,而后乃有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与德国废除《凡尔赛和约》的举动。如今侵略集团正得寸进尺,不幸英国张伯伦仍存姑息,法国则恃有马其诺防线,犹自醉生梦死。英法显然毫无备战的意向,而德国则利用其优越的工业基础,如火如荼地扩张军备。你轻视德国无力发动欧战,难道英法同床异梦,各行其是,反有力量抵抗希特勒的扩张主义?美国虽拥有雄厚的实力,然因地处西半球,且素抱门罗主义,对于国际纠纷,每不愿介入,凡此荦荦大端,皆为养痈遗患。根据此种逻辑来展望国际间的变化,则欧战的爆发与日本的南进,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至此,史君亦无置辩的余地。我乃对中日战局作扼要的分析说,日本虽强,中国虽弱,但中国拥有广土众民的优越条件。敌人志在速战速决,而中国则志在困敌于泥沼之中,至其崩溃而后已。美国朝野睿智之士须知今日表面上虽为中日的战争,而实质上实为侵略集团与反侵略阵线的战争,中国不过是首当其冲而已。所以美国提早贷款援华,确是为美国将来在远东战场上减少子弟牺牲的不二法门。

史君倾听良久,才慨然说,假使他是罗斯福总统或国会议员,一定同意我的主张,只可惜人微言轻,莫可奈何云。

后来不久,欧战果然爆发了。我因公到重庆,史迪威请我吃饭,一见面,他就跷起大拇指说:“你说对了,你说对了!”原来他还记得我在徐州的一番谈话。这也是台儿庄会战时一段有趣而难忘的小插曲。

另有一事值得顺便一提的,便是二十一集团军师长杨俊昌失宿县受军法审判一事。

当长官部最后自徐州撤退时,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曾严令师长杨俊昌死守宿县,俟长官部退过宿县,始可放弃。无奈敌军企图断我后路,以优势兵力猛攻宿县。我守军至势穷力竭时,杨师长便向廖总司令请示,电话尚未说完,敌军已攻进城内,俊昌便放下听筒,且战且走,放弃了宿县。廖磊大怒,呈请严办杨俊昌。杨遂被押往汉口,交军法会审,判处监禁十年,其实杨师守宿县,已用尽最后力量,力竭始退。抗战期中,各部队所犯错误比此严重的,不知凡几,甚少受到处罚。纵使受到处罚,也很轻微。尤其是中央军,军官都是黄埔出身,同学之间互相照应,许多严重罪犯,都给马虎过去。所以如杨师长的十年监禁,多少有点冤枉。嗣后他在湘西芷江监狱,不时写信给我,请求缓颊。我因未便徇私,总是复书叫他耐性等待。俊昌足足坐了十年牢,胜利后才恢复自由。这也可说是徐州会战时,一点小小的美中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