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认为老街是一座城市，至少曾经是一座城市，再至少将来也会是一座城市。

老街坐落在皖西中部丘陵的一个高台子上，基本上呈“F”形，三条大街构成了老街的全部。上面一横的右端，顶着我就读的小学，教室好像是道家建筑，我记得大梁上还画着八卦图案。“F”下面那一短横，一直伸向街南头，顶端是一座清真寺。我姥姥家住在老街的中心，不偏不倚正好在下面那一短横和一竖的交叉处，姥姥家的后面已不是街区，往北是一个土坎，再往北是河湾，那便是老街的“郊区”了。河湾里有茂密的树林、摇曳的竹影，老街人生活的重要源泉龙井也镶嵌在河湾中间。而龙井，在我的老街记忆中，是最具神秘色彩的，关于它的传说至今还在影响我。

老街的路心铺着整齐的青色石板，这些青色石板不仅承载着生活的步履，也勾勒着老街的历史，有些石板上还镌刻着文字。街上住着卖油条的、刻私章的、轧棉花的、修收音机的、卖百货的，木匠、篾匠、铁匠、理发匠，染坊、油坊、米坊、豆腐坊，还有清末太监、下放干部，一应俱全，应有尽有。每到夏天，街上有叫卖鸡头米（芡实）的，有拉京胡的，有说大鼓书的，倒也有声有色。大人们用龙井水沏一壶六安片茶，摇着芭蕉扇，边品边聊，那就舒坦得像神仙。

一年总有那么几次，要在东头学校的操场上挂起黑边白幕放电影，那就俨然是节日了。这样的好时光实在太少，更多的时候我们只能靠“打仗”充实文化生活。

跟多数人的童年相似，我小时候酷爱打仗，特崇拜陶声奎。陶声奎是公社食堂炊事员陶大伯的儿子，比我们大几岁，因而是我们“公社小孩”的司令。陶声奎率领我们南征北战，今天跟南头小孩交手，明天跟北头小孩比画，英勇无畏，所向无敌，每每遇到恶战，陶声奎总是身先士卒，冒着砖头泥块，领头羊一般左遮右挡，保护我们。比起南头小孩和北头小孩，我们的队伍装备比较现代，有手电筒，有皮带，还有手枪套。陶声奎给我们每个人都封了官，是按绰号分的，有座山雕、一撮毛、刁小三等等，我因为姓徐，与许谐音，加上顽劣好斗，被称作许大马棒。其实当时我就知道这不是个好角色，但我更知道，许大马棒是旅长，旅长有多大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旅长比团长大。为了一个“旅长级别”，我在家乡被人喊了许多年“许大马棒”。

这是六十年代末的故事，那时候我也就十来岁的样子。无论是军事常识还是文学素养，应该说都是那个时代给我打的基础，老街既是我的少年军校，又是我的早期文坛。

我家老屋在老街西边的另一个高台子上，但小时候我和父亲住在老街中心。印象中有一回跟北头小孩作战，游击到了老街北面，那里是一片河湾，我站在河湾中间的龙井沿上，向东眺望，视野上空是一轮高悬的皓月，月光笼罩着的，便是“F”街上面一横向左延伸的一截，也就是街的北头，感觉中从那截街面上隐隐升腾起一片光晕，一溜屋脊鳞次栉比，在幽暗的月影中巍峨耸立。其实，有无数个白天我曾经走进过那段街面，我当然知道，那段街面只有很少几幢砖瓦庭院，而多数皆为土坯茅屋，但是，但是在那个月光朦胧的夜晚，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在今天的记忆中，那天的老街，就是一座城市，一座有着神秘历史的城郭。我甚至依稀看见了，在老街的东边，在更远的地方，在天穹的下面，还有一座焕发异域风情的城堡，在拱卫着老街。今天想来，这个想法有点奇怪，大约是因为我太想当一个城市人、太想让我的家乡成为城市的缘故吧！

事实上，在我的家乡，关于老街的历史，的确流传着“娥眉州”和“六安州”的故事，说的是不知是哪朝哪代、因何缘由，“倒了娥眉州，建了六安州”，六安州就是今天的六安市。与我一街生长的民间文学作家穆志强和当下正活跃的打工诗人柳冬妩对老街的兴衰也很关注，不屈不挠地考证着“娥眉州”，而且还将深入地考证下去，似乎拉开架式要考证个古城出来。

许多年过去了，我已经遗忘了很多东西，而唯独对于老街的一草一木乃至门板和青石路面都记忆犹新。现在我似乎有点明白了，其实，老街是不是城市、或者说是否曾经是城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老街提供的那一份独特的感觉，那混合着叫卖声、读书声、铁匠铺里的淬火声、篾匠铺里的裂竹声、胶底布鞋踏在青石街面上的橐橐声，还有刚出炉的烧饼的香味、热豆腐的气息……这一切都似乎在显示，老街的日子是喧闹的，清贫而火热。老街的上空永远飘扬着浓郁的生活气息，飘扬着人的气息。

除了这份被岁月诗化了的生活的记忆，令我印象很深的还有老街的水色。我童年时代的老街，被两条河流环绕，东边一条，叫西汲河，也是霍邱和六安两县的界河，正东方距老街二三里有个渡口叫大埠口。据说西汲河曾经非常宽阔，河中有潭，丰水期水流湍急。在清末民初，这条河是六安、霍邱两县的商贸渠道，大埠口自然就是客运和货运的码头了。市因水而来，街因市而荣，老街过去的繁荣显然与畅通的水路有很大关系。老街西边那条小河是从上游二道河引过来的，属于季节性灌渠，从我家东边向北，再向东。在我家老屋的东边和老街的西边，有一个不规则葫芦形状的洼地，俗称西马堰，基本上荒芜，平时只有那条季节性灌渠断断续续穿梭其中，三两块歪歪斜斜的红石板拼接成“独石桥”，成为老街东西交通的必经之路。往往是春夏之交，西马堰满了，就是发大水了。发大水对于大人来说无异于又是一道鬼门关，因为涝灾，粮食歉收，日子将加倍艰难。然而我等顽少当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特喜欢发大水，大水来了，有鱼有虾，路不通了要坐船，一个猛子可以扎到人家的果园去摘梨子，这些都是平时玩不到的。如果水很大的话，就会有很多陌生的面孔——我小时候连看见生面孔都可以算一项娱乐。

三十多年过去之后回忆老街，那突如其来又不知去向的大水，也应该是记忆中一道难以磨灭的风景，有很长时间我都一直认为那水是一个神秘的物件，它来自一个神秘的地方，流向一个神秘的地方，水面之下，包含着一个孩子对于世界奥秘的最初思索。

我们终于跻身城市的峡谷，久居闹市，几乎被钢筋水泥封闭了，脚不沾地，把我们和土地长久隔离。而回忆起阔别数年的故乡，一种异样的清凉便从遥远的故土扑面而来。对故乡回忆得越多，对城市的生活就越是厌倦。

二〇〇五年五月，应安徽电视台《前沿访谈》栏目的邀请，我回了一趟故乡，公干之余，排除了众多的干扰，坚决地去了一趟老街。尽管我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老街的破败还是触目惊心。自从参军之后，离开老街将近三十年了。三十年，这个世界上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天变大了，路变短了，树林变小了，河床变高了，青石板几乎被挖光了，那口长久萦绕我心头的龙井，几乎被浑浊的溪水淹没了。改革开放之后，老街的多数居民都跟随镇政府迁往西边，一条通衢大道两边真的生长出一座新型的城镇，老街便被抛弃了。

在“F”街下面那条短横的顶端，一条老狗傲然昂首，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似乎拿不定主意要不要给我来一个下马威。老狗再老，也老不过我，它哪里知道，它现在盘踞的位置，乃是我当年“打游击”的根据地，那时候我比它威风多了。

我为老狗而感动，它是留守老街的不多的动物之一。狗的主人出来了，一出来就是一群，其中有一个慈眉善眼的老太太挤着往前看我，言之凿凿地说她当过我的奶妈，我让人掏出了我“皮袍下面的‘小’”作为馈赠，老人家眼窝湿润地说，没有白疼你一场，这么多年了，还知道回来看我一眼。我的心里顿时一阵愧疚，其实我对她已经完全没有记忆了。后来我回家问我母亲，老街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奶妈，母亲想了半天也想不起来，不过母亲说，老街上的人，那时候很多人都帮助过我们家。

终于找到了龙井，然而此时的龙井面目全非，全然没有我当年记忆的清冽幽深的感觉，水面与河沟平齐，分不清楚是河水还是井水，顺着井壁，水面上浮着厚厚的浮萍，上面居然还有青蛙打坐。

我被这个意外打击得心灰意冷，正在失落，不远处茅屋里走出来一对估计已逾七旬的老人。陪我同行的表弟任家杰似乎有点不甘心，明知故问，这就是龙井？老汉反问，这不是龙井是什么？任家杰嘟嘟囔囔地说，龙井怎么变成了这样啊？老汉不满地说，龙井变成了哪样啊？这样不很好吗？龙井水泡茶，还是一样的清香。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任家杰说，我们是……你认识徐彦选吗？——大约是看这老汉年纪大，介绍徐贵祥他很难知道，而我父亲在这里当过公社书记，几乎家喻户晓，所以任家杰先把我父亲的大名抬出来。岂料老汉眼一瞪说，徐彦选我怎么不认识？他不是徐贵祥的爸吗？知道徐贵祥吗？在北京，作家。任家杰惊讶地问，你怎么知道他是作家？老汉说，你门缝里看人啊？我天天看电视，只要有徐贵祥的消息，我一准能看见。《弹道无痕》《历史的天空》《八月桂花遍地开》……老汉如数家珍，末了还得意地向我们冷笑一声：知道吗？徐贵祥就是吃了这口龙井的水才出息的，听说他要回来修这口井。

说真的，那一瞬间，我真有点受宠若惊。河湾之上，野林丛中，荒草土坯屋内，黑白电视机前，一个孤独的看井人，一个年迈的村夫俗汉，居然有如此浓郁的乡情，居然有如此强烈的荣誉心。我知道，他当然不是为了我才住在这里守候这口老井，但是，因为有了我，他守候这口老井的心态才会更加充实，我是他自豪的资本，他是我精神的盟友。为了这个因为我而自豪的老汉，我也应该写出好的作品——我们负起责任的理由，往往就是这么简单。

站在井边，我沉默了很久。直到我们快要离开，老汉才似乎想起了什么，揉揉眼睛，手搭凉棚，疑疑惑惑地左看看右看看，然后便向我走近，把目光定定地落在我的脸上，嘴巴嚅动着说，莫非，莫非你就是……？

我说我是徐贵祥，谢谢你老人家。

老汉神情一变，赶紧张罗烧水，要让我们喝一杯龙井茶。

离开老街之后，我突然想，其实这么多年来，我想寻找的并不是城市，而我永远需要的是老街。城市算得了什么？城市遍地都是，而且越来越多，大同小异，但是我心中的老街只有一个，尽管在三十年后面目全非，但是三十年前的老街在我的心中是不死的，那绿荫婆娑、人气旺盛的古色古香的记忆，那宽阔的河面和清澈的溪流，那如梦似幻无限缥缈的月光，正是我心灵的家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