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给孩子们写这样的作品——介绍《小仆人》和《旅伴》
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钻天杨的叶子,闪烁着露光,在微风中摇曳。树上一球球的槐花,从窗外透进清香。案头一瓶新摘下来的玫瑰,衬托在满窗的绿意里,显得分外鲜明。上学的孩子们的细碎的脚步和活泼的笑声,不断地从楼前经过。
这些日子我心中不断思索的问题,也随着他们的笑声和脚步,引向很远很远的地方。
我们的孩子,真是太幸福了!他们是不是知道人间有忧苦事?他们是不是知道他们现在所处的宁静快乐的环境,是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用鲜血得来的?他们是不是知道就在这明媚的春光里,世界上其他角落里还有千千万万和他们年龄相仿的孩子,在受着欺凌、受着压迫?这些问题,一直在我的脑际萦绕。假若我们让我们的一亿以上的少年儿童,浑噩无知地生活下去,结果会出现怎样的局面呢?他们就会变成只图自己的安乐,不顾他人的苦难,贪生怕死,鼠目寸光的人。而我们一百多年来许多烈士、许多革命者前仆后继、流血流汗所换来的胜利果实,就有丢失的危险!
因此,作为长辈的我们,责任就分外加重了。孩子是革命的接班人;但是接班人是要教育出来的。教育得好,班就接得好;教育不好,就接不了班。孩子正处在求知欲的旺盛时期,正处在品德成长的时期,最需要给他们灌输一些他们所最需要知道的故事:一种是我们前人革命斗争的故事,使他们知道我们的革命先烈,为着挣断世世代代套在人民身上的枷锁,所受过的种种艰难和困苦。让他们晓得他们现在所享受的自由和幸福,并不是毫不费力地从天上掉下来的。让他们记住,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他们若不继续努力,不断革命,前人所受过的苦难,还会重新临到他们身上。另一种是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地方,在殖民主义统治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着的孩子们的故事,使他们晓得当他们在学习,在歌唱,在游戏的时候,就在同一个太阳底下,还有多少受苦难的异国孩子,在叹息,在呼号,在挣扎,这些孩子需要他们的同情和支持。让他们晓得,只有世界上一切受苦的人都得到解放之后,我们才能得到真正彻底的解放。让他们记住,支持了世界上为自由独立而斗争的人们,也就是支持了我们自己。只有全世界的人同心协力,从各个角落掀起不断的斗争,才能把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从世界上消灭干净。
在这里,我要介绍两本短篇小说集:《小仆人》和《旅伴》,它们是叶君健同志为儿童写的,反映外国儿童生活的作品。作者有很丰富的旅行经历,他写下了他所见过的许多海外儿童,有的是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儿童,像《小仆人》里的“小画家”和“未来的建筑师”;但是更多的是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的孩子。作者在《小仆人》的后记中说:
生活在不同社会条件下的人,会有不同的遭遇命运。
从这本小书里的几个故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情况。
有的小朋友很幸运,他们得到社会的帮助和培养,在稳步地向美好的事业和生活前进。
有的小朋友很悲惨,他们受到社会的打击和摧残,他们没有美好的事业和生活,但他们却正为这个目标而斗争。我想我们生活在一个优越社会制度下的人,在创造我们的美好生活的同时,也应该了解和关心那些生活在极端恶劣社会环境下的小朋友。
作者就是怀着这个真挚的愿望来为中国儿童写作的。他笔下的外国儿童,如《“天堂”
外边的事情》里的意大利孩子亚贝尔托;《小厮辛格》里的尼泊尔孩子辛格;《小仆人》里的阿拉伯孩子阿卜杜拉;《新同学》里的法国孩子夏克斯和西班牙的孩子尼米诺等都是充满了正义感和同情心的儿童,他们在黑暗的环境中和强暴的势力下,决不忍受,决不屈服,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已经萌茁着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种子。看了这些故事,会把我们小读者的同情和关怀,引到世界各地,这亿万颗长着阶级友爱翅膀的火热的心,对于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是会起极大的作用的。
文学作品反映外国儿童生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儿童文学。你不但要熟悉儿童,还要熟悉你所描写的儿童的生活中的一切。作者在《旅伴》的后记中说:
当然,文学作品不可能都根据真人真事。但是真人真事有时可以启发一个人作许多联想。
即使是这个“联想”,若不是脑中积累有许许多多和这一真人真事有关的历史、地理、文化、风俗等的知识,是不能“联想”出什么动人而有说服力的故事来的。这两本书的难能可贵处也就在此。
我想,在我们国家和世界各国的友好来往日益频繁的今天,我们的工人、干部、青年、妇女、演员、运动员……的足迹走遍了五大洲。他们每人一定都有自己的观察、自己的感受。我们中间也还有归国的侨民,航行的海客,他们也都有说不尽的海外生活故事,这些故事正是我们儿童所最喜爱、最需要的。他们不但会受像《小仆人》和《“天堂”外边的事情》这类故事的激发,也会被像《新同学》和《别离》这类故事所鼓舞。让我们这些有过海外经历的人,都向叶君健同志看齐,多给孩子们写些引导他们多关心海外儿童生活的故事。
这对于加强下一代的国际主义教育,对于丰富孩子们的知识,扩大孩子们的眼界,以至于对促进儿童文学事业的繁荣,都是大有好处的。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八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63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