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编 从全盘胜利到彻底溃败 第七十章 在粤之最后努力,对蒋之沉痛教训

在全国军事溃败声中,广州内部的政潮亦正有增无已。首先使我感到困难而疲于应付的,便是何内阁于6月间辞职以后,新内阁继任人选的问题。

首先我想到居正。居氏是党国元老,为人正派,敢作敢为。对蒋先生的态度一向不亢不卑,非阿谀奉承之辈所能及。撑持广州危局,居氏实是比较理想的人选。居氏如组阁,则蒋氏不易在幕后违法操纵。此外,蒋、居之间尚有一段不愉快的历史。据居告我,1913年“二次革命”前,中山先生派他出任山东民军总司令,蒋先生曾活动想到居氏司令部任参谋长,为居所拒绝,不克如愿。嗣后,1929、1930两年全国反蒋运动进入高潮时,居亦尝有反蒋论调,深为蒋先生所忌,一度被软禁于上海。故当我提居正继何,蒋先生即授意CC系立委设法阻挠。同时居氏本人对组阁并无兴趣。他向我建议说:“现在既已行宪,何不找民、青两党的领袖来担任行政院院长?”他主张在张君劢、曾琦、李璜等人中遴选一人。我说曾、李等人资望似嫌不够,君劢具有资望,但他未必肯干。居说:“我去找他谈谈。”张君劢那时住于澳门,居遂秘密去澳访张。张君劢闻言大惊,力辞不就。居、张正商谈间,李璜适来访张,也说君劢干不了。居正知不可相强,便回来了。我又力劝居氏勉为其难,居正也答应了。但是对立法院的同意问题,他本人则未做丝毫活动。我认为立法院对居氏组阁当无异议,亦未加注意。孰知我于5月30日向立法院提名居氏,竟以一票之差未获通过。此时,支持居正的桂籍立委韦永成、张岳灵二人正自香港启程来穗开会,他们以为投票时间在30日下午,不意大会在上午投票。他二人如果早几个钟点抵穗,居正就可以一票超过半数而组阁了。

居氏落选后,陆军总司令张发奎等主张再提名,更有一部分立委主张电召白崇禧返粤,组织军人内阁。此二建议皆未被我采纳。第一,我不愿坚持己意而贬抑立法院,致损“法治”的尊严。第二,我认为白崇禧在前方指挥是最适当的人选,不宜内调。最后不得已,乃改提阎锡山。阎锡山于太原即将被围之时,只身入京,后随政府南迁。阎善于观风转舵,素以手腕圆滑著称。以他出掌行政院,自为蒋氏所喜。所以一经提名,立刻便得到立法院的绝大多数同意而正式组阁。

阎锡山组阁后第一项难题,便是如何解决经济问题。财政部部长刘攻芸因拟起用存台金银以安定金融,为蒋所呵斥,愤而辞职。阎锡山请前财长徐堪重主财政,徐氏竟欣然承诺。徐堪接事后第一项措施便是收回“金圆券”,改发“银元券”。按政府预算,每月须支出军费三千万银元,政费一千五百万银元,合计四千五百万银元。但国库的收入,每月仅一千万银元,不足之数,每月达三千五百万银元。政府的计划便是以台湾的库存作“银元券”的兑换准备金。如蒋先生能同意这个计划,则“银元券”未始不可维持一两年,不致重演恶性通货膨胀的悲剧,民心士气亦可赖以保持,则死里或可求生。

至于政治方面,粤籍将领都主张简化政治机构,使广东绥靖主任余汉谋和广东省省主席薛岳能掌握实权,实行军政配合。粤主席薛岳尤竭力怂恿内政部部长李汉魂将广州市府改制。因广州为一直辖市,市府与省府平行。今因军事的影响,致广东全省的税收不及广州一市,而省府、市府同城而居,机构叠床架屋,尤无此需要。故薛岳为便于掌握战时行政起见,主张将广州由直辖市改为省辖市。

至于防守广东的军事措施,国防部最初的计划拟充分利用胡琏、刘安琪两个兵团配合白崇禧的华中部队,坚守湘南、粤北,当时更有人主张必要时将白部调入广东,在广州设立总部,居中调度。凡此均由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阎锡山作缜密计划,直接处理。我因实行责任内阁制,除按例盖印之外,不加干预。

不过身居幕后的蒋先生却要作更进一步的积极控制。7月14日他忽自台北率大批随员专机飞穗。自7月15日至20日,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在梅花村陈济棠旧寓召集一连串的会议。最后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名义通过议案,设立一项法外机构叫作“中央非常委员会”,由中常会选他做主席,我做副主席,张群、阎锡山、吴铁城、吴忠信、陈立夫等为委员。洪兰友、程思远分任正、副秘书长。这完全是蒋先生为加强他对党政军的直接控制,而特地设置的叠床架屋的机构。数月以来,他在幕后的非法操纵已加速了政治、军事、财政的崩溃,如今他再利用此一“非常委员会”加以控制,尤将使大局从速崩溃。我对蒋此举深觉痛心,然而顾全大局,未便与蒋先生公开龃龉,隐忍了事。但是副秘书长程思远却万分消极,他参加了一两次会议之后,便去香港居住了。根据宪法,行政院按既定计划推行政务,总统的职权只是在各种法令颁布之前盖印副署而已。今蒋先生妄自恢复一党专政,设置“非常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将宪法束诸高阁。政府一切措施必须先经“非常委员会”议决通过,方为有效。蒋先生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兼任“非常委员会”主席,无异恢复一人独裁的把戏。如此他屡次声言五年内不问政治,非自欺欺人而何?至是我更觉无事可办,所以在7月底决意出巡一趟,借以了解政府辖内军事、民政的实际情形和民间的疾苦。

7月26日我自广州飞往衡阳,在白崇禧指挥部里与白氏晤谈两小时。白崇禧此时方从长沙脱险归来。他认为战局危急万分,程潜和陈明仁既已叛变,中央军嫡系又不听调度,他只有把第七军用在衡阳正面作总预备队,以大卡车百余辆集中待命,何处吃紧,便向何处输送应急。因此那时湘南正面唯一可用的精锐部队——第七军,在卡车之上日夜奔波不息。我说:“这样调度,官兵不是太辛苦了吗?”白感慨地说:“现在能用的部队实在太少了,有什么办法呢?”

衡阳晤白之后,正午乃续飞福州。福建省省主席朱绍良率大批文武官员和各民众团体代表在机场欢迎。我与朱主席同车入城,全城各机关、学校、团体以及全城民众均伫立道左,欢迎情绪的热烈,前所未有。晚间,朱氏并在省府设宴为我洗尘,所致欢迎词,尤恭维备至,对我的招待亦极周到。我本人一向是轻车简从,所到之处向例不愿铺张,朱绍良对我的欢迎实出我意料之外。尤因朱是蒋先生的心腹,我深恐他热烈招待我而惹蒋不快。所以我领其盛情,而内心颇为他的处境不安。

福建为我国东南滨海的重要省份,海道交通便利,人民富于冒险性,故赴海外谋生者甚众。历代人才迭出,文物甚盛。福州古迹尤多,我向往已久,今日才得亲临其地。惜因政局逆转,心情缭乱,又为时间所限,故此无心游山玩水。

我在福州住了两夜,曾拜访海军宿将萨镇冰。此公已九十高龄,而精神矍铄,令人生敬。后闻为中共迎养于北平,尊为上宾。与朱绍良亦数度长谈,他深恐招蒋之忌,对军国大事多不涉及,不过对时局的悲观,则时时溢于言表。

7月28日我乘原机飞往台北。台湾省省主席陈诚率领文武官员和各团体代表暨仪仗队不下千人,在机场列队迎接。我下机后,只见金光闪耀,军乐齐鸣,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场面隆重肃穆,前所少见。我和趋至机前的陈主席及高级军政官员一一握手寒暄。检阅仪仗队后,陈说:“德公,可否先到机场休息室小憩?”

我说:“不必了吧!”

陈微笑说:“蒋先生在里面等你!”

这倒使我受宠若惊。我二人走入休息室,蒋先生起立相迎,我们握手寒暄片刻。旋互相道别,蒋自回草山寓所,我则与陈诚同车驶入市区,学生与市民列队欢迎,极一时之盛。当晚宿于台北第一宾馆。默思本日的欢迎场面,必出于蒋先生的授意,以取悦于我,其实我志不在此繁缛的礼节。翌日下午我赴草山作礼貌上的拜访,蒋先生留我晚餐,并邀我下榻于草山第二宾馆。外界谣传我台湾之行是为与蒋先生开谈判而来的,第一要蒋先生在军政大权上放手,第二要利用台湾所存的金钞。其实这些全系无稽之谈。我们根本未涉及这些问题,因为我知道谈亦无益。我们只是约略分析一下中共今后的动向,又说了些无关宏旨的应酬话而已。

在台时,我曾飞基隆视察海军基地,并曾茶会招待在台的立委、监委,报告军政设施。30日遂原机返穗。

8月2、3两日,中央非常委员会连续举行例会,通过阎锡山内阁所提如本章前述的关于政治、财政、军事三项议案。适此时吴铁城由蒋先生授意由行政院派往日本访问麦克阿瑟将军,这三条议案便由他过台向蒋请示时,呈蒋先生核阅,以便付诸施行。

孰知不久蒋先生即拍来复电,对军事部署方面仍坚持重点作战的守势防御,主张集中兵力保卫广州等几个据点。事实上胡琏既一去不返,刘安琪兵团亦故意延宕不来,致使大庾等天险无兵可守,广东防御已门户洞开,静候中共深入了。

至于财政方面,蒋当然更不愿放松丝毫。不肯以存台金钞作“银元券”的兑换准备金,只允每月自台湾库存支取一千二百万银元。以故政府每月仍有赤字两千三百万银元,须以不兑现的“银元券”来弥补。故自“银元券”于7月4日开始发行之后,中央银行每日仅开一小门,允许市民兑现。市民挤兑的百不得一,因此,“银元券”很快地变成“金圆券”第二,通货膨胀一泻千里。各地农民拒收“银元券”,各路大军军粮无法补充,后方人心惶惶。通货膨胀便做了共军南下的开路先锋。

至于政治方面的情形尤其糟乱。广州市改为省辖市,尤使蒋先生气愤。因广州市市长欧阳驹为吴铁城的私人,一举一动完全听命于蒋;广州公安局长宣铁吾和广州警备司令李及兰又系黄埔学生,一切皆由蒋直接控制。广州改为省辖市,对蒋说来,无异与虎谋皮。内政部部长李汉魂受薛岳的怂恿作此建议,尤成蒋的眼中钉。居正为此特地警告李汉魂说:“你如不赶快辞职,将来你生命都要发生危险。”

蒋对地方政治的控制还不止此。8月中旬福建省省主席朱绍良突被蒋先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非法“撤职”。其事实经过尤为离奇滑稽。原来在我巡视台湾之后不久,汤恩伯忽衔蒋先生之命飞往福州,在机场上打电话给朱绍良,约其来机场相商要公。朱绍良即赴机场相见。汤恩伯遂取出蒋的手令,上称朱已撤职,遗缺由汤接替。朱接阅手令大惊,声称当同回省府赶办移交。汤说不必了,便促朱即时登机飞往台湾,简直和绑票一般。汤便在福州发号施令,做起福建省省主席来。此事的发生,行政院与总统府毫无所知,真是荒唐绝顶。嗣后福建省政府有一职员离职来穗,阎锡山和我才知此事的始末。不久,蒋先生派一秘书来穗,要阎锡山在行政院政务会议中追认此一既成事实,任命汤恩伯为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向我报告此事,并问如何处理。

我说:“蒋先生今日在宪法之前只是一个平民,以一个平民随便撤换封疆大吏,成何体统?况且,蒋先生如要在幕后干预行政,尽可向行政院建议。今政府事前既毫无所知,事后却要追认此既成事实,实在太不成话。政府不应自毁法统,承认汤做主席。”

阎锡山苦笑说:“总统,你和蒋先生共事多年,难道还不知道蒋先生做事向来不顾法统?他如果看重法统,也不至有今天了。现在汤恩伯已做了福建省主席,我们反对也反对不了,说出去反而有损政府威信。你已经忍耐很多了,这件事我劝你还是忍耐算了。”

后来阎锡山便在行政院政务会议提名通过,做了一些追认的手续,把任命状送至国民政府文官处来盖印。秘书长邱昌渭向我请示,我说:“暂时把它搁下去。”所以这张任命状留在总统府中有六七天之久,阎院长又来疏通,才盖印发出去。这就算是我的无言的抗议。

蒋经国在他的《负重致远》一书中曾提到10月2日汤恩伯有电报致蒋,抱怨我反对他任闽省主席,“词极愤懑”,蒋先生“甚表同情”云云。经国却未曾写出汤恩伯是怎样地当了闽省主席,而我又为何反对。因为他如果把事实说出了,蒋先生也就见不得人了。

朱绍良原是蒋的心腹,此次何以受到如此难堪的处置呢?最大的可能便是朱在7月26日招待我太殷勤了。蒋先生是个多疑而睚眦必报的人,心胸极狭,朱绍良偶一不慎,便由心腹股肱转眼之间变成仇雠了。

蒋先生连续不断地自私违法而拖垮保卫西南及两粤局面的毒计,引起了志在保卫两粤反共到底的各界人士,尤其是粤籍将领的普遍愤懑。曾在何内阁末期出任陆军总司令的张发奎便是最激烈的一个。南京失守后我留住桂林期间,张发奎特到桂林敦劝,促我早日去穗主持大政,保卫两广。那时他便看出蒋先生绝难坐视两广单独成一局面,继续反共。因为两粤将领在四、七两军早期革命的传统上,对蒋都曾有过不满。如今蒋政权瓦解,两粤如在我领导之下,支撑下去,自非蒋所能容忍。张发奎有见于此,便主张保卫两粤,必先清除蒋在背后的掣肘。他甚至向我建议说,把蒋介石请到广州,然后把他扣留起来。我当即反对这种鲁莽灭裂的举动。

到了白崇禧两翼为蒋所断、广东岌岌可危之时,粤籍将领已怒不可遏,张发奎再度向我建议“把蒋介石扣起来”。

我说:“向华(张发奎),这是徒招恶名,无补实际的莽事。”

张说:“德公,你胆子太小!德公,你胆子太小!”

我说:“你不在其位,可以幻想,你如在我这位置,你也不会干的。”

接着我便解释说,在现今局面下我们所需要的,第一是兵,第二是钱。蒋先生把兵调走,把钱存在台湾。我们纵然把蒋扣起来,第一不能把兵调回,第二不能把钱取出,则扣蒋又有何用?固然,蒋的一连串拖垮两粤局面的毒计是罪无可逭,把蒋扣起来宣其罪状于天下,可以泄一时之愤。但我觉得处理国家大事,应以国计民生为出发点,不可徒为泄一时之愤。现在失败的局面已定,我们既有“宁人负我,毋我负人”的雅量,就应任其全始全终。不必于败亡前夕,做无补于大局之事,为天下笑!

张发奎还是怪我姑息。但是我的姑息总是还替我们这批失败的国民党人,维持了一点失败的光荣。

蒋先生不知底蕴,还不时在穗、台之间飞来飞去,并用尽一切威胁利诱的方法来阻止粤籍将领和我接近。一次,为广州改省辖市问题,蒋先生在黄埔召见余汉谋、薛岳、李汉魂等粤籍将领,当面大发雷霆说:“你们以为你们可以反对我咯?谁反对我,我就叫谁死在我之前!”这种话可说充满了流氓气。这批将领回来之后,莫不冷笑。其实别人也未始不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种事蒋先生会做,别人也会做,不过不愿做罢了。

9月底,蒋先生单独召见白崇禧于黄埔,闭门密谈。略谓:1927年我们两人精诚团结,所以能完成北伐,统一全国。嗣后不幸为奸人挑拨离间,以致同室操戈。但后来卢沟桥事起,我两人又复衷心合作,终把倭寇打败,收复国土,建立不世之功。今形势虽极危险,只要我两人能一德一心,彻底合作,事尚有可为。白崇禧是个直爽而重感情的人,颇为蒋先生的甜言蜜语所感动。他回到广州来对我说:“蒋先生这次倒很诚恳。”我知道蒋先生又抓住白崇禧重感情这一弱点而大做其功夫。

白崇禧是内战局势逆转以后,态度最坚决、信心最坚强的将领。南京失守后,他坚信华中可守。到华中战局为蒋搞垮,他自信必要时退回两广,人熟地熟,仍然可守。健生(白崇禧)是一员战将,他处处以军事观点和局部形势为着眼点。殊不知如今时移势异,纯军事观点和局部安排都不能单独存在。此次得蒋先生一番慰勉,他便顿释前嫌,便是他感情用事和深信还有大西南和两广可守的信心所促成。

蒋先生最后一次来穗,住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有时中央非常会议开会,我们彼此都感觉无话可说。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为设法冲淡这一尴尬场面,曾向我建议,要我请蒋先生吃饭。

朱家骅在当时党人中算是比较识大体的一位。他有时还肯为大局着想,不囿于小圈子的单纯利益。为着维持“银元券”,他曾两度飞台,向蒋请示,拟运一批银元来穗。此举可说纯为大局着想,远非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所能及。然朱家骅可能因此而触蒋氏之忌,嗣后在台几度遭蒋的为难。此次他劝我请客,其用意不过想弥补我和蒋之间的隔阂,也是一番好意。

我说:“骝先兄(朱家骅),客我是可以请,蒋先生喜欢不喜欢我就不知道了。”

朱说:“蒋先生一定喜欢,一定会到的。”

他解释说,蒋先生生活太严肃了,平日只吃一些简单的宁波菜,此次到广州来,也应该尝一下“食在广州”的广州菜啊。

朱家骅替我约好了,我便在迎宾馆宴请蒋先生,并约党政军高级人员作陪。迎宾馆在广州城内靠西,蒋先生则住在城东的东山住宅区。到了那一天,沿途布满便衣队,蒋先生带着大批卫士,穿过广州闹市来迎宾馆吃饭。我的住宅向来只有两个卫兵,兼司传达。蒋来之后,他的卫士竟将迎宾馆重重包围,如临大敌,殊使我看不惯。窃思蒋先生时时自炫是人民的领袖,到处扈从如云,未免与“人民”相去太远了。

我所备的广东菜,依照蒋先生的习惯是中菜西吃。在蒋先生的许多随员中,我看到蒋经国在里面穿穿插插忙个不停。到入席时,却不见经国前来吃饭。我问蒋先生说:“经国为何不来吃饭?”蒋说:“不管他吧,我们吃我们的。”终席未见经国出来,我心里颇为诧异。

事后才听到我的副官说,蒋经国率了一大群随员一直守在厨房里,厨师做任何菜,用任何配料,都经他们检查过。出锅后,又须经他们尝过,始可捧出。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蒋经国在替我做监厨。他显然怀疑我要毒害蒋先生,这也未免太过虑了。

我第一次见蒋经国是抗战胜利后在北平行辕主任任内。经国那时为办理青年军常在北平视察,特来谒见。因我与他父亲曾有金兰之盟,所以他口口声声尊称我为“李叔叔”。他那时曾告诉我留苏十四年的经过。据他说,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肄业,后转入列宁大学深造。结业后,被派在苏联一所工厂内当副厂长。我乃故意问他道:“据我所知,自‘九一八’沈阳事变之后,日本侵华日亟,中苏因而恢复了邦交,闻蒋委员长曾命驻苏大使向苏联外交部口头交涉,欲调你回国服务,你为何迟迟其行?”经国说:“李叔叔,你知道苏联的新闻是被政府统制的,不过日子久了,我也辗转听到这消息,乃决心尽一昼夜的时间驶车逃到中国大使馆。苏联秘密警察确实非常厉害,随即有便衣警察在大使馆周围监视,倘不慎外出,必被逮捕无疑。”

我问:“若被逮捕,结果如何?”

经国说:“那就惨了,一定押解到西伯利亚做苦工,不病死也要冻死。好在使馆是有治外法权的,警察不敢擅入搜查,故得幸免于难。”

我又问:“后来你用什么方法回到中国呢?”

他说:“化了装,混入大使馆的专机飞回的。”

其实他在苏联时早已加入共产党,为稍留心时事的人们所周知。但他回国之后,并未宣布脱离共产党,故特意对我撒谎,以掩蔽其共产党员的身份。以经国与蒋先生的关系,斯大林如不让他回国,而他居然能溜进中国大使馆,并化装潜上飞机,逃回中国,那么以效率出名的苏联秘密警察机关也可关门大吉了。忆1940年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女婿屈武少将参谋,奉命到鄂北第五战区视察苏联军事顾问工作成绩时,曾告诉我说,他与经国乘同一飞机回国,首途之前,经国曾蒙斯大林召见,并赠以手枪一支。我说:“你何以不被召见呢?”屈君笑答道,他尚未有召见的资格。足证经国是在对我撒谎。

此次我请蒋先生吃饭,原是一番好意。无奈蒋生性多疑,更因惯于暗算他人,深恐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故授意经国严为防范,致造成类似“鸿门宴”的紧张场面,使我有啼笑皆非之感。

广东保卫战发展至10月中旬已不可收拾了。共军自赣南分两路入粤:一路自南雄一带越大庾岭,大庾守军为沈发藻兵团,战斗力过于薄弱,不战而溃。10月7日共军跟踪进入粤北门户的曲江,沿北江及粤汉路南下。另一路则自大庾岭东麓绕至东江。胡琏兵团早已远遁厦门、金门,东江已成真空地带,共军第四野战军乃得以旅次行军姿态,自东江向广州进逼。余汉谋部只是一支训练未成熟、械弹两缺的部队。共军一到,即不战而退。广州因而危在旦夕。至此,蒋先生始循人民团体之请,敷衍面子,自海南岛刘安琪第九兵团中调一师人北上援穗。该师刚在黄埔上岸,共军已迫近广州郊外。上岸之兵旋又下船,原船开回海南岛。不久,竟索性全部调往台湾去了。

当广东全境失守已成定局之时,我检讨战局,实愤懑不堪。深觉蒋先生如稍具良心,局面不会弄到如此之糟,溃败不会如此之速。蒋氏见他破坏防守广东的计划已圆满成功,复施展诡谲伎俩,在黄埔召见白崇禧,故弄玄虚,说那番言不由衷的鬼话,想来令人发指。就于是时,他决定离粤回台北,我因而打算在“国府”再度搬迁之前,认真地教训他一顿,稍抒胸中积愤。

约在9月中旬,一天我特地打电话约他单独谈话。蒋乃约我到梅花村他的行馆(前陈济棠的公馆)晤面。该私宅是一座大洋房,四周有围墙环绕,另有数座小洋房在四周拱卫,为随员及卫士的住宅。抵达梅花村之后,蒋引我走上二楼一间大客厅内坐下,侍役奉上茶水即退下楼去。

我二人坐定后,我对蒋先生说的第一句话便是:“今天我是以国家元首的地位来对你谈话。”我之所以要郑重提出这一句,是因为蒋先生独裁专制数十年,平日所见所闻都是一片奉承之态,阿谀之言!只有他教训别人,断无人敢对他作任何箴规,更谈不到疾言厉色地教训他了。这次我自思或是与蒋最后一面,然当今之世,论公论私,我都是唯一可以以教训语气促其反省的人。所以我首先便搬出国家的最高名器来压抑他“舍我其谁”妄自尊大的心理,而服服帖帖地静听我对他的指斥。

在蒋先生默坐静听之下,我便把他过去的过失和罪恶一件件地数给他听。我说:“因为国事已至不可收拾地步,不得不畅所欲言。”接着我便说:“你过去每把事弄糟了,总是把责任和过失推到别人身上。例如东北‘剿共’的失败,徐蚌会战的全军覆没,你说是军队不听你指挥;又如发行‘金圆券’,引起全国经济恐慌,人民破产,自杀成群,你不躬自反省,反责备人民不拥护你的经济政策;再如你纵容特务,滥捕学生及爱国人士,引起舆论指摘,你不自疚,反说是本党同志不听你话所使然……几此种种,真不胜枚举!”

接着,我又检讨他在政治上造成的过失,说:“你主政二十年,贪赃枉法之风甚于北洋政府时代。舆论曾讥评我们为‘军事北伐,政治南伐’。其实,此种评语尚是恕辞,因北洋官僚政客对舆论抨击尚有所畏忌,而我国民政府则以革命旗帜为护符,凡讥评时政的,即诬为‘反动分子’,以致人人钳口,不敢因片言惹祸。你对此情形竟亦熟视无睹,明知故纵!”

“记得在南京时,魏德迈特使曾在国府饯行席上痛诋中国官员贪污无能。他作为一外国官员公开侮辱我政府,实不成体统,时与会众人中,竟有当场掉泪者,不知你亦有所闻否?究作何感想?”

我亦提到他在我秉政之后幕后掣肘的情形,说:“你此番已是第三次引退,你当时曾对张治中、居正、阎锡山、吴忠信各人一再声明,五年之内绝不过问政治。此话无非暗示我可放手去做,改弦更张,不受你的牵制。但事实上你所作所为却完全相反。不仅在溪口架设七座无线电台,擅自指挥军队,且密令京沪卫戍司令汤恩伯亲至杭州逮捕浙江省省主席陈仪,并派周碞接替。嗣到台湾之后,复命汤恩伯到福建挟持福建省省主席朱绍良离闽,擅派汤氏代理福建省省主席兼绥靖主任。凡此皆属自毁诺言、目无政府的荒唐行为!”

我更进一步解释道,即使不谈国事,专从蒋氏的自私心而言,蒋氏的宠信汤恩伯亦属宠非其人。因汤氏曾受过我指挥,我知之甚详。论品论才,汤氏任一师长已嫌过分,何能指挥方面大军?汤的为人,性情暴戾,矫揉造作,上行下效,所部军纪荡然。抗战期间,河南民谚曾有“宁愿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的话。我并举例以说明汤的暴戾。抗战时,某次汤自河南叶县乘汽车往界首视察,因雨,乃自洛河改乘小轮船东驶。启碇时,船身碰及囤船,稍为震动,此亦常事。不意汤氏竟大发雷霆,饬该船公司经理前来责询,在大骂奸商之后,竟拔出手枪将该经理当场击毙。一时传遍遐迩,叹为怪事。斯时我驻防老河口,听人言及此事,犹以为汤纵暴戾,当不致任性若此。然言者谓,彼时汤的总参议沈克在旁目击,可为证明。后来我在北平行辕任上,某次沈克便道过访,我偶尔想起此事,以问沈氏。沈克叹息说,他那时以为汤总司令不过装模作样,持枪恐吓而已,谁知他竟认真开枪,轰然一声,对方已应声倒地。沈氏想抢前劝阻,已来不及了。沈克并说在抗战期间曾追随汤氏数年,类此任性杀人之事已是家常便饭,不足为奇,言下不胜慨叹之至。我就以这个小例子向蒋说:“像汤恩伯这样的人,你也倚为心腹,能不坏事!”

蒋先生默坐听我历数其过失时,面色极为紧张尴尬。当我有所责问时,他只是唔唔诺诺,讷讷不能出口。可是当我说完汤氏这段故事时,蒋氏面色反显和缓。原先我曾预料,以蒋氏的个性与历史,在我严厉教训之下,必定要反唇相讥,和我大闹一番。初不料他听完我的责备之后,面色转现轻松,并问沈克现在何处。此时我当然亦不知其下落。

最后蒋氏竟含笑向我道歉说:“德邻弟,关于撤换福建省省主席朱绍良一事,是我的错误,请你原谅。”于是我也只好说:“事情已经过去,不必再去记忆吧!”

这时我心里忖度,以蒋先生唯我独尊的一生,今天受到如此严厉的诘责,居然能容忍,不至咆哮和反唇置辩,可能是因为我开始便声明以国家元首身份对他说话之故。蒋先生专横一生,目无法纪,此次或能因我一言而悟及国家尚有名器,非他一人所得而私也。

我见其低首认错,遂不再多言,起身告辞,他亦跟随下楼,送我登车而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