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2年（东汉建安七年），袁、曹官渡大战结束后，陈琳就换了老板。

说来有点扫兴，中国文人，不论过去，也不论后来，不论巨匠，也不论末流，总得有人管饭才是。文章写得好坏，是无所谓的，老板好坏，却是十分关紧的事。陈琳比较走运，当初袁绍待他不薄，视为多年知友，随后曹操待他更厚，居然没有要他脑袋。因有不杀之恩，故而到曹营后，忠心耿耿，为新老板服务，直到218年（建安二十二年），许都的一场瘟疫，要了他的命为止。

尽管如此，这个来自江东广陵郡的陈琳，还是不习惯，不喜欢北方，尤其看不大上北方的同行。

陈琳有资格、有本钱不把北方同行放在眼中，因为即使按曹丕“七子”的排位，他的名次只是在孔融之后；按曹植“六子”的排位，他的名次也不过在王粲之后。因此，此公之高自标置，佼佼铮铮，是毫无疑问的。

要知道，在自以为上国大邦的北方文人来看，陈琳这个南人，挤进这支队伍中来，终究属于异数，不免有点排斥心理。倘不是货真价实，真正够水平，真正有才华，曹氏兄弟不会这样抬举，他俩的老子也不会如此高看的。由此来看，古人大概不太会玩心眼，真的就是真的，假的也不好意思说成真的。陈琳能在文化底蕴深厚、历史传统悠久的北方文坛站稳脚跟，到底是靠自己的作品说话。非会吹、会唬、会骗、会买空卖空的当代文人，凭一张嘴混迹江湖，还能神气活现。最滑稽的，现在所谓的那些名家、名作，到底有多少读者在读？到底有多少群众在关心？应该承认，与陈琳那个时代最大的不同，当下文坛，基本上是一个自拉自唱，自娱自乐的俱乐部。

所以，文坛成为十分热闹的所在，文人成为相当活跃的行当，只是小圈子的现象。有人在街头的报摊做过调查，因为那里摆放着一些文学杂志，话题就从这里谈起，“你买过这类刊物吗？”摇头。“你读过，或者翻过这类刊物吗？”还是摇头。所以，这个坛，这些人，一是作家本人造势，为了热闹而热闹，一是评论家的友情出演，为了活跃而活跃。这其中，难免会有猫腻，会有假象，会有花头精，会有障眼术。所以，列位看官，当下的排行榜，当下的发行量，当下的点击率，当下的好评如潮，齐声喝彩，那都是鬼画符，基本上是信不得的。

汉灵帝在位期间，陈琳就从南方来到北方打拼了。他的第一位老板，为大将军何进。对他颇为信任，参与机要，总理府事，秩一千石，职位不低。那时曹操尚未发迹，先在洛阳为北部尉，后调顿丘为令，都是级别较低的地方官。他到大将军府来办事，碰上主簿陈琳，恐怕是得要打立正的。当时，小人暴贵的何进，加上草包一个的袁绍，两人密谋，打算引西凉军阀董卓来首都尽诛宦官。陈琳戒劝：二位，此事千万行不得！谁知这二位加上更为草包的袁术，只当耳旁风。结果，事未成，谋先泄，何进被杀，袁绍逃回冀州。陈琳见事不好，也至该地避难。那时无稿费这一说，总得有人给碗饭吃，遂入袁绍幕，为长吏，“使典文章”。最后，十八路诸侯厮杀下来，只剩下袁、曹两大军事集团，针锋相对。遂爆发官渡之战，曹操以少胜多，袁绍败如山倒，陈琳也成了曹军的俘虏。

袁绍讨曹时，让陈琳写过一篇檄文。吃人饭，给人干，端谁碗，归谁管，这就是文人无可奈何的命。但陈琳确实是文章高手，这篇《移豫州檄》与唐代骆宾王的《讨武曌檄》，堪称中国大字报的老祖宗。

骆宾王（婺州义乌人），公元684年，徐敬业起兵讨武则天，军中书檄，皆出其手。兵败被杀，一说逃亡后落发为僧。据说武则天看到他的《讨武曌檄》后，还发出过“宰相安得失此人”的遗憾，这与陈琳被曹操捉到后的遭遇，颇为类似。而南人处在众多北人之中的孤独感，与王勃（绛州）、杨炯（华阴）、卢照邻（范阳），同为“初唐四杰”的骆宾王，与孔融（曲阜）、王粲（邹平）、刘桢（宁阳）、徐干（潍坊）、阮瑀（开封）、应瑒（汝南），同为“建安七子”的陈琳，基本上也差不太多。虽然，“四杰”也好，“七子”也好，都是文学史的一厢情愿，并不意味当时他们之间，有过什么同声共气的交流，有过什么互相切磋的交往。但可想而知，地域的隔膜，籍贯的歧见，对身在这种纷扰之中的当事人，体会自是格外深刻的。

陈琳将曹操骂得狗血喷头，不在话下，还将他祖宗三代批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这种捅马蜂窝的行径，自然难逃秋后算账。何况第一，曹操绝对是一个宁我负人，而人不我负的小人；第二，曹操绝对是一个杀人不眨眼，斩草必除根的屠夫。现在成为曹操的阶下囚，大家也认为陈琳前脚跨进阴曹地府，生命开始倒计时了。曹操亲自审问他，你骂我可以，干吗拐带上我的先人？陈琳倒也坦白，文人算什么，不过工具罢了，如同一支箭，扳弓弦的手，才是老板。“矢在弦上，不得不发耳”。曹操一听笑了，竟然无罪释放。死里逃生的陈琳，摸摸脑袋还在脖子上，不禁想，也许打了胜仗，主公心情不错；也许当年他到大将军府办事，对他挺客气；其实，关键在于曹操也是文人，而且是个识货的文人。他不相信评论家的狗屁吹捧，报刊上的红包文章，而相信自己的判断。觉得这是支好箭，就把陈琳留在相府使用。

直到公元204年（东汉建安九年）曹操攻克邺城，这个在政治上，在文学上，两手都硬的强者，为了营造出来“主流在我，四方归心”的格局，以他两个才分很高，文章极佳的儿子曹丕和曹植为辅佐，再加上陈琳与孔融、王粲、蔡琰之流唱和助兴，形成一个“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邺下文人集团，迎来了建安文学的高潮。这就是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所说的“自献帝播迁，文学转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的大环境，以及才俊齐集都下，斯文鼎盛；冠盖雅爱辞章，翰墨飞扬的繁荣景象了。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新时期文学的应运而生，基本相似。

“建安七子”与稍后一点的“竹林七贤”的不同，至少从《水经注》的“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从《世说新语》的“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来看，我们可以想象阮籍（陈留）、嵇康（谯郡）、山涛（怀庆）、王戎（临沂）、刘伶（沛县）、阮咸（陈留）、向秀（怀庆）这七位酒友，断不了竹林小聚，来一次PICNIC，少不了当垆豪饮，开一回PARTY，是一个在精神上相容相通，在思想上同声共气的组合体。而所谓的“建安七子”，与所谓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作家群体，不过是文学史的一种说法而已。陈琳和那几位名流，既没同一张桌子上吃饭、打麻将，也没同一条板凳上开会、听报告；甚至不来往，不见面，或许还不相识，也有可能。因为，陈琳是南人，其他几位均为北人，存有南北之界隔，就不如都为北人的“竹林七贤”那样融洽相得了。

中国人好拉郎配，从司马迁作《史记》，将韩非与老子同传，生拉硬拽，为始作俑者，贻笑后人。但这种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懒汉做法，人多效之，诸如“建安七子”，诸如“三曹”，甚至如今热衷说道的什么“陕军东征”“湘军北上”等等，都是治史者和评论家的权宜捏合。实际上，这些文人并不愿意与参差不齐的同行，同坐一条板凳上，排排坐吃果果。我们从陈琳给他同乡张纮的信，看出他的内心世界，压根儿没把那几位北方文人放在眼里。此信见于《三国志·吴志·张纮传》的裴松之注引《吴书》：“（张）纮见柟榴枕，爱其文，为作赋。陈琳在北见之，以示人曰：‘此吾乡里张子纲所作也。’后纮见陈琳作《武库赋》《应机论》，与琳书深叹美之。琳答曰：‘自仆在河北，与天下隔，此间率少于文章，易为雄伯，故使仆受此过差之谭，非其实也。今景兴在此，足下与子布在彼，所谓小巫见大巫，神气尽矣。’”

我不了解汉代的邮政驿传系统如何运作，但张纮在建安七年前寄出来的这封信，居然在建安九年后送到收信人陈琳手中，让我惊叹古人的认真负责精神。一封信路上走了三年，效率是低了一点，可此信经过的苏、皖、鲁、冀，正是曹操、袁绍、吕布、袁术、刘关张打得难解难分之际。所以，陈琳看到信中，张纮盛赞他的《武库赋》和《应机论》二文，不觉莞尔。那还是他几年前在袁绍幕下为长吏时，小试牛刀之作，想不到传到南方，得到老友兼老乡，兼领袖江东文坛的张纮肯定，自然心旷神怡，喜上眉梢。遂回复了一封信，顺便将当时许都的文学圈子，臭了一顿。

喜欢听捧场的话，顺耳的话，这是文人的通病。张纮“叹美”两句，陈琳便情不自禁了。从这封回张纮的信，看到陈琳的活思想。“所谓小巫见大巫，神气尽矣”，不过虚晃一招，“此间率少于文章，易为雄伯”，才是他的真实。这位自视甚高的南人，认为北人写不出像样的文字，他才得以“雄伯”。“伯”者何？“霸”也。敢称自己为“霸”，他的得意，他的拿大，他的傲慢，他的藐视，也就不言而喻了。

我总觉得，那几位北方大爷，会承认自己是二流作家、三流作家似的软鸡蛋吗？会对这位写过讨曹檄文名重一时的陈琳，中国大字报的鼻祖，多么高看，多么抬爱吗？怕也未必见得。

鲁迅在《花边文学》的《北人与南人》一文中说过，“北人的卑视南人，已经是一个传统。”何况《移豫州檄》，这篇特别政治化了的作品，其政治意义必大于审美价值，其文学生命力必因其政治工具性而大大降低，这是千古不灭的文学定律呀。因此，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会上不说，会下乱说，并非今日文坛的众生相，古人也难能免俗。弄得南人的陈琳，在这伙北方同行中间，不那么自在，不那么心情舒畅的，从而有一点负气，有一点不买账，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祢衡被刘表安排到了江夏黄祖那里，黄祖问他：“君谓在许都有何人物？”祢衡回答说：“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除此二人，别无人物。”由此可见在平原祢正平的眼里，根本不会把来自江东广陵郡的陈琳当回事的。而孔文举连曹操也不甚买账，会对一个原为袁绍记室，而今成为曹操从事的陈琳，表现一点点敬意吗？

所以，南人陈琳读到的也是南人张纮的《柟榴枕赋》，马上示人，加以炫耀，而张纮读到陈琳的《武库赋》和《应机论》，叫好不迭，予以张扬。这种文字上的拥抱，除去同乡同里的亲昵，张为扬州人，陈为射阳人，同属广陵郡外，更多是属于当时南人不敌北人的强势，对地域歧视的一种对抗罢了。我估计，邺下文人集团这种南北隔阂，难以谐调的风气，让五官中郎将曹丕，文坛的二把手，也不由得唉声叹气：“以此相服，亦良难矣！”

由此推断，曹丕总结出来“文人相轻”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恐怕也是对眼面前这些谁也不尿谁的文人，有感而发吧？

关于南北的文化比较，一直是学人关注的话题。

《世说新语》：“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南人学问清通简要。”“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顾炎武则认为南北方的学者，各有其病，北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梁启超的看法则是：“北尊实诂，南尚空谈。”“南人明敏多条理，故向著作方面发展；北人朴悫坚卓，故向力行方面发展。”而清人皮锡瑞则认为在文化上南胜于北，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尤可异者，隋平陈而南并于北，而经学乃北反并于南，元平宋则南并于北，经学亦北反并于南。论兵力之强，北常胜南，论学力之盛，南乃胜北。隋、元前后遥遥一辙，是岂优胜劣败之理然欤？抑报复循环之道如是欤？”

南人的这种文化优越感，更是长期处于政治、军事弱势状态下的自我调适。

“文人相轻”，成为痼疾，由来已久。从陈琳与张纮信，“此间率少于文章”的“此间”看，这两个字的含义，所流露出来的地理位置的疏隔，已非这一个文人与另一个文人的相轻，而是这一群文人与另一群文人的相轻。本是一个文人的小我情绪，发展到一群文人的集体心态，遂造成中国文人地图上的南北分野。这种群体性的分庭抗礼，互不相能，大概从《诗经》《楚辞》起，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文人集团，和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的文人集团，便开始出现。嗣后，由于地域区隔，疆界划分，战乱阻隔，外族割裂，两大流域的文人之间，或有形的龃龉，或无形的抵触，或明显的较量，或潜在的角力，便成为中国文学的特殊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