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十四个女人的事，连带着也呈露了我的一生，我这一生只是一片淡薄的云，烘托着这一天的晶莹的月！

我对于女人的看法，自己相信是很平淡，很稳静，很健全。她既不是诗人笔下的天仙，也不是失恋人心中的魔鬼，她只是和我们一样的，有感情有理性的动物。不过她感觉得更锐敏，反应得更迅速，表现得也更活跃。因此，她比男人多些颜色，也多些声音。在各种性格上，她也容易走向极端。她比我们更温柔，也更勇敢；更活泼，也更深沉；更细腻，也更尖刻……世界若没有女人，真不知这世界要变成怎么样子！

我所能想象得到的是：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

我并不敢说怜悯女人，但女人的确很可怜。四十年来，我冷眼旁观，发现了一条真理，其实也就是古人所早已说过的话，就是：“男人活着是为事业，女人活着是为爱情。”——这虽然也有千万分之一的例外——靠爱情来维持生活，真是一件可怜而且危险不过的事情！

女人似乎更重视亲子的爱，弟兄姊妹的爱，夫妻的爱，朋友的爱……她愿意为她所爱的对象牺牲了一切。实际上，还不是她愿意不愿意的问题，她是无条件的，“摩顶放踵”的牺牲了，爱了再说！在这“摩顶放踵”的过程之中，她受尽人间的痛苦，假如牺牲而又得不到代价，那她的痛苦，更不可想象了。

你说，叫女人不“爱”了吧，那是不可能的！上帝创造她，就是叫她来爱，来维持这个世界。她是上帝的化生工厂里，一架“爱”的机器。不必说人，就是任何生物，只要一带上个“女”字，她就这样“无我”的，无条件的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你看母鸡，母牛，甚至于母狮，在上帝所赋予的爱里，她们是一样的不自私，一样的忍耐，一样的温柔，也一样的奋不顾身的勇敢。

说到这里，还有一件很可爱很可笑的现象，我就遇到过好几次：平常三四岁的孩子，手里拿着糖果，无论怎样的诓哄，怎样的恐吓，是拿不过来的；但如她是个小女孩子，你可以一头滚到她怀里去，撒娇的说：“妈妈！给你孩子一点吃吧！”这萌芽的母性，就会在她小小的心坎里作怪！她十分惊讶的注视着你，过了一会，她就会欣然的，爱娇的撅着小嘴，搂过你的头来，说：“馋孩子，妈妈给你一点吃吧！”

真要命！感谢天，我不是一个女人！

这本书里只写了十四个女人，其实我所认识的女性，往少里说，也有一千个以上：我的姑姨妗婶，姊妹甥侄，我的女同学，我的女朋友，我的女同事，我的女学生，我的邻居，我的旅伴；还有我的朋友的姑姨妗婶，姊妹甥侄……这其中还有不少的惊才绝艳，丰功伟烈，我真要写起来，一辈子也写不完。但是这些女人，一提起来，真是“大大的有名”！人人知晓，个个熟认，我一生宝贵女人的友情，我怕她们骂我——以后再说吧——许多朋友，希望我写来写去，会以“我的新妇”结束。感谢他们的祝福，这对于我，真是“他生未卜此生休”的事情了！这四十年里，我普遍的尊敬着一般女人，喜欢过许多女人，也爱过两三个女人，却没有恋过任何女人。这“爱而不恋”的心理——这是几个朋友，对于我用情的批评——就是我的致命伤！

我觉得我不配作任何女人的丈夫；惟其我是最尊敬体贴她们，我不能再由自己予她们以痛苦。我已经苦了一个我最敬爱的女人——我的母亲，但那是“身不由己”，我决不忍使另一个女人再为我痛苦。男子在共营生活上，天生是更自私，更偷懒，更不负责的——自然一半也因为他们不知从何下手——我恐怕也不能例外。我不能积极的防止男子以婚姻方式来摧残女人，至少我能消极的禁止我自己也这样做！

施耐庵云：“人生三十而未娶，不应更娶；四十而未仕，不应更仕；五十不应在家，六十不应出游……”我以三十未娶，四十未仕之身，从今起只要经济条件允许，我倒要闲云野鹤似的，到处漫游。我的弟兄朋友，就为我“六十以后”的日子发愁，但我还觉得很有把握。我们大家庭里女权很盛；我的亲侄女，截至今日止，已有七个之多。堂的、表的、更是不计其数。只要这些小妇人，二十年后，仍是像今天这样的爱她们的“大伯伯”，则我在每家住上十天，一年三百六十天，也还容易度过。再不然，我去弄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来接代传宗，分忧解愠，也是一件极可能的事——只愁我活不到六十岁！

以上把我“终身大事”，安排完毕，作者心安理得，读者也不必“替古人担忧”——如今再说我写这本小书的经过：廿九年冬，我初到重庆，《星期评论》向我索稿，我一时高兴，写了一篇《关于女人》来对付朋友，后来写滑了手，便连续写了下去，到了《星期评论》停刊，就没有再写。今年春天，“天地出版社”托我的一个女学生来说，要刊行《关于女人》，我便把在《星期评论》上已经印行的九段，交给他们。春夏之交，病了一场，本书的上半本，排好已经三月，不能出版，“天地社”催稿的函件，雪片般的飞来，我只好以新愈之身，继续工作。山上客人不少，这三个星期之中，我在鸿儒谈笑，白丁往来之间，断断续续的又写了三万字，勉强结束。

这里，我还要感谢一个小女人，我的侄女，萱。若没有她替去了我这单身汉的许多“家务”，则后面的七段，我纵然“呕尽心血”，也是写不出来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生活导报周刊》１９４３年９月１９日第４１期，署名男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