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春天，高考之前，同学的女儿明明到家里给我儿子辅导功课，晚上一家三口和明明在单位对面的天赐庄园吃饭，快要结束的时候，邻桌上了一份韭菜盒子，金黄喷香，色味都很诱人。儿子说，爸爸，我们也要一份吧。

我把服务员招呼过来，问她一份多少钱，回答十六元。我又问每份多少，回答是八个。我再问本桌的三个人，每人能吃几个。三人均表示，最多吃一个。

我问服务员，能不能按个数买，或者买半份。

服务员回答，不能，只能按份卖。我们这里的规矩就是这样。

我说，跟你们老板说，你们这个规矩可以改一改，要为客人着想。以个为单位，既让客人节省，也可以避免浪费，还有可能把生意做活，何乐而不为？

服务员说，你的意见我可以反映，但是我只能按份卖给你。

家人见我因为这点小事同服务员较劲，觉得有点小题大做，尤其是当着客人的面，显得很没有面子。妻子和稀泥说，要一份吧，吃不完打包回去。

我说不行，这东西是油煎的，凉了疲软了就不好吃了。

服务员忙得很，没工夫跟我啰唆，说，你们先商量吧，商量好了再叫我。说完转身走了，临走时嘟囔一句，这人怎么这么抠啊！

就在我左右为难、拿不定主意的时候，邻桌准备结账走人了。我掉头望去，邻桌也是四个人，一份韭菜盒子正好剩了四个。我二话没说，起身离座，在家人惊异的目光中，走了过去，打了个招呼：你们好，用餐结束了？

邻桌一个少妇对我这个唐突的问候感到意外，看着我说，怎么，有事吗？

我说，你们既然用完了，那么，这个……我指了指邻桌上剩下的四个韭菜盒子。

少妇起先困惑地看着我，突然之间，好像明白过来了，脸色一下子红了起来——她是为我脸红，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避开了我的目光。

我仍然期待，我说，你们要是不打包，那这四个韭菜盒子，我想端到我的桌子上。我也可以付你八元钱。

少妇像是受了惊吓，连连摆手，慌乱地弯腰收拾她的坤包。她身边的几个人都用很复杂的眼神看着我。我知道，周围所有的人也都用这样的眼光看我。

少妇拎起包，连声说，端走吧端走吧。然后她逃也似的走了，好像丢人的是她，而不是我。

我端着韭菜盒子回到了本桌，本桌一片沉默。

明明是个硕士，受过良好的教育，她第一个用筷子夹起韭菜盒子，咬了一口说，很香啊！

我的儿子是明明的粉丝，见明明姐姐坦然下箸，也跟着夹起一个，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那顿饭，我们全家和明明都不会忘记。饭后还展开了讨论，明明说，叔叔做得对，韭菜盒子，就应该以个为单位卖，按需出售，是以人为本的体现。

我说，你们算算，今晚我们每人节省了多少钱？

儿子自作聪明说，每人节约两元钱。

明明说，应该是每人节约四元钱。因为如果再要一份，就会再浪费半份，加上邻桌丢弃的半份，实际上就浪费了一份，共浪费十六元。

我说，很好！我把我刚才的行为理解为爱国。如果我们每个中国人每顿晚餐节约四块钱，以十三亿人口计算，每晚可节约五十二亿，每年可节约两亿个亿，可能够买一个航空母舰的了。更不用说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培养健康生活习惯等等方面的益处了。难道我少花了十六元钱，我就没有面子了？如果我们每年能够用省下的钱买一艘航空母舰，我觉得那才算挣足了面子。

年轻人都赞同我的观点。以后黄明明回故乡探亲，还经常宣扬这个事。老家是个小集镇，很多人误认为我当大官发大财了，不相信这是真的，明白是真的之后，我的一个同学居然摇头叹气说，徐贵祥怎么变成这样了，真是越有钱越抠门啊！以后到北京，他还管饭吗？

前几天，一个朋友请我吃饭，我跟他讲了四个原则：小范围，老朋友，家常菜，低消费。这哥们不听，以为我是客套，硬是把场面搞得很大，消费标准很高，搞得我很不自在，饭桌上忍不住把韭菜盒子的故事讲给朋友听，朋友倒是相信了，但认为我是故意作秀。

可以说，我花过很多钱，也有过一掷千金的时候，但是，唯独在吃喝方面，多花一点钱都心疼。比如，我组织饭局，餐桌上如果谁多要了两瓶饮料，而又弃之不用，我的脸色会很难看，甚至会当场作秀，打包带走。这个作秀是真的。

有一次，老家市里一个很重要的领导来了，朋友暗示我，接待档次高一点，我嘴上答应了，但还是把那位领导邀到我定点的餐厅。我不喜欢那种徒有虚名的排场，从深层次讲，不仅有节约的考虑，可能还有捍卫自尊的考虑。结果是，那位领导反而松了一口气，认为我没有把他当外人，也知道我请他并非求他办事，放下心来，推杯换盏。最后，五百元左右的标准，两瓶大众酒，我和领导一行七人其乐融融。直到现在，他已经是相当级别的干部了，来到北京，我们还会找个小地方，三四个人，四五个菜，七八两酒，惬意放松。

九十年代，我写过一个中篇小说《有钱的感觉》，后来被谢铁骊改编拍摄成同名电影，里面就有请客吃饭的情节：作为工薪阶层的韩子歆，因为受到表彰，得到一万六千元奖金，喜出望外，要宴请家乡父母官，但是又不想多花钱，最后决定从奖金里拿出十分之一，硬着头皮到高档酒店请客，点菜的时候，韩子歆出了一头冷汗。幸亏人家善解人意，坚持吃家常菜喝二锅头，一顿热气腾腾的酒宴只花了六百三十元钱，后来韩子歆同家乡父母官成为真心朋友。

这个韩子歆，就是我，尽管当时我是一个很有实权的小官，有规定范围内的专项接待费用，并且有若干合作单位巴不得跟在屁股后面为我买单，但是，我还是改不掉抠门的毛病。吃一顿饭花很多钱，我的头上会冒冷汗的，哪怕是公家买单。

近年常回皖西老家，朋友热情请我小聚，每次见到堆桌满盘，大盆鱼肉，往往吃不到三分之一，一盆一盆地倒掉，心中十分不忍，也十分难过。我作为主客，每次坚持打包，常常受到劝阻，认为“跌份”——家乡土话，还是丢面子的意思。

我儿子从前给我起了一个绰号叫“徐朗台”，他认为我同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在吝啬程度上有一拼。我对这个绰号欣然接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耳濡目染多年下来，我的儿子也变得很抠门，跟同学出去小聚，或者旅游，实行AA制，账目算得一清二楚。我跟他说，同家庭条件差一点的同学在一起，放大度一点，何必锱铢必较？

儿子说，那不行，亲兄弟明算账。他有困难大家可以帮助。但是，只要是AA制，就必须把账算到明处。

想想也是，人与人交往，还是认真点好。该抠门的时候抠门，是一种美德。抠门不是自私，不是损人利己，抠门主观上保护自己的利益，客观上也保护了别人。

窃以为，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人类，抠门一点，不是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