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学人》的编辑同志来向我索稿，我问她，“我能否先拜读一下第一期的文章？”

前几天，她果然把新出的第一期给我送来了。拜读之下，我胆怯了，拿不起笔来；我实在不能在这本有分量的刊物上，写出一篇像样的东西。

我翻开第一页，一直看下去，感到手里越来越沉重了。光是那些作者的大名：茅以升、黄辛白、钱三强，以及以下的几十个科学家的名字，和他们的文章里的洋溢炽烈的爱国情绪，伟大扎实的工作成绩，谨严客观的科学态度，使得这个刊物，在我的眼中有它独特的高大形象。我要让我们第二代、第三代的中、青年人，都来仔细阅读这本刊物。

在本刊（指创刊号，下同）的５０页上，我读到一段使我惊心的文字，照录如下：

了隐忧。对国家和社会来说，外流的人才是教育投资的浪费。更不幸的是，这些人从小学到大学都占了另外一些不外流的人才的位置。他不但剥夺了别人把知识用来为生之养之的社会更好地做出贡献的机会，反而还把自己从生之养之辅之的社会中得到的知识，用来为另一个不曾生之养之辅之的社会服务。当然，从天下一家的角度来说，这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当天下还不是一家，而且生你养你的社会又是一个正在为了摆脱贫困、落后、愚昧而节衣缩食才勉强挤出有限的教育经费的时候，这种‘大方’未免显得太超时空了一点。”

黄砥石先生我不认识，但他看到中国人才外流的情况，一定很多，说的相当沉痛。得了知识技能，而留在国外工作，是替人家“锦上添花”、回到本国做贡献是“雪中送炭”。任何一个炎黄子孙，都不应该留恋西方的物质享受和优越报酬，而“大方”地“超越”“时空”！有的“外流的人才”说：他学成回国后，工作安排得不得当，领导上不理解，研究的设备不完全，英雄无用武之地。这也许有一定的道理。这里不妨引用本刊第５页上黄辛白同志的“出国留学与祖国需要”文章里的一段：

的需要去学习，怎么能在学成回国后人尽其才、发挥所长、得到发展呢？哪来英雄用武之地呢？要贯彻这个方针，涉及到派遣留学人员的计划和选派工作的改进，对留学人员教育、管理和服务工作的加强，以及留学人员回国后如何充分发挥作用等方面的问题。这就需要留学生工作的管理部门、驻外使领馆以及留学生的派出和使用单位共同努力，研究和完善我们的规章制度，努力改进工作，创造较好的工作条件和必要的生活条件。我们高兴地看到，这方面的工作正在顺利地进行。”

辛白同志看得很明白，想得也很周到，这使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但我自己能为《神州学人》写些什么？汇报些什么呢？

说来惭愧！不错，我也曾因为得到美国威尔斯利大学（Welles-ley College）的奖学金，在美国呆了三年。第一年因为肺气支扩大的旧疾复发，只上了九星期的课，就住到疗养院去了。第二、三年才回到学校攻读硕士学位。我的论文题目是“李清照词英译”。李清照是美国教授们所知道的第一位古代中国的着名女诗人，这篇论文得到了导师的重视，很容易便被通过了。回国后，在母校燕京大学断断续续地教了十年的书。我教过一年级的国文，学生没有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古文知识，我却交了许多学生朋友！至于我为高年级学生开的课如“英国十九世纪诗歌”、“英国戏剧史”等，也是拿起当年在威校听讲时笔记“照本宣科”，没有什么发展，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不好意思！我在美国三年，只是熟悉了几个美国家庭，结交了几个同学和病友，游历了几个地方，如此而已！

我能向《神州学人》汇报的只是我和第一期里的许多学者名人一样，我也有一片爱国心，这一片心是绝对挚诚的！连同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我到欧洲游历的时候，虽然我也爱欧美的人民，爱那里的山山水水，羡慕他们先进的物质文明，但这一切决不能篡夺我们国家和人民在我心里的地位。我和《神州学人》里的名人学者以及“新秀集”那些同志一样，认为只有祖国才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１９８７年５月１９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