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释迦牟尼这样伟大的宗教领袖，以及孔子、老子、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这样杰出的圣人，差不多都诞生在公元前那二三百年间，这真是一个奇怪的事情。这里面肯定包含了某种天机，只是我们人类的智力尚不能将它破译。正是这几位横空出世的智者，用他们创立的宗教与思想，给人类的生活指出了方向，一经确定，便很难变更。李白有诗“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这是诗人的疯话，切不可当真。对圣贤，我历来充满崇敬，正是因为他们，人类才告别愚昧，社会生活才有了秩序。

几乎从一开始，东西方文化就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对于如何入世，开创人类的事功，西方优于东方；对于如何出世，从自然万物中汲取精神生活的养料，东方则明显优于西方。治国者，采用西方的那一套，或许在聚敛财富、伸张国力上大有裨益；但若要治心，让一个人平和起来、优雅起来，东方文化则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用。

中国上古的圣贤，把个人的修养看得非常重要。如果说儒家看重的是社稷，那么道家看重的却是生命。外儒内道，几乎成了中国士大夫的精神内涵。这绝不是互相牴牾的两张皮，而是共生互补的对立统一。用儒家建立治国平天下的事功，用道术涵养洞察幽微的心灵。让一个人在进取与退守之间，均能游刃有余。古人有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很明显，前者属于儒家，后者亲于道术。怎样才能做到独善其身呢？索居陋巷，心远地偏，固然是一种选择，但歌哭于山峦之中，优游于林泉之下，则是一种更佳的选择。

中国古代文人的诗作，极写山林之趣的，几乎可以编纂成洋洋数巨册的山林诗史。说到诗，略说一点题外话，把写诗作为一种职业，用来谋生，这是当代的事。古代的诗人们，除了李白这样一个极为特别的例子，几乎没有一个是专职的。诗歌队伍中的佼佼者，既有帝王将相，也有野老优伶。他们写诗从来都不是为挣稿费，即便是写出洛阳纸贵的千古名篇，也只是获得一片啧啧称赞而已。到了唐代，虽然在科举考试中专门设了一个“博学鸿词科”，为擅长写诗的士子开辟了一条出仕为官的途径，事实上看来，这也并非善举。用当今话讲，复合型人才不多。写诗当官都很优秀，只有王昌龄、白居易、元稹、柳宗元、高适、岑参等不多的几个。更多的诗人，如李白、杜甫、王维、李商隐、杜牧等，诗是再优秀不过的了，但官却当得滞碍。我指的不是官大官小的问题，而是从政的能力以及为官一任的绩效。扯远了，且打住，还是说山林。

第一个用诗歌的形式把山林写得非常美好，让人神往心仪的，是陶渊明。且看这一首：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是《归田园闲居》五首中的第一首，是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回乡当农民之初写下的。他为我们画出的这一幅“农家乐”，既是风景，也是风情。陶渊明当了十三年的官，一直在卑位，直到离开公职，月俸也仅为五斗米。他辞官的理由，冠冕堂皇的话是“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乍一听，还以为陶先生器量狭小，是在和皇上闹意气要待遇，其实这理由站不住脚。陶先生若真是想弄钱，在县令位子上远比在农夫位子上容易，君不闻“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乎？陶先生纵然不贪，就是在日常酬酢中，也能得到不少实惠的。他真正的辞官理由，在上面这首诗中已表露无遗：“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把官场比作樊笼，可见陶先生对权门利窦的痛恨。在离职归家的途中，他写下了《归去来辞》，说自己在官场是“心为形役”，并表示“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在未来的日子里，他要追求什么呢？无非是对月饮酒、临流赋诗的山林生活，以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那一份旷达与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