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代表团到达开罗的那一天，是二月七日早晨四时。春寒料峭之中，我们紧紧地裹着大衣，走下飞机，走向拥上前来的欢迎的人群。把一大束鲜花送到我臂里的是一位年轻的妇女，长眉秀目之间，蕴含着一股幽娴静雅之气，她一开口，说的是十分纯粹流利的北京话。她说她的名字叫杜玛德，她和她的丈夫黑白，都是北京美术学院的学生，在北京住了五年。她又指着人群里忙着和中国客人寒暄的一位阿联青年，说“那就是黑白”。候机室中，热情洋溢，笑语纷纭，我们的谈话很快就被打断了……在开罗的几天中，我常常想起这一对画家夫妇，但是总没有机会见到。

亚非作家会议开幕的那一天，我们被邀到“现代艺术馆”去参观阿联的“绘画与雕刻作品竞赛展览”。在艺术馆的丛树浓荫之下，我忽然看到一个抱在保姆怀里的小女孩，穿着一身浅色的衣裳，颈上挂着一个坠着赤金的“福”字的项链。我走出人流，过去拉着那小女孩的手。她一点也不怕生，转着黑溜溜的眼睛，望着我笑。保姆笑说：“她是画家黑白和杜玛德的女儿，你看，那边彩棚里不是她父母的画展？”我连忙赶上人流，走进那座彩棚里去。

这里面挂着满壁的水彩画，都是中国的风光，有梳着双辫挑着水桶的姑娘，也有在灌满水的梯田里俯身插秧的农民……真是琳琅满目，若不是我身边站满了亚非各国的客人，耳中听到的尽是我所不懂的各种亚非的语言的话，我真以为是在北海或是中山公园观赏中国画家的画展了！这时杜玛德陪着一班客人，从我身边走过，我好容易挤上去，只说了一句：“我看见你的小女儿了，真好玩……”她也只匆匆地笑着说一句“她是在中国生的，名叫小红……”

说着她就被人群簇拥到一个陈列着中国画具的大玻璃柜边上，去作解释。我听见旁人在赞叹说，他们的绘画，是融合了中国古典绘画和埃及古画的特点，创造出了独特的风格。我必须承认我对绘画是外行，但是我喜欢他们的画，它们给我一种极其温暖亲切的感受！

大会闭幕之后，我们一班人挤出时间去参观开罗博物馆。

陪我们去的是一位姓华的中国留学生。这位青年，一脸的书卷气，戴着很厚的眼镜，从一上车就滔滔不绝、津津有味地给我们讲埃及的古代文化，那种热烈陶醉的神情，竟不像对人讲述，而像温理自己脑中的一幅一幅的辉煌灿烂古埃及文化的画图！偏偏那天博物馆又提早关门，算来我们只有三十分钟的时间，来浏览这个世界上最古的六千年的文化！失望之余，我们只好加快脚步，在一座座矗立的大石门，横放的大石棺，排列的大石像前面，匆匆走过。这位青年，却以恳求的眼光，摩挲着几乎每一块石头，向着我们讲解：“在纪元前三三一二年……”后面跟着的是大声呼唤的博物馆看守员：

“请大家快一点，再有五分钟就关门了！”这一天，谁也没有看得痛快，出门上车的时候，人人发出惋惜的叹声，尤其是那位青年，一路上只呆呆望着车窗外，好像在说：“真是白来了一趟！”

我却是满心欢喜！文化交流，就得由这种热爱友邦文化的青年们来作。埃及、中国、印度……都是世界文化的摇篮，我们的祖先跋山涉水、千辛万苦地给我们开出一条文化交流的大道。在推翻阻碍亚非文化交流的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的同时，我们需要千千万万像阿联的画家杜玛德夫妇和这位姓华的中国留学生一样的青年人，来“继往开来”，做出前人所未做出的伟大事业！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１９６２年３月２５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