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在哪里
《春天在哪里》收录的九个故事，是阿乙最新的短篇小说创作。故事的原型大多来自他与闻的民间轶事，情节急转直下，带有一种原始的恐怖；而阿乙则像悲伤的猎人，埋伏在这些故事的转角处，等着给你当头一击。“这些小说写于2009年至2012年，都有点志异的色彩。小说带给我的磨难与难堪越来越多。因为到今天我还没有征服它，没有扭住它的角，让它双膝着地。但是总是在这注定失败的事业中，我感觉自己是英雄。”——阿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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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故事
阿乙
本书收录作者近年创作中短篇小说30余篇。作者的写作态度从“自我迷恋”慢慢进化到“自我呈现”、“自我认识”，相对于编造一个好故事，作者更愿意去呈现一段生命证据；相对于从天空俯视，作者更愿意身在大地，身在其中，去感受单个、渺小的人在时代、社会、人世面前的呼吸。因为小说结尾往往带有毁灭性、绝望感，作品也往往被评价为“冰冷”、“憋屈”，但是作者始终认为，“与其回避，不如直面”，“太阳只有在寒冬尽头才会散发出巨大暖意”。本书同题小说《极端年月》描写了“情人节爆炸案”发生后几个月内一名普通警察的所见所闻。在每个人都陷入到极端情绪并不可自拔后，女友不贞的警察选择和达观的地痞一起活下来，并重新接纳女友，因为没有比活着更大的价值。《1983年》展开对人生命荒谬性的探索，仅仅因为躬下身去捡一张角票，连当事人自己也无法判断是要将之据为己有还是要送还店主，就被逮捕并坐了很多年的牢。作者“人即是我”的写作态度，以及对人生提出的问题和思考，将震撼读者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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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九点叫醒我
阿乙
这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中坚派作家阿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与大多中国小说不同，阿乙的作品并非立足于反映社会问题，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写人的小说，挖掘人心，展现人性，凝结着对小人物的体察与同情。小说名来源自阿乙读过的博尔赫斯的一本访谈录。博尔赫斯提到要写一篇短篇小说，题目叫《早上九点叫醒我》。但在博尔赫斯的作品里，阿乙并没有发现这部小说，便就用这句话——早上九点叫醒我——做书名。小说里，主人公宏阳喝醉后，向自己的内人叮嘱，让她做一个人体闹钟，到了早上叫醒他。次日晨，等到要叫醒他的时候，他的内人发现他已经死了：他把自己喝“死”了。小说由此开始，通过对一场仓促、敷衍的葬礼的讲述，回溯了宏阳——一名曾被简单认为只是亡命之徒的文盲——如何利用自身的暴力优势和必要的诈术，成长为镇上闻人的经历。在这个人身上，没有爱情、信仰、义气和亲情。小说通过他，对逐渐消失的乡村及其人物进行了画卷式的描写。阿乙说：“写这部小说，其实我是想把我的乡村经验复述一遍，最后一次把它写完。我想写两个主题。一是，我印象中的乡村没了；再一个，乡村里有性格的人没了。那我就想写乡村的最后一霸，写这么一个庆典般、节日般的人物。他活着的时候一言九鼎，但树倒猢狲散之后，权威一下子崩解了，自己的棺材说开就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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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看见我了
阿乙
一个夜晚，一个外地人为何突然出现镇上，仅以一把小刀，连杀六人？却能无罪释放？到底他为何杀人，并在一个夜晚两个小时内杀掉六个人？而这六个人到底有何关系？ 他从不与人多说一句话，唯一一次醉酒时，说鸟看见我了，鸟看见我了？鸟看见他什么了？这句话背后到底藏何秘密？ 一辆公交车发生爆炸，死亡20余人，肢体残骸四处散落，惨不忍睹。没有任何线索，公交车上的人互不认识，甚至连尸体都没有一个完整，杀手到底是谁？活着还是死了？如果活着，他为何要爆炸一辆公交车，如果死了，一个死人如何来对他定罪？只有一个模糊看见的面孔，表情扭曲，似乎极极害怕，爆炸是一瞬间的事情，为何他会有如此表情？他到底是谁？剩下的两个无人认领的尸体究竟是谁？《鸟，看见我了》为阿乙力作，处处伏笔，丝丝入扣，层层推进。时有意外却合理，给人柳暗花明的畅快，然而又常给人一种似幻似真的感觉。留有余韵。笔为刀，笔为绳，笔为手，文字时旖旎，时华丽，时暴烈，时温柔，丰富展现了人在极端环境的逼迫下，人的幻灭，孤独，癫狂，甚至善良和原罪，乃至我不可活，人人不可活的绝望与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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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该干些什么
阿乙
阿乙目前最佳之作，其精准的语言、动作性情节，流动的人物心理，无一不精彩之极。他为我们带来一个抵抗生命虚无的“勇者”与“恶人”。他有着对罪恶、时间、人的社会关系近乎可怕的清醒，他抵抗虚无却放弃价值追寻，甚至毁灭掉生命意义本身。他对生命意义地拷问与败坏，犹如晨钟震荡，冲击我们：下面，我该干些什么。"这是根据曾被舆论定义为”无由杀人案”进行的一场文学演算。小说以第一人称自述，从作案的筹划、实施，交代到逃亡、被捕、受审，直至最后接受死刑。他十九岁，在高考前夕他屠杀了美丽、优秀，同时身世可怜的女同学——一个常人心目中的完美宝贝，以此来刺激警察的追捕能更有力，制造出一场围捕自己的行动。他杀人的事实如此清楚，他在受害人死亡之后还朝死者肉身刺了三十七刀。但是关于他为什么杀人，却一直困扰着警察、检察官、法官、专家、学者、记者，甚至同在看守所的狱友。他不是为着性侵犯，不是为着劫掠财物，不是为着仇恨，不是为着逃避高考的压力，他的行为呈现出一种无由的状态，这件案子被舆论称为“无由杀人案”。直到二审最后，迫于受害人母亲的压力，他才交代原本的作案理由。然而，他的陈述让所有审判现场的人们哑口无言，乃至法官最终发出颤栗的狂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