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下过雨，天气还是阴沉沉的。在这间大屋子里，四平落地，西壁高过门框的一排大书架上，凌乱地堆着书籍和报刊；朝南几扇落地玻璃窗外，一棵柿子树，枝头挂着几颗深黄的柿子，衬着几片枯叶，在晚风中萧萧地摇着。靠窗一排矮矮的冬青树梢，和地面稀疏的青草上，都闪烁着雨点的微光。

伊藤惠子推开了书桌上堆满了的书，在桌角上给我放上一杯茶。她把一扇开着的玻璃窗拉严了，又匆匆地走出去，提进一个点着的煤气炉来，放在屋子当中。屋里渐渐暖了起来，也微微地闻出了新鲜的石灰和油漆的气味。

她自己拉过一张矮凳来，就坐在我的对面，把手里的茶杯放在身边地上。

她微笑着说：“这几间屋子刚刚盖好，还没有布置，实在没法子招待客人。不过，你是老朋友，同时我还有些话不方便在大庭广众中间对你说，因此，当你今天早晨打电话说你要在晚会之前来访我的时候，我就答应了。”

我向周围看了一看，笑问：“你什么时候重盖了这几间屋子？我记得前年春天来的时候，还不是这个样子……”

前年一个春夜里，对我来说，印象是很深的：汽车走进一条狭小的街，司机下车来，用手电筒照着每一家的门牌，又走进黑暗的小巷里，以后出来说：“这家的大门不开了，请走旁门吧。”这时我们看见广冈惠子从司机后面伸出头来，手里也拿着一个手电筒，她一面带着我们往小巷里走，一面抱歉地说：“这地方在战争时期遭到轰炸后就没有收拾过。你们跟着我走，留神脚底下……”

昏黑里我们进了一道板门，经过很短的块石铺成的小径，走进了屋，屋里阴沉沉地，两边摆满了大书架，上面堆满各种各样的书！穿过三间这样的屋子，才进到一间灯光明亮的客室。

这是一间日本式的屋子。“床之间”里挂着一幅长条的梅花，席上的一块紫檀木板上，放着一个白色瓷瓶，里面斜插着几朵水仙，和一枝猫儿柳。

也许是为客人方便吧，我们都没有席地而坐，屋子中间铺着一块小地毯，摆了几张很舒服的椅子，旁边也都有小茶几。广冈老太太，惠子的母亲，从炭火盆旁边，一张单人沙发上站起身来欢迎我们，她抱歉地说她不能久立，因为春天又犯了关节炎。我们连忙请她不要客气，我们同惠子是老朋友了，她应当拿我们当作家里人看待才是。老太太笑着又坐下了。

这位老人，穿着深褐色的和服，很厚而雪白的头发，在后面挽成一个小髻，眉宇和言谈之中，都给人一种热情而慈祥的感觉。那夜我们谈得很热烈；惠子尤其高兴，她端出许多小菜来，像炸花生，牛肉干片等等，又开了一瓶五粮液，是她从中国带回来的。老太太也很健谈，她谈着反美日条约的斗争，也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谈了东京的轰炸；她说她房子前面完全给炸毁了，她丈夫的藏书只好都堆在甬道里，至今也没法子清理。这间屋子呢，白天是饭堂客厅，夜里就是卧室；她和惠子和惠子的女儿，三代人就住在这里。说到这里，她告诉我：“像我们这种境遇的人还多得很。不过，和我们背景相同，境遇同我们不一样的人更多。和惠子一样留学过美国的，男的也罢，女的也罢，几乎都是有很大势力的。他们替美军工作，替美国商人做生意……多多少少总要沾点美国统治者的光，而他们赚的呢，却都是日本劳动人民的血汗……惠子正和另外两位中国朋友谈着反美日条约的斗争，谈着那次的东京亚非作家会议，谈着两年前她的中国之行，谈得兴高采烈，大家喝了点酒，屋里似乎更暖了。我忽然想到时间已经不早了，这间是她们的卧室，耽误了老人家的休息，不太好，就慢慢地提议说，我们该走了。惠子再三地留我们，连说“不忙，我的女儿还没回来哩。”可是，我们还是站了起来。惠子知道留不住了，就笑着说：“这次带你们走前门吧。”

她拉开纸门，带我们走下仄廊，老太太微笑地在纸门边向我们鞠躬送别。

这时，前院里有了淡淡的月光，月光中看见一棵柿子树和一丛丛矮矮的黑影。现在枝头挂着几只柿子的，就是我那夜所看见的那棵树了，那么这间新的书屋，就是前年那间日本式屋子的旧址。

我正在凝望窗外，惠子从后面按着我的肩膀，让我坐下，她自己坐在我的后面。我看不见她的脸。她说：“你知道，我母亲病得很厉害，已经有半年没有起床了，我又整天在外边跑，白天只好请一个看护来服侍她，夜里就由我和女儿两人轮班。母亲病了，医药费，还有其他的，当然又多花一些，我的稿子又卖不出去。人家拒绝用我的稿子，想叫我屈服——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掐住我。但是，我……我是不会屈服的。我已经选定了一条斗争的道路，”

她紧握着我的手，“你不笑我狂妄吧，我把自己当做一个‘取火者’，我从你们那里，取得了真理之火：只有斗争，只有把美帝国主义者赶出去，日本人民才有出路……”

这时房门轻轻地开了，我们都回过头去，一个胖墩墩的姑娘，单眼皮，红脸蛋，端着一个大盘子进来，上面有果子汁冰水，点心，花生米，还有一只长颈玻璃瓶，里面插着两朵红玫瑰。

惠子脸上忧郁的神情，一下子没有了，她用十分怜爱而自豪的眼光，看看这女孩子，一面叫：“静江，这是谢阿姨，过来见见。”我赶紧站了起来，静江却很腼腆地笑着，远远地站在桌边鞠了一躬，把杯盘什么的摆好，又悄悄地出去了。

惠子拉着我，回到桌边坐下，给我倒了半杯果子汁，对了一些冰水。她自己也倒了一杯。她举起杯来向我一笑：“这杯水就是告诉你，我还没有穷到喝不起果子汁的地步……说正经的，我至终也想出了个办法，就是‘吃瓦片’的办法。我一咬牙将父亲的藏书都卖了，又借了些钱，拆了旧房，盖起这几间房子。回头带你参观一下：卧房，卫生间，小厨房，应有尽有，满可以得到一笔不少的租金呢。这样，我每月有了固定的收入，就可以放心地搞我的工作了。现在我们祖孙三代挤在房边没有拆掉的两间小屋里，要是我母亲病情可以稳定下来，或者……”说到这里，她摇了摇头，仿佛要摇掉一些不幸的想法，“静江呢，明年春天就毕业了，我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了。”

我默默地望着她，心里想着她目前的环境……她凝视着水杯，说：“在今天的日本，做一个进步的作家是不容易的。你们回想起自己十几年前的情况，也就可以了解了。不过，我有过一次很痛苦的经验，几乎使我丧失了信心，你们听来也许会觉得好笑的。就是在反美日条约斗争的头一次示威游行的时候，有些我所认识的朋友，同在美国留过学的，和我站在一个行列里，我们肩并着肩，手拉着手，仿佛感觉到沸腾的血液在我们体内交流。我心里充满了希望，充满了快乐。可是，以后几次的游行，我发现我的同学朋友一次比一次少了。我手里拿着旗帜，举目四望，一阵阵的寂寞之感，向我袭来……”她说到这里，停了一会，我看见她闪着泪光的眼里，忽然露出了微笑。

她拦住我：“你不用安慰我，我知道你要说些什么。但是，我自己想起了也记住了一句真理，就是‘知识分子如果不同工农结合，必将一事无成’。现在我们行列里的工农群众，不是更少了而是更多了。现在，我举目四望的时候，只望着举着草席编的大旗的，头上缠着布巾的，他们给了我希望，给了我快乐……有一次，仿佛是一个奇迹出现了，我在青年的队伍中，发现了我的女儿——静江！她没有看见我，只顾使劲地挥舞着旗帜，喊着口号，脸上汗淋淋的，显出一种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愤怒和兴奋的光。”

她低头擦去了落下的快乐的眼泪，接着说：“这个孩子，我素来只看见她下午很晚才回来的安静的神色，和在灯下默默地用功的眼光，我只看见她清晨从我母亲病榻旁边轻轻地站起，匆匆地拿起书包和‘便当’匣子，悄悄地对我说一声‘妈妈，我走了’的一些动作，我没有想到……这个时代的前进的潮流是怎样地推动了一个青年呵。我到处对人家演讲，宣传，而对自己的女儿，却没有好好地谈过一次知心的话。这不是我的力量，是广大人民的前进的力量，把一个年青力壮的战友，悄悄地送到我的身边！我还有什么顾虑呢，我还有什么寂寞呢……”她向我举起杯来，说：“让我们为前进的大时代，为千千万万的接班人，干杯！”

晚晴的阳光，从云隙中射了出来，慢慢散走的一朵朵乌云，都镶上一道厚厚的灿烂的金边；绯红的霞光，照得树头那几只柿子，更加红得夺目。墙外街头的路灯，已经亮起，是我们一同去参加晚会的时候了……我们匆匆地走了出来。静江姑娘赤着脚穿着木屐，站在大门边送着我们，脸上仍是那种安静腼碘的微笑。我忍不住走过去紧紧地握住她的手。她的把握是有力的、火热的。我感到我接触的不只是一只火热有力的手，而是千千万万颗在大时代中奋勇前进的日本青年人的心。

（本篇最初发表于《光明日报》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３０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