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晏之死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猫玩耗子,哪有耗子玩猫的道理?然而,你要知道,一个自我感觉过于良好的耗子,反其道而行之,偏要玩玩这只猫,也不是没有可能。
这种结局必然为悲剧的行动,在鼠类世界中,我相信其发生的可能性为零。再笨蛋,再愚蠢,再混账的耗子,除非它存心找死,不会尝试这种以卵击石的自杀式游戏。但在人类世界中,就不一定了。文人,尤其读了太多书的文人,会有干出这等事的悲剧人物。魏晋时期的何晏,就是这样一个曾经将司马懿那只“病猫”逼到墙角的耗子。当然,动笔的,哪有拿枪的厉害,“病猫”再病,也是猫,耗子终于还是被猫收拾了。可是,无论如何,这只耗子让司马懿不得不装病,不得不装可怜,即使这种一袋烟工夫的得占上风,暂时领先,也够中国文人扬眉吐气一回了。
在中国文化史上,何晏是个很有名的人物。
此人精通玄学,擅长诗赋,《三国志·魏书·曹爽传》说他“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他的《论语集解》一书,很是了得,历代《论语》研究者,都不敢忽略的权威著作。这样一位满肚子都是学问的人,其实应该更明智,更清醒,更能识别利害,更能高瞻远瞩才是。但何晏,不知是学问太多,大智若愚,聪明过了头,则傻;还是身为贵裔,养尊处优,百事不省,在生活上成为一个呆子,此公对于世俗环境下的如何做人,对于常规格局下的如何生存,对于外部世界下如何适应的一些最普通、最简单的常识,竟然一窍不通,成了一个不识利害,不知深浅的白痴。
所以,只有这位读了太多的书,写了不少的书的何晏,才敢试一下耗子玩猫的游戏。
你还不要马上就耻笑他,因为,就是他,差一点就将那只病猫拿下。如果结局是他来处置司马懿,而不是司马懿来处置他,魏晋史就是另外一种写法了。因此,我很佩服何晏,因为他作为一个其实是耗子似的中国文人,在玩猫的过程中,曾经成功过,曾经接近过完全成功过,那就很了不起。
专门研究魏晋文人的鲁迅先生,看不上他。所有不正经的人,在正经人的眼里,都很难得好。鲁迅先生极正经,所以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谈到何晏时,不怎么肯定他与司马懿的这一次正面斗法。中国人习惯于以成败论英雄,因为司马懿最后胜了,何晏终于败了,故而着重讲此公的弱点部分。鲁迅说,“何晏的名声很大,位置也很高”。“第一,他喜欢空谈,是空谈的祖先;第二,他喜欢吃药,是吃药的祖师”。鲁迅还说:“其实何晏值得骂的,就是因为他是吃药的发起人。”当然,还包括他的“空谈”,这都是他在历史上所留下来令人诟病的恶名。
一,在中国,自东汉末,到魏,到晋,从豪门望族的达官贵人,到上层社会的文人雅士,可以用“好庄老,尚虚无,崇玄谈,喜颓废”十二字来概括其整体的精神状态。这些老少爷们,经常聚在一起,手里摇着用鹿科动物的麈的尾巴做成的拭子,一边拂尘驱蝇,一边议论风生。有点近似茶馆的摆龙门阵,也有点近似咖啡店的沙龙集会,不能说因他的推动,举国上下,一齐以侃大山聊天度日,但社会精英阶层、文化杰出人士,基本上就以这种玄而又玄,虚之愈虚的交谈,消磨终日,何晏是当之无愧的始作俑者。这中间,上者,探讨学问,针砭时事,中者,品评人物,飞短流长,下者,闲侃无聊,言不及义。于是,便有“清谈误国”这一说。出现这种风气,既有知识分子逃避统治者高压政治的一面,也有无所事事吃饱了撑的一面。而一个社会,都在那里耍嘴皮子,述而不作;一个民族,都在那里坐而论道,乱喷唾沫,绝不是件好事情。由何晏倡起,夏侯玄、王弼等人的助长,这种手执麈尾的清谈,成为中原社会的一种颓废的风雅,一种堕落的时尚。注《资治通鉴》的胡三省,对此深恶痛绝。“迄乎永嘉,流及江左,犹未已也”,可谓流毒深远,影响广泛。
二,在中国,名曰强身,其实自戕,服用“寒食散”的病态嗜好,从魏晋起,盛极一时。鲁迅就认为古人这种食散的恶习,类似清末的吸食鸦片,为祸国殃民之举。而在魏晋年间,食散,是有身份、有地位、有财富、有权势人士的一种标志。寒食散,又名五石散,是由石钟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等五种药物配伍的方剂,因这些矿石类药,虽具有某种健身作用,能够强体轻身,或者,还具有一定的性激素作用,起到房中术的效果。隋代巢元方的《寒食散发候》一书中就说到了这点:“近世尚书何晏,耽声好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然,传以相授。……晏死之后,服者弥繁,于时不辍。”但食后奇热难忍,需要散发,否则有毙命之虞。两晋期间,士人竞相仿效这种纯系自虐的行径,以示时尚,以示潮流,但也无不因药的毒副作用,和强烈的刺激性,造成相当程度的痛苦。然而,不这样也不能显示自己的品位,和所隶属之高贵阶层。因为服药者必须有钱、有势、有闲,才敢玩这种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自己折腾自己的游戏,否则,轻则中毒,重则伤命。这种恶嗜,荼毒之广,为害之深,竟风靡至隋、唐,食散的带头者,还是这个何晏。
你要是对国民性做一点调查研究,就会知道中国人是多么喜欢赶热闹,凑热闹和看热闹了。
如果你的记忆力还好的话,当不会忘掉二十年前,红茶菌大行其道,鹤翔桩遍地开花,神功大法欺世惑人,特异功能招摇撞骗,弄得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笑话奇谈了。如果你的记忆力不那么坏,当还能记得三十年前,持红宝书,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搞大批判,早请示,晚汇报,抓革命,促生产,最高指示,万寿无疆,文攻武卫,造反有理等等绝非一句两句能够说得明白的行为和语汇,是怎样的泛滥成灾过啊!但这些曾经在中华大地上热闹过的事物,确实是使那时的中国人,为之跟头把式,为之连滚带爬,为之起哄架秧子,上行下效,万众一心,集体无意识地涌动着、追逐着,而成全国一片红的大好形势呢!
中国人之容易被蛊惑,容易被煽动,容易盲从发飙,容易上火来劲,遍及各个领域、各个阶层,甚至像文坛这样一块不大的所在,今天是裤裆文学,明天是胸部写作,后天是学术超男,再后天是网络抄手……每一个风起潮生的热点,每一件波澜涌现的事端,都会有追随之粉丝,崇奉之门徒,呐喊叫好;都会有奚落之看客,反对之群众,骂声不绝。总而言之,所有这些风靡一时,轰动一方的大事小情的背后,其实,最初都是一个或一伙领袖式人物,在那里制造这种热闹的兴奋点。
整个社会,整个社会中的人,自觉地、不自觉地循着一股潮流运动。这其中,有极少数的先知先觉分子,在那里制造潮流,引领潮流;有一部分后知后觉分子,在那里追赶潮流,鼓动潮流;而绝大多数不知不觉分子,则不明底细地被裹胁于潮流,不知所以地盲从于潮流。何晏就是这样的一个带引号的“先行者”,将魏晋社会带入“服食”与“空谈”的潮流之中。但是,我认为,一个人,能在历史的潮流中,起到作用,能将绝大多数人都搅得团团转,能在时代的进程中,发挥影响,无论正面,或者负面,都非等闲之辈。司马迁说过一句话,只有非常之人,才能行非常之事,那也就是说,能行非常之事者,必为非常之人。说实在的,你可以不赞成他,你可以看不上他,然而,能让上层社会中的众多人物“清谈”,能让精英阶层的贤达名流“服食”,你就不能不佩服他确实了不起。
一个人,且不论对其评价如何,若是能够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一些或好或坏,或深或浅的印记,任由后人加以评说的话,应该承认总是有他与众不同的才智、能力、禀赋、和天性等等过人之处。倘是资质凡庸一般,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一生行状,无可述及,也就难以卓尔不群,在史册上留下一个名字了。所以因为中国历史,向来都是由皇上指定的那些正统的,主流的文人学士来撰写,所以,离经叛道的何晏,成为一个不被看好的人物,也就可想而知了。
何晏,字平叔,南阳宛人。祖父何进(也有一说是何进之弟何苗),就是引西凉军阀董卓到洛阳除宦官不成,结果自己把命送掉的国舅大人,依赖妹妹为汉灵帝皇后的裙带关系,而顿时满身朱紫起来。汉重门第,魏重流品,何进虽为大将军,很被当时的名门望族所鄙视,而不大受人们尊敬。正如巴尔扎克所言,若不经过三代的教化,成不了真正的贵族。到了何晏这一代,果然就很出息了。这位何家的后裔,不但“少有异才,善读《易》《老》”(据《魏氏春秋》),以才秀知名,而且还是一位在各类史书上都盛赞的美男子。看来,何家的遗传基因,到了这一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异。尤其,他皮肤白皙,俨若施粉,连魏明帝曹睿都测验过他。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就绘声绘色地描写过的。“何平叔美容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虽然吃下刚出锅的汤饼,满脸流汗,结果证明何晏面不敷粉自白,容不施洗自净。所以,曹操的小女儿金乡公主,看上了这位帅哥,嫁他为妻,从此成了最高统治者的养子兼乘龙快婿。
“太祖(曹操)为司空时,纳晏母并收养晏,见宠如公子。晏无所顾忌,服饰拟于太子,故文帝(曹丕)特憎之,每不呼其姓字,尝谓之为‘假子’。晏尚主,又好色,故黄初时无所事任。及明帝(曹睿)立,颇为冗官。”(据《三国志》引《魏略》)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说到何晏:“至于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那真相现在可很难知道,很难调查。因为他是曹氏一派的人,司马氏很讨厌他,所以他们的记载对何晏大不满。”其实,司马懿将他视为“曹氏一派”,只是看到他作为曹操养子,又娶了公主,这样早年间的表层现象,并不符合他后来的不得志的处境和被排斥的状态。曹操活着,他是有倚仗的,曹操死后,后台没了,失去保护伞的他,自然先要受到曹操继承人曹丕的压制,曹丕死了,后又受到曹丕继承人曹睿的冷遇。何晏在这样长时期的雪藏日子里,我们能够理解这样一个才华人品无不出众的何晏,倘非自怨自艾的沉沦嗟叹,便是自暴自弃的莫名躁罔,而要通过食散,做出怪行止引人注意,通过空谈,发表怪言论令人惊诧,也是一种作为和手段了。
于是,直到239年齐王(曹芳)登基,曹爽亲政以前,近五十年间,晏始终处于抑郁压迫的精神极端失落的空虚之中。由于总不获重视,不被青睐,便形成了悖谬逆反的心理。加之他自以为卓识,有如椽之笔,有坟典之学;自以为高明,有治国之能,有王佐之才。然而,珠玉在前,而市人不识货,金声玉振,而大众不响应,因此,他的沉湎于清谈、醉心于食药,这种与中国文化正统,主流儒学,相忤相逆的思潮,都和他所处的压抑的环境,郁闷的心态,不得施展的遗憾,长期摒弃的孤独,不无关系。所以将他定性为“曹氏一派”,其实,并非完全如此。
不过,何晏与曹氏政权的矛盾,说下大天来,是一家人的矛盾,而何晏与司马懿的矛盾,则是水火不容的,有你无我,有我无你的敌对关系。在他看来,若是司马懿篡曹成功,曹氏政权终结之时,自然也是他何晏完蛋之日。为了这个他不一定热爱,但血脉相通的政权,虽然知道司马懿为猫,知道自己为鼠的何晏,但摊牌是迟早要来的事。何晏能不密切关注到这样的前景吗?
曹操临终时,司马懿和曹洪、陈群、贾诩在场受命,当时他排位最后。曹丕临终时,他曹真、陈群、曹休在场受命,这时位排第三。曹睿临终时,他和曹爽、刘放、孙资在场受命,他已位排首位。何晏不傻,在中国这种最具危险性的继承接班的政治游戏中,他能历仕三朝,作为帝王临死的顾命大臣,一次比一次靠前,这个触目惊心的位置变化,他已臻于极致,下一步,除了弑君夺位,除了废主自立,除了强迫禅让,还有其他选择吗?这就使得何晏非做“曹氏一派”,而进行这场鼠猫之战了。
时机突然变得对何晏有利起来。239年,曹真之子曹爽,受命执政。我们看到,何晏这只胸怀大志的耗子,一直在等着这一天。因为与司马懿较量,其实就是一场权力的角斗。而谁的权力大,谁就能在这场宫廷斗争中稳操胜券。曹爽和何晏,按北京话说,两人可谓“发小”,几乎是从小一起玩大的。何晏没想到他的朋友,沾了老子的光,突然抖了起来。《三国志·魏书》:“(明)帝寝疾,乃引爽入卧内,拜大将军,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与太尉司马宣王并受遗诏辅少主。明帝崩,齐王即位,加爽侍中,改封武安侯,邑万二千户,赐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
何晏跟他原是莫逆之交,哥们发迹以后,自然弟兄们也跟着封官拜爵,满身朱紫。曹爽虽是草包,一朝得意,倒也没忘了这位浮浪子弟,自然也就破格拔擢,视为智囊,十分倚重。别看何晏是个文人,“最是无能一书生”,按说他不是官场老手,其实,这也并非绝对如此,当他手中握有权力时,他也相当政治,而且在玩政治手腕时,恐怕连老奸巨猾的司马懿,也对他刮目相看。他最厉害的一手,就是说服他哥们曹爽,将司马懿架空起来,疏隔起来,尊之弥高,而剥其实权。“初,爽以宣王年德并高,恒父事之,不敢专行。及晏等进用,咸共推戴,说爽以权重不宜委之于人,乃以晏、飏、谧为尚书,晏典选举……诸事希复由宣王,宣王遂称疾避爽,晏等专政。”从这一刻起,司马懿将其视为“曹氏一派”,就是准确的描写了。在文帝、明帝当政期间,坐冷板凳的他,对“曹氏”的怨恨要大于“司马氏”,现在,曹爽是他的哥们,当然要捍卫他哥们的政权,想一切办法将司马懿除掉而后才能心安了。
司马懿眼看着这不过是一只老鼠的何晏,因为背后有曹爽撑腰,竟后能够发出老虎般咆哮的声音。
这只猫不得不先行退让,他未必扑不死这只耗子,但猫老了成精,也担心一下子两下子整不死这只耗子,反而激化矛盾,做出更强的反制措施。因为他也看出来了,“爽恒猜防焉,礼貌虽存,而诸所兴造,皆不复由宣王。宣王力不能争,且惧其祸,故避之。”
在《三国志》注引《魏末传》中,更有一段司马懿装疯卖傻,不堪入目的表演,竟然得以麻痹曹爽、何晏等人,相信这只老猫已经病得不轻,而无须戒备。“九年冬,李胜出为荆州刺史。”“爽等令胜辞宣王,并伺察焉。”“宣王称疾困笃,示以羸形。”“宣王令两婢侍边,持衣,衣落;复上指口,言渴求饮,婢进粥,宣王持杯饮粥,弱皆流出沾胸。”李胜是要当荆州刺史,司马懿故意听成并州刺史:“年老沈疾,死在旦夕。君当屈并州,并州近胡,好善为之。”“错乱其辞,状如荒语。”
其实,司马懿不是上好演员,戏做得太过,就显得假。然而,这等拙劣的演技,把草包曹爽唬住,也许说得过去,把何晏也唬得一愣一愣,有点说不过去。
问题在于知识分子最容易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高估自己,低估对手,第二个错误,就是既看不到别人的强项,也看不到个人的软弱之处,第三个错误,随之而来的就是自负,自大,自信,自以为是。跟着,第四个错误,必然就是头脑膨胀,发烧发热,不知天高地厚,不知东西南北。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当何晏红了起来,抖了起来,他也就失去最起码的清醒,他是一只老鼠,绝非一只老虎。虽然,他的“发小”曹爽,委他以重任,主选举,管人事,掌握朝廷大员的任命起用,罢免除职的生杀大权,一手遮天,说谁行,谁就行,说谁不行,行也不行。一时间,朝廷上下,洛阳内外,无不趋仰于他,那些日子里,他还真是虎虎有生气,威威令人畏。《资治通鉴》载他得意那刻目空一切的神态:“何晏等方用事,自以为一时才杰,人莫能及。晏尝为名士品目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才”,夏侯泰初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盖欲以神诸己也。”他认为:夏侯玄深识远鉴,所以能精通天下的才智,司马师虑周谋全,所以能把握天下的大势。至于不用费力而飞快向前,不用行动就达到目的,能够出神入化者,我听说过这样的形容,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物。他之引用《易·大传》里这三句话,前两句比喻重量级的夏侯玄和司马师,后一句的用意非常清楚,就是突出他自己。其实,他何晏终究是一只有后台的耗子罢了。在政治上,比不上夏侯玄的雄厚资本,在权势上,比不上司马师坚强实力,何晏只有在文化领域里,倚仗其才智,施展其口辩,驰骋一时之雄了。可他,看不到自己一无兵马,二无地盘,三无本钱,四无信众,不但认为自己胜于夏侯玄,超过司马师,连称疾家居的司马懿,那只病猫也不放在眼里。
时为尚书的他,有了位望,有了权柄,自然更是门庭若市,谈客盈坐,成为当时朝野清谈的一位精神领袖。“晏能清言,而当时权势,天下谈士,多宗尚之。”“与夏侯玄、荀粲及山阳王弼之徒,竞为清谈,祖尚虚无,谓《六经》为圣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争慕效之,遂成风流,不可复制焉。”更有一群声气相投的诸如邓飏、丁谧、毕轨、李胜之流,相鼓吹,共煽惑,满嘴空话,信口雌黄,虚无缥缈,大言不惭。这些人,视放荡为通达,以信守为顽固,能苟安为高尚,性刚正为欺世;脚踏实地为庸俗,荒诞浮夸为超脱,循规蹈矩为无能,淫佚腐朽为飘逸。然后,就在社会上产生出一批所谓的名士,或过度饮酒,终月不醒,或装痴作狂,全无心肝,或赤身裸体,满街横卧,或长啸狂歌,凡人不理……当时,做名士,是一种潮流,而名士,若无怪行异举,奇谈怪论,也名不起来,于是,在名士们竞相比赛地放浪形骸之下,社会风气也日益地随之败坏。
“是时,何晏以才辩显于贵戚之间,邓飏好交通,合徒党,鬻声名于闾阎。”尤其曹爽当政后,用他们的计谋,将司马懿削职虚权靠边站后,更加有恃无恐。何晏也由此飞黄腾达,被“用为中书,主选举,宿旧多得济拔”。有了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撑腰者,便越发地恣意妄为起来。于是,他在政治绞肉机里愈陷愈深,而不能自拔。“晏等依势用事,附会者升进,违忤者罢退,内外望风,莫敢忤旨。”“分割洛阳,野王典农部桑田数百顷,及坏汤沐地以为产业,承势窃取官物,因缘求欲州郡。”“晏等与廷尉卢毓素有不平,因毓吏微过,深文致毓法,使主者先收毓印绶,然后奏闻,其作威如此。”为非作歹,横行不法,以至于有人向曹爽的弟弟建议:“何平叔外静而内躁,不念务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将远而朝政废矣!”(以上引文均见《资治通鉴》和《三国志》)
249年的高平陵事件,其实是司马懿发动的一次政变。本是一匹驽马的曹爽,加之围绕他身边的狡诈奸宄,不成气候的高层子弟如何晏,浮薄文人如丁谧,小人得志如邓飏,走狗跟包如毕轨、李胜之流,哪敌得住老谋深算的司马懿,结果一个个被收狱处死,严惩不贷,最高权力的争夺,总是伴随着刀光剑影,腥风血雨的。耗子玩猫,败局是必然的,更何况这些不成气候之辈。第一,曹爽本人是个没有多大能量的草包,第二,何晏是个聪明但无深远韬略的文人,第三,荀粲、王弼乃夸夸其谈有余、成事不足之徒,第四,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更是不成气候的小人。这些耗子统统加在一起,也不是司马懿这只老猫的对手。这位既足智,又多谋,既能忍,又善变,既残忍,又血腥,既除恶务尽,又斩草除根的司马宣王,他所以装病,他所以退让,一是怕急则生变,二是要等待时机。
司马懿真是厉害,在砍何晏头前,还有兴致跟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居然让战战兢兢、大难临头的何晏,主持审理这桩大案要案。难道他会糊涂到看不出自己的下场吗?司马懿会给他好果子吃吗?但知识分子的习性,最容易患得患失,于是他机会主义地以为网开一面,便马前鞍后,屁颠屁颠地积极行动起来。为了立功赎罪,对他昔日友好,旧时同僚,相契知己,至亲挚朋,加以刑讯逼供,穷追猛查不放,无所不用其极,以此来讨司马懿的好,幻想得到宽恕。到这个时候的何晏,风流倜傥全无,言辩文采不存,连悲剧意味也统统失去,而成了一个丑角。
古往今来的“士”,也就是知识分子,有多少人在与统治者的周旋中而败北呀!文学家玩政治,和政治家玩文学,是不一样的,政治家玩不好文学,可以不玩,而且哪怕玩得极不成样子,你文学家还不得鼓掌叫好?文学家玩不好政治,后果就十分严重了。何晏的悲剧就在于他近五十年坐冷板凳,倒获得相对的放浪形骸的自由。因此在这半个世纪的赋闲生活里,著述甚丰,失之桑榆,收之东隅,不也颇有斩获乎?何晏传世有《景福殿赋》一篇,与东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齐名。另有《论语集解》十卷,是研究《论语》的重要著作。《道德论》二卷,应该是他积清谈大成的得意之作,现只存有部分佚文。据《世说新语》称:“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弼),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所以,冷落,寂寞,没有掌声和鲜花,对作家来说,未必是坏事。
其实,尽管何晏颓废荒唐,言行不轨,生性放荡,恃才狂傲,在239年以前,自儿时就憎恶他的曹丕,为帝王之尊时,也没有动他一根毫毛,任其自便。后来,曹睿继位,这位皇帝也十分讨厌他的浮华,对他“急于富贵,趋时附势”表示嫌恶,但也不曾采取什么钳制措施,顶多就是“抑而不用”罢了。这说明知识分子表现欲的泛滥,有时候,正如孔雀那华丽的羽毛一样,虽然能成为致祸之由,但是,倘不对统治者构成什么威胁,不造成政权安全的危机,也许睁一眼,闭一眼;如果超过帝王所能承受的界限,恐怕就不会泱泱大度了。
当何晏追随曹爽,卷入朝中权力斗争后,与心毒手辣的司马懿来一回耗子玩猫的游戏,而且竟逼得那只老猫不得不演出苦肉计。初初,一朝得志,忘乎所以的他,竟以为自己是猫,对手为鼠,他哪里知道,高平陵事件发生之后,他才知道自己终究是只耗子,当司马懿一度缩回去的猫爪子,又伸出来紧紧攫住他的时候,才感觉到离他生命途程的尽头,已经倒数计时了。
案子审判告一段落,何晏将判决书呈上去,一方面请司马懿定夺,一方面冀图恩典。谁知司马懿翻阅了他所拟的大开杀戒的报告,然后,竖起大指和食指,作八状,示意给他看。
什么意思?何晏何等精明,分明司马懿是要将曹爽的八个追从者满门抄斩,这其中,他是八个中的一个。何晏装糊涂,一个一个地数,将丁谧、邓飏等七个要处决的案犯,数完以后,司马懿一个劲摇头,说还不够。
何晏看那张杀气腾腾的脸,知道装孙子也不行了。低声试探地问:“难道还包括我?”
司马懿颔首点头道:“这就对了!”
于是,当场逮捕何晏,一并斩首灭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