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里挑灯看剑 八

看过太多的剩残去杀,体会过太多的悲欢离合,人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历史中没有绝对的胜者。任何一个政权,都无法逃脱兴衰更替的命运。但是,一个政权享祚时间的长短,还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

比之汉、唐、明、清、宋朝的开国皇帝气度要弱小得多。赵匡胤获得政权并没有历尽艰辛,且属于宫廷政变的性质。所以,宋朝的“王气”始终没有养起来。此处所说的“王气”,不是指皇上号令天下的权力,而是指点江山的能力。自秦自汉自唐,不要说燕云十六州,就是东北和内蒙,都一直是中国的版图。可是唐末动荡期间,契丹人抢占这一大片国土另建一个辽国。宋立国之初,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匡义兄弟二人都没有能力从契丹人手中收复失地,反而每年向辽朝纳贡。此后,赵宋的皇帝们与契丹人时而开仗,时而议和,一直处于被动。在开拓疆域与处理民族问题上,赵宋皇帝乏善可陈。终宋一朝,唯有文学可以垂范后世,出了王安石、欧阳修、苏东坡、黄庭坚、陆游、辛弃疾等一大批杰出的文学家。出现这等现象,与赵匡胤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有关。这一点,赵匡胤比之唐太宗李世民,可就差得多了。唐太宗不仅器重文人,更整饬武备。文武并举,绝不会一手硬一手软。所以,历史上才产生了盛唐气象,这至今仍令中华民族骄傲的大国典范。就一般的规律而言,一个开国皇帝的气度胸襟,便决定了他所开创的王朝的精神走向,如汉高祖刘邦,他吟过“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样雄奇的诗句,他呼唤猛士开疆拓土。这种精神让后代皇帝所承继,到汉武帝而趋鼎盛。

赵宋皇帝重文没有错,抑武就大谬。诗词歌赋可以陶冶性情、颐养心灵,但对付契丹人和女真人这样的剽悍民族,一篇千古传颂的诗章还不如一根绊马索有用。即便是文学,如果是大气磅礴的、积极健康的、提升国人斗志的,仍是培植国力的重要手段。遗憾的是,北宋的文学,发展到徽宗、钦宗时期,已是生气消失,豪情不再了。北宋的最后一位大诗人,是李清照。她的词作典雅,婉约。作为个体,李清照是优秀的、杰出的,但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学代表,则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就变成了靡靡之音,噙着泪水吟咏“雁过也,最伤心”。无限感伤地倾诉“人比黄花瘦”,这种充满悲情的诗句之所以在当时受到热捧,乃是真实地反映了徽、钦二帝统治下的国民已丧失了雄健的气魄。南渡之后,曾有智者痛定思痛,描述昔日汴京的臣民“黄髻小儿,但习歌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上有所倡,下有所随。当踢球的高俅与卖笑的李师师都成为皇上的座上宾,骤登显贵之堂。升斗小民除了艳羡,更会仿效。于是所有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歌善舞,而所有上了年纪的人,从来都不想干戈之事,都以为战争绝不会发生。待到金兵攻破汴京,可悲的国民们才惊醒,但为时已晚。

相比于徽、钦二帝与宋高宗赵构,大金国前期的皇帝们行事的风格就要明朗得多,也健康得多。君臣之间,臣民之间,几乎没有尊卑等级,贵贱之分。据史料记载,吴乞买虽然贵为“九五之尊”,但仍然与百姓保持水乳交融的关系。他所住的“皇宫”,也没有重门深禁,百姓家里杀了一只鸡,就会跑到“皇宫”里喊他一道去分享,没有特殊情况,他都会欣然而往。君臣之间议事,可以争、可以吵,哪怕面红耳赤,也不会伤和气。争吵完了,意见统一了,君臣们便开始“同歌合舞,略无猜忌”。女真人的歌舞是什么呢?是踩刀梯、耍火球之类,充满了矫健,洋溢着剽悍。相比于汴京靡靡之音,杭州的浅斟低唱,两者孰优孰劣,不言自明。再说击败辽、宋之后,大金国库里的钱多了起来,吴乞买花钱大方了一些。大臣们对他产生了意见,说他违背了太祖完颜阿骨打立下的“非军需不启库存”的祖训,应接受处罚。吴乞买只得按规矩被大臣们拉出议事大殿,趴在地上“廷杖二十”。吴乞买心悦诚服,并没有因此报复任何人,而赵宋皇帝虽然无能,却从来一言九鼎,君臣之间有绝对的界限。相比之下,女真人早期建立的政权,倒是有点像“人民公社”的性质。所以,我认为,女真人打败汉人,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它真正的历史意义在于:一种健康的、硬朗的、平民式的帝王文化,打败了另一种腐朽的、堕落的、贵族式的帝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