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儿子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转学到北京，成绩一直不是很好。后来几年，家长和老师软硬兼施，用了不少手段，才勉强算上中等。这以后，他就再也不肯前进了，仍是贪玩。放学回来，左手挽着足球，右手挽着篮球。单位同事半真半假地开玩笑，说你这孩子可爱，长大了可能当球星。我气不打一处来，可是又没有办法。每次想督促他学习，我的妻子就和稀泥，说中等就行了，成绩那么好干什么？你小时候成绩不也就是那么回事吗？

我很难受，也很无奈。

儿子还是照旧，放学回来，左手挽着足球，右手挽着篮球，有时候还有排球。有一次我看着来气，大步迎了上去，想把他胳肢窝的球捣出去，可是走近了，看见孩子防备的眼神和背上沉甸甸的书包，我又忍住了。

儿子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上自习迟迟没有回家，我到学校接他，这一接，我的心情就被破坏了。那是一间不乏光明的、宽敞的教室，里面坐着男男女女四十多个孩子，没有声音，没有表情，像一群被关押的心事重重的小鸡崽，只有沉重的呼吸和偶尔的叹息——我站在窗外，不知道是现实还是幻觉，反正我是听到了叹息。我的心不禁为之一酸。他们正是豆蔻年华，我在他们这个年纪上，正在老家街上当“司令”，玩“杨子荣智斗座山雕”的游戏。

我的童年正好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时候上学极其马虎，很多日子不上课，上课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平均每天逃学一至两次，比塞林格笔下那个霍尔顿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我这种情况，用我们当地贬义的话说，是有人养、没人管，这是事实。我的父亲母亲各有工作，管不了我；我的老师各有苦衷，管不住我。大约有两三年时间，我都是在无拘无束中度过的，下河捉鳖，上房揭瓦，白天漫山遍野走狗斗鸡，晚上街头巷尾打游击战运动战，天天都做美梦，当司令，当英雄，当孙悟空，当杨子荣。

现在回想起来，我现在之所以性格散淡，与我童年的经历有关。当然，上学马虎，并不等于读书马虎。我的幸运是，在那两三年内，我读了很多书。就是在那种乡村战争游戏中，我和我的战友（有时候也是敌人）们练就了一身飞檐走壁开门撬锁的功夫。有一次我们爬到公社院子唯一的土楼子里，把“扫四旧”扫来的书籍翻出来，我在重重包围中杀开一条血路，怀里抱着二十多本书，有外国的，也有国产的，还有连环画。这些书我看了几年，有几本我看了不少于五次，有好多连环画和章回小说我当时能够倒背如流，譬如《烈火金钢》和高尔基的《我的大学》。

什么是幸福？一个人，在他的童少年时期，当他饥饿的时候，他有饭吃；当他需要自由的时候，他有自由；当他想看书的时候，他有书看。一个成年人，能够做他自己想做的、并且是能做的事情，那就是幸福。所以说，我认为我的童年是很幸福的，尽管那时候的伙食比现在差，尽管那时候我们只能住土坯茅草房子，可是，我的幸福的感觉绝不比我的儿子差。

就是那次晚自习之后，我开始反思我对儿子的教育方法了。我沉默了一段时间，虽然对儿子的学习仍然没有放松过问和监督，但不像过去那么凶恶了。孩子上晚自习的情景经常在我的脑海中旋转。是啊，重点高中、重点大学，就那么几所，你也考，我也考，谁考不上就是谁的不幸。孩子们的对手就是他们自己，你追求高分，我追求更高分，竞争到最后，就形成恶性循环。他们很小的时候就被无情地推到了人生的竞技场上了，身体搞坏了，精神搞坏了，性格也搞坏了，甚至可以说，他们的人生也被搞坏了。这是一件多么残酷的事啊！况且，他们死记硬背的那些东西，有很多用不上，还有很多是假东西，甚至是有害的东西。

我在出版社工作的时候，曾经接待过一个作者，外籍中国人曾铭，她有一次对我说，在国外，你跟中学生打招呼，不管男孩女孩，都会很快乐地跟你交流。在中国，你跟一个陌生的中学生打招呼，他就算冲着你笑，笑容里也有戒备和拘谨，就像很有城府的小老头。中国的孩子过早地成熟了，没有童年，不敢大笑，也笑不出来，一个个都是心事重重的。

我相信这种感觉。我们的孩子，很多人已经不会像孩子那样欢笑了，甚至不会淘气了，连撒娇期都缩短了许多。他们的精神压力比他们书包重得多。

我们这样歇斯底里地要求孩子这样那样，有什么道理，还不是把我们的梦想强加给孩子？还不是希望我们做不到的事情由孩子来做？

如果孩子们连童年的快乐都没有了，那他还要所谓美好的前途干什么？比起孩子的快乐，一切都是次要的。回想我看到的那些少年老成的眼神和未老先衰的脸蛋，我突然想，这些孩子真可怜，干脆，让我的儿子退出竞争，给别人多一点机会吧！

这个念头虽然稍纵即逝，但是，还是在我心里划了一道痕迹。尽管中国的高考制度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目前唯一公平竞争的制度，但我仍然对这种应试教育的模式感到不解，干吗要让孩子们死记硬背那么多没有用的东西？孩子们的脑子被死学问和假学问填满了，他们还有想象和创造的空间吗？

后来我写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里面有个游击队司令名叫霍英山，此人一天学也没有上过，目不识丁。部队要学文化，这就给他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他是宁肯到战场跟鬼子拼刺刀也不愿意学文化，因为在他看来，拼刺刀他不一定倒下，而让他学文化他就死定了，所以他对女教员说，天下就那么多文化，你也学我也学，那还不学光了？反正我就这样了，把分给我的那一点文化匀给别人吧。

这个细节，就是那个晚自习给我点燃的灵感。霍英山的逻辑当然是荒唐的，他的意义就在于，虽然他没有文化，但是他智商并不低，他很会打仗，他打仗的水平甚至超过那些有文化的人。当然，我绝不是鼓励大家当文盲，我更不鼓励大家当文化精英。文化精英就那么几个，还是让那些想当精英的人去当吧——这话扯远了。

不久，又发生一件事情。有天晚上，我儿子闪烁其词地说，因为他是从外地转学来的，老师对他有偏见，没有让他当班干部。他妈妈说，明天我去找你们老师，把这瓶法国香水给她。我儿子沉默了一阵子，坚决地说，不要，妈妈你不要把不正之风带到学校去，同学们都不容易，我们应该公平竞争。如果咱们去贿赂，让老师特殊照顾，那对别的孩子就是不公平。

那一瞬间，我发现我的儿子长大了，长大了的儿子是聪明的，也是善良的，比我们这些老谋深算的成年人要纯洁得多。我相信下一代胜过我们这一代。

儿子考大学前夕，我跟儿子说，只要你尽力了，你就是考不上，老子也认了。你不要有任何压力。儿子点点头说，好，我尽力而为。我说，别太累了，顺其自然。考不上大学，我给你买个车子开出租车。

孩子大了，自然知道上进了。那段时间，根本不用督促，他自己就把学习计划如此这般安排好了。因为基础差点，只考上二本，而这也在我们的期望范围内。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和他妈妈备酒祝贺，我对儿子说，一个真正有本事的人，不能以他上什么大学为荣，而是要让你那所大学以你为荣。儿子笑笑，未置可否。在他眼里，我始终都有利欲熏心的嫌疑。

我对我儿子的智商和品质是充满信心的。他很小的时候就喜欢汽车，夏天爷俩坐在马路边的花台上，他目不转睛一辆一辆地观察，把夏利车叫青蛙车。稍微大点，他就开始买汽车杂志。有了电脑，更是废寝忘食地研究。这大约也是他学习成绩始终中游、没能名列前茅的主要原因。只要是关于汽车的知识，他就特别敏感，过目不忘，表现出惊人的记忆力和理解力。他几乎能够把世界上任何汽车公司的背景、轶闻趣事、产品性能，以及各种技术参数、更新换代情况和性价比搞得清清楚楚。有一次我带他去《高地》剧组探班，我向同车的朋友炫耀他的汽车知识，朋友不信，一路上见到陌生品牌的车子就问我儿子，儿子对答如流，举一反三，一百多公里路程，朋友问了他一路，他讲解了一路，没有一个问题难倒他，朋友引以为奇。

儿子大学毕业后决定到英国留学。我对他说，从英国回来，你就去一家汽车公司搞销售得了。我儿子说，那可不行。我研究汽车，只是作为业余爱好，是一种乐趣，我要是把它作为自己的职业，那我还爱好什么呢？

想想，也是。我问儿子，那你打算搞什么职业？儿子神秘一笑说，你别管，只要你不插手，我就会有理想的工作。

我说好，老子过去不勉强你，现在不勉强你，将来还不会勉强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