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韩起祥

从榆林北的横山来到了延安,韩起祥就一直在延河桥头说书。那时的延河桥虽然还是一座木桥,冬天里铺架着,夏季长长的日子里却抽了木板放在小学校的土墩上当课桌,但那儿有一片空场子,有一个河神庙,来往的人多,三六九日又逢着集会。

那个早晨,太阳还暖和,韩起祥就坐在庙门口,他穿得臃臃肿肿,小腿上系着竹板儿,睁着一双瞎眼,拨怀里的三弦。手的拨动和腿的闪动配合着,丝竹一齐价响,嘴里却含混不清地发着肉声,像噙着了一颗核桃。韩起祥的声音原本洪亮,吐字也干脆,他的含混是在招惹行人,这如戏开演前的吵台。“铮铮𠳐铮铮,铮铮𠳐铮,铮𠳐铮铮铮铮铮”,节奏愈来愈激越,脚腿有力地踏动,一会儿就尘土飞扬,眉毛胡子都变灰变粗了。一群人遂立定了步看他,有挑担的,有背了筐的,有的赶着羊和驴。羊在主人的胯下温顺安静,驴却掀开厚厚的嘴,在寒气里长声嘶鸣。

韩起祥也仰着脸看着人群,但瞎眼永远看见的是黑暗,他就完全陶醉在自己的音乐里了,眼皮眨得飞快,像鸡要产蛋时的屁眼儿。人们担心的是那鼻尖下吊着的一颗清涕,亮晶晶的,就要掉下去,却到底没有掉,大家就松了一口气。

“瞎子瞎子,你弹得好!”

韩起祥听见了叫好声,仍浸淫在音响里不能出来,腿是不动了,竹板安息,手指头还又拨了一下三弦,铮泠泠将一把豆子撒在盘中了,才收住,便侧了耳朵听瓷碗的响声。韩起祥的耳朵非常灵,从碗的声响里逮听出有人丢进去的是一枚铜子还是一颗小石子,或者是一张面值多少的纸钞。遗憾的是瓷碗里细微的声音是一只苍蝇起飞的响动。

“瞎子,瞎子,”有人又在叫他,“你是真瞎子还是假瞎子?”

“我是说书的。”

在陕北,说书是盲人的专利,明眼人是不能抢残疾人的饭碗的。韩起祥要证明着自己的正统,把眼皮掰开来,红的眼圈里是一颗白的眼珠,他听见有人说:哟,像煮熟的鱼眼!韩起祥就笑了笑,从怀里取出个油乎乎的硬纸本儿,放在了脚前的地上,说:“我是白云山赛书会上的状元。”

白云山有陕北最大的道观,十年前曾有过千人赛书会。

“莫不是那个小书圣?”

“那时候是小,现在老了。”

“小书圣,小书圣,”人们兴奋起来了,“你给我们说一段,说得好了,晌午管你一顿捞饭!”

“要《封神演义》吗?”

“要短一点的,能抓人的!”

韩起祥摸了摸肚子,他的肚子很大,似乎里面全装了书,想了想,就抿了抿嘴,突然如折竹裂帛一般,弦音和板音一齐炸响,他说唱开了:

红洋布袄袄扣门门开

一对对奶奶滚出来

上身身搂定下身身筛

哎哟

好盛的妹妹你解不开

好几双的拳头砸在韩起祥的头上。韩起祥的感觉里那是几双棉花锤儿,而且从“太酸了,你瞎子太酸”的骂声中,分辨出这是五个三十出头的婆姨,两个胖点,两个瘦点,一个牙齿稀得缝儿能藏米粒,爱抖胸摇腿。

“妹妹解不开,你一个瞎子就解得开?你混不上碗饭了!”她们说,“听说你会算卦?!”

“瞎子都能算卦。”韩起祥说。

“那你算算我们五个中谁是寡妇?”婆姨们说,“算准了,你摸摸,这枚铜子就归你,算不准了这个瓷碗我们可要拿去喂猫呀!”

韩起祥说:“让我算算。”手指在掐,耳朵却在动。韩起祥的耳朵高过了眼眉,耳尖像兽耳一样往上耸。“谁是寡妇?寡妇的头上有三根白发哩。”

四个婆姨就扭了头往一个婆姨的头上看,韩起祥立即逮听了四个扭头的声响,他指着了一个婆姨,这婆姨哇地就叫起来。

从此,这寡妇天天来桥头帮韩起祥哄场子,唾了唾沫,把烟叶在腿面上搓成卷儿让他吸,又把两颗铃铛系在他的探路棍儿上。许多许多的人十年前就风闻过白云山赛书会的“小书圣”,但从未见过,跑来让说《三国》,韩起祥连着说了五天,让说酸曲,韩起祥一段一段能说上百个。他们就将馍馍往他怀里塞,提了米酒给他,说:“毛主席是福星,他一来延安,什么样的能人奇人都来了!可惜是瞎子。”寡妇说:“他银盆大脸的!”众人就取笑寡妇,寡妇捡了驴粪蛋掷多嘴的人,偏对韩起祥说:“我家有孔废了的窑,你住去!”韩起祥只是笑着,叫她是大嫂。韩起祥在延安了多半年,没有人撵他,也没有人拿了麻绳威胁着要抢劫,晚上睡在河神庙的泥塑后,巨大的鼾声从庙门缝中传出很远。

又一个落雨天,韩起祥在庙里说《岳飞传》,三弦紧拨,如一锅的炒豆在蹦,他面前的孩子就越坐越近,越坐越近,仰着的脸被飞溅的唾沫全淋湿了。这时候,一匹马嘚嘚嘚地从桥的那头跑过来。孩子还以为三弦在弹,弹出了马蹄声,待到庙里忽然光线暗下来,一个黑影又正好印在塑像上,金河神变成了黑河神,孩子回过头来,一个穿军装的人站在那里。

“汪东兴!”有人说了一声。

汪东兴是毛主席身边的人,听说书的孩子就见过,毛主席走在杨家岭的小路上,汪东兴常提着一把锨在后面厮跟着。毛主席喜欢在空野里大便,汪东兴就先用锨挖个坑,然后将大便埋掉。但韩起祥认不得汪东兴,他的感觉里,庙里是进来了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因为有头有脸的人物脚步沉稳,虽然一路驱马奔来,呼吸仍然舒缓。

汪东兴说:“韩先生,毛主席请你去说书。”

“毛主席?!”韩起祥忽地站起来,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是个要饭的,毛主席请我?”

汪东兴并没有多说话,转身就往庙门外去,韩起祥拿了三弦也就跟着走,走出庙门了,却顺着庙后的一条斜路朝河边去。汪东兴说:“你往哪儿呀?”韩起祥说:“我洗洗脸。”斜路上他走得一步都不差,径直踩上一块石头,掬水洗脸,然后返上来。汪东兴让韩起祥骑到马上,韩起祥不敢。韩起祥不敢骑马,汪东兴也不敢骑了。延安城的街道上,人们看见汪东兴在前边牵着马,韩起祥拿了三弦跟在马的后边,他们已经知道是毛主席请了韩起祥去说书,又羡慕,又嫉妒,嚷嚷道:水坑!水坑!韩起祥不管了水里泥里,只是往前走。

韩起祥一直被领到杨家岭毛主席住的窑洞前,汪东兴让韩起祥在一棵枣树下站定,就去禀告毛主席,毛主席从窑里走出来,两只手在身后边甩,说:“韩先生来了?”让进了窑里坐,韩起祥没有坐,手心已经出了汗。

“你坐嘛。”毛主席说。

韩起祥还是不敢坐。

“立客难待啊!”毛主席说,掏出一支纸烟要吸,但口袋里没装火柴,喊汪东兴把厨房里的火柴拿来,韩起祥说“我这儿有”,从怀里摸出一根火柴,在窑壁上一擦,擦着了,递到毛主席的纸烟前,说:“毛主席你要听个啥?”

“不急,不急。”毛主席说,“东兴,给厨房说一下,韩先生中午在这儿吃饭,吃一碗稀饭。”

韩起祥说:“不,不。”心里却嘀咕:给我管饭,却只吃一碗稀的?

“不能多吃,”毛主席说,“吃得饱了说不成书了,是不是,韩先生?”

毛主席竟然连说书前不能饱饭都知道,韩起祥就不拘束了,坐在了凳子上。毛主席也是坐在他的对面的,一边吸着纸烟一边问他的话。先问他是哪里人,韩起祥说榆林横山的。问眼睛是生来就坏了还是半路坏的,韩起祥说四岁上患了天花,满脸的痘儿,他抓破了痘,毒水钻进眼里,眼就瞎了。问几时开始说书的,韩起祥说六岁。问师傅是谁个?韩起祥说师傅叫高文旺。再问师傅怎么没来延安,韩起祥说师傅死了,师傅在横山遇到过刘志丹,他把红军的标语藏在三弦里,被民团发现枪毙了,他没有救下师傅,但枪毙的那天,有人用馒头要蘸师傅的脑浆吃,他护住了尸首,买棺材埋了师傅,才来延安的。

毛主席咝儿咝儿吸烟,把烟头从窑里扔了出去,说:“你来了延安,你觉得延安怎么样?”

“延安好!”韩起祥说,“陕北十年九不雨的,日怪得很,毛主席来了,延安三天两头的雨,沟沟岔岔都涌扎了庄稼。”

毛主席哈哈笑起来,说:“韩先生,听说你还会算命,你给我毛泽东也算一算?”

“毛主席不用算,这世界一满都是你的。”

“嗨,话不能这么说,世界是人民的,毛泽东是人民的勤务员嘛!”

饭熟了,毛主席吃了两碗,韩起祥吃了一碗,他拿起三弦就要给毛主席说书,他说:“毛主席,我给你说个啥书?”

“随便。”毛主席说。

汪东兴却走过来,抹了抹韩起祥的嘴,嘴角沾着有一粒米。韩起祥就闪电般地眨着瞎眼,开始长声唱起来了:

说一个女子本姓刘

不长个子只长奶头

汪东兴脸色都变了,说:“哎,哎,你怎么说这个?”

毛主席挥了挥手,说:“让韩先生说嘛,韩先生你往下说。”

韩起祥被打断,只好从头又说:

说一个女子本姓刘

不长个子只长奶头

一长二长像拳头

三长四长像葫芦

五长六长像皮球

长呀长呀长大啦

赛过了西安的钟鼓楼

毛主席哈哈地大笑了,说:“韩先生,你去过西安的钟鼓楼?”

韩起祥说:“没。”

毛主席说:“革命成功了,你就到钟鼓楼上说书去!”

毛主席让韩起祥继续说,韩起祥又说了三个段子,但不是酸的就是情歌,说毕了,问:“毛主席爱听说书?”毛主席说:“三弦说书这形式好啊!”韩起祥又问:“我说的这些书是不是旧了?”毛主席说:“是旧了些,你可以编些新书嘛。”韩起祥说:“我不会编新书。”毛主席说:“那我让周扬他们帮你编。”韩起祥说:“周扬是谁?”汪东兴说:“是些文人,他们会找你的。”毛主席就说:“三弦说书延安需要呀,韩先生,你就留在延安,我毛泽东把你养活了,你就多说新书,多带徒弟,韩先生不仅是三弦艺人也要成为三弦战士啊!”

韩起祥从此结束了流浪要饭的生涯,他没有穿灰色的土布军装,但他属于了边区文工队的一员。周扬带了几个作家为他编写新书,却怎么编都不生动,反倒是他们一出新点子,韩起祥很快就以他的话说出一大溜。周扬便说:“韩先生真是个天才,你就看着延安的新生活自个儿编吧。”韩起祥说:“我是个瞎子。”周扬说:“你这瞎子比明眼人还清亮!”韩起祥开始游走于延安城和延安城的周围村镇,遇见什么新鲜事儿随即编说,他真的就能出口成章,惹得一群娃娃和婆姨总跟着他。跟着韩起祥的娃娃、婆姨伙里,那个寡妇是最积极的,除了给他做饭外,总想弹一弹三弦,但这寡妇手笨,怎么弹都是噪音,只好在韩起祥讲他过去恓惶时做忠实的倾听者。她说:“你咋不把你的经历编成书?”韩起祥说:“编我的经历?编出来了算不算新书?”寡妇说:“你到延安是翻身了哇,现身说法怎不是新书?”韩起祥说:“你识字不?”寡妇说:“识不下多少。”韩起祥激动了,伸出了手来握寡妇的手,寡妇塞给他个大萝卜。韩起祥把萝卜吃了,说:“这萝卜水真大!”

韩起祥在寡妇家废弃的土窑里住了半个月,他说一段,寡妇用炭在窑壁上写一段,然后再念给他,他记住了又往下说。寡妇所在的那个村里人都知道韩起祥是住在了寡妇的窑里,叽叽咕咕地就说他们倒厮配,有好多人借故就跑来了,说:“你家有扫帚吗?借我用用。”寡妇将扫帚取了出来,人却并不拿扫帚就跑走了。或者有人立在窑前喊寡妇,寡妇出去问什么事,来人只是笑了说:“韩起祥眼睛不好,可身体好哇!”韩起祥在窑里听见了,没有言语,当天夜里就又回住到了河神庙。

韩起祥最后在河神庙里完成了他最长的新书,起名就叫《翻身记》,能说六个小时。周扬来听他说了《翻身记》,激动得给韩起祥买了一坛子烧酒,那个晚上,韩起祥是喝醉了,拉着周扬的手,说:“你说《翻身记》好,那你要给我办一件事哩!”

周扬说:“啥事?我办不了,还有毛主席哩!”

“门头沟有个婆姨,是个寡妇……”

“噢,这事我也听说了,你让我做媒人呀?”

“不,不,”韩起祥说,“你去门头沟要给那寡妇洗清白哩,我韩起祥没有碰她,我担了个赖名义。你信不信?你要信的!”

周扬把《翻身记》笔录下来,让毛主席过目,又汇报了韩起祥和寡妇的事,毛主席当场批示了要边区的报纸刊登《翻身记》,就说:“那小寡妇你见过?”周扬说:“没见过。”毛主席说:“让韩起祥娶了她,不就清白了嘛?!”

周扬再找韩起祥的时候,韩起祥正在枣园村说他的《翻身记》,黑压压坐了几百伙人。说到经受过的苦,韩起祥没哭,台下的人哭成一片。说到了延安的好光景,台下的人全站起来,踢踏着脚,拍打着屁股上的土,喊:“毛主席万岁!”呼声和尘土轰得树上的鸟儿都飞了。待说书完毕,周扬拉韩起祥到一边,才要祝贺他说书成功,韩起祥却说他把《翻身记》改了一段,要周扬听听改得如何:

早起馍馍晌午糕

晚上捞起切面刀

头道韭菜二分半

冷调猪头捣辣蒜

轿上来马上去

丫鬟伙计听使唤

韩起祥说:“这是财主家的日子,改得行不行?”

周扬说:“改得好!”

穷汉穷汉

揽工受难

早上是钱钱饭

晌午黑豆捣两半

晚上滚水把肠子涮几遍

提上篮篮满山转

苦菜根根噎着咽

韩起祥又说了一段,说:“这是说穷人的。”

周扬说:“改得好!”

这时候了,韩起祥才问周扬:“你寻我有事?”周扬说:“我告诉你,你可以娶了那个寡妇。”韩起祥生气了,说:“你把我韩起祥当什么人了?!”周扬说:“这是毛主席说的。”

但是,韩起祥带着毛主席的指示去找寡妇,寡妇却出事了。寡妇没有经受住村里人的闲言碎语,要求参加了民工队,随部队去了南泥湾。她在南泥湾挖一孔窑时,窑塌了,被土埋在了里面。韩起祥赶到了南泥湾,扑倒在寡妇的坟上不起来。陪他的人说:“你哭一场吧,哭了心里好受些。”韩起祥没有哭,将探路棍插在坟头,风刮着,棍儿上的两颗铜铃撞得叮叮地响。

从南泥湾返回延安的路上,韩起祥病倒在了双合镇。他歇了八天,却听到了镇上一个婆姨闹离婚的故事。这婆姨先是嫁给了人,却爱上了一个参加了革命的后生,经过了千辛万苦,终于成亲。韩起祥一个晚上编了段说书,就沿途直说到了延安:

对面价沟里拔萸蒿

我男人倒叫狼吃了

先吃上身子后吃上脑

倒把我老奶奶的害除了

黑了吃来半夜里埋

投明做一双坐轿鞋

吃菜要吃白菜心

寻汉我要寻上个八路军

回到了延安,城里城外相当多的人家在办婚礼,数天里总能听到噼里啪啦的爆竹响,倒纳闷:怎么连续着都是好日子?清早起来,韩起祥往南街“马记羊肉店”去吃杂碎汤,一支迎亲队吹吹打打地就过来,他往路边闪了闪,才站到门面房的台阶上,就听见有人喊:“韩先生,韩先生!”韩起祥等候来人说话,却听旁边有婆姨说:“你喊韩先生干啥呀?”那人说:“我那三女子也要结婚的,韩先生会掐算,选个吉日。”婆姨说:“他才从南泥湾回来,你不知道他的事吗?”那人噢了一下就不言语了。韩起祥便大声说:“我给你算算,但你得请我吃水盆羊肉!”

在羊肉店里,韩起祥问了生辰年月,一边搬弄着指头在心中默算,一边说:“刚才是谁家结婚?”“油坊老三的儿子。”“老三的儿子不是还小着吗,老三看着别人抱孙子也急啦?”“他儿子这次要去黄河那边的山西去。”“山西去?”韩起祥忙问怎么回事,弄明白了,原来是在延安的部队定期轮换着去各抗日战区,这次山西吕梁山那儿有战事,北边还要攻榆林城,部队上调动的人多,支前队的数量也多,好多人家就都在出发前给孩子办了婚事。韩起祥嘴里噢噢着,说:“这应该,这应该。”仰了脸,把生辰年月又掐算了一遍。

吃毕了饭,韩起祥去了一趟文工队,文工队也酝酿着组织两个小组,准备着去山西和榆林,韩起祥就要求他也要去,队长不同意,说他眼睛不好,韩起祥说:“那我咋从榆林来的?”队长说:“这是随军哩,不是沿途卖艺的。”两人谈不拢,韩起祥便置气走了,走过一条小巷,狗咬得汪汪汪,他走不过去,旁边一户院门哗啦打开,有人就把他拉进院去,说:“这不是韩起祥吗?”韩起祥说:“我是韩起祥。”便听见上房屋里有嘤嘤哭声。韩起祥便问:“咋有人哭呢?”那人说:“是我新过门的儿媳。”韩起祥说:“才过了门小两口就打架啦?”那人说:“不是的。”上房屋里就走出个后生来,说:“我说吃饱了吃饱了你还是让吃,还没上前线哩倒要我吃死呀?!”后生的爹就骂道:“你给我闭嘴,啥子活呀死呀的话!”后生说:“你来闻闻么,出气都是鸡蛋味!”原来新娘子过门了三天,天天三顿煮了鸡蛋让新郎官吃,煮的吃伤了又炒着吃,炒的吃伤了又蘸着辣子蘸着糖让吃,为吃鸡蛋小两口致气捣嘴。韩起祥笑了说:“没人吃了,我肚子还饿着哩!”新媳妇给韩起祥端了一碗,韩起祥用筷子搅搅,一碗开水里一颗荷包蛋。他嘴唇咂得生响,瞬间说吃完了,将碗放在窗台上,开门就出去了。

韩起祥一走,新娘子把门就关了,说:“这样好了,好过了瞎子!”去窗台收拾碗时,却发现开水是没了,荷包蛋还在,院门外的巷子里是韩起祥弹着三弦在唱:

老麻子开花结疙瘩

八路军家的老婆守活寡

你当了八路军我守寡

革命成功了再回家

这段新书词,三天里传遍了延安城。毛主席派汪东兴给韩起祥送来了一篮子鸡蛋。韩起祥说:“毛主席怎么给我送鸡蛋?”

汪东兴说:“你不是没吃上鸡蛋吗?毛主席要你饱饱吃一顿!”

韩起祥说:“这事毛主席都知道了?毛主席还说啥了?”

汪东兴说:“毛主席说你是艺术家!”

韩起祥说:“你不要走,我要请你吃荷包蛋!”

这一顿,煮了二十颗鸡蛋,汪东兴吃了六颗,韩起祥吃了十四颗,说:“果真吃多了就不香了!”夜里肚子鼓得睡不着觉,起来绕着房子跑圈圈。

攻打榆林的部队开拔,韩起祥到底还是跟着去了。战士们很热火他,一休息下来就叫嚷着“来一段!来一段!”但战士们老爱听酸段子,韩起祥先是不说,耐不过死缠硬磨,就让放了哨,不要首长知道,便说开了。到了榆林城外,宣传小组站在行军路边表演节目鼓动士气,韩起祥坐在土峁上,弹着三弦说了一段又一段,战士喊:“编个新的!”韩起祥白花花的瞎眼就激烈地眨动,手指头在三弦上一拨,口里的词随即出来了:

麦叶子黄来竹叶子青

八路军要打榆林城

长枪短枪马拐子枪

胸前还挂个望远镜

一举打下榆林城

一人领一个女学生

师政委骑马刚刚路过,听见了,下了马,把韩起祥叫到一边,骂道:“你是谁?”

“我是韩起祥。”

“知道你是韩起祥!你是来卖艺的吗?”

“我是三弦战士。”

“三弦战士有你这样动员的,共产党闹革命是为人民谋福利的,不是为自己抢老婆!”

韩起祥被剥夺了随军的资格,打发着让他走了。韩起祥坐在山峁上被风吹着,就从破棉袄的窟窿里掏棉絮子擦眼泪,掏一疙瘩擦了,再掏一疙瘩擦了,脚下的酸枣丛上白花花一片。半夜里,韩起祥背着三弦下了山峁,顺着无定河岸滩走,走了十里,又返回十里,他不知道该往哪里去,鸡娃叫着天就亮了。

无定河边是韩起祥的故乡。四岁的时候,娘背着瞎了眼的儿子去投靠舅舅,舅舅不收留,还骂了回妹子全人都难活着你还留这个瞎子干啥?娘背着他在无定河岸上灰塌塌走,天又下了雨,河里起了洪,娘觉得当哥的也骂得对,真不如一死了之,就在雨地里哭了一场,抱着他往河里去,在岸上避雨的苏老泉瞭见了,硬是过来把他们母子救下。这苏老泉认识高文旺,韩起祥才从此跟了高文旺学说书。无定河是韩起祥的救命河,这一回,韩起祥在一个村庄口的麦草垛里睡了一觉醒来,没想到远处竟也传来了一阵三弦声,他走近去,遇见了他的师兄马步云。马步云原本不是瞎子,小时候讨饭让狗咬瘸了一条腿,为了跟高文旺学说书,自己用剪刀剜了自己一只眼,师傅被枪毙后,马步云没有南下,独自在无定河边卖艺。两人见了,抱头痛哭。马步云提议一块去内蒙古。韩起祥说:“内蒙古人稀少,谁个听说书,寻着饿死呀!”马步云说:“咱可以算命么,大前年我带了一包针,换了二十头羊哩。”韩起祥说:“你说天话,一苗针硬换一头羊?”马步云说:“那里人就这么质问我哩,我说,这一苗针细是细,却是用铁棒磨出来的,还不值一头羊?他们就信了。”韩起祥没有去,他说他还是回延安去,而且要马步云一块跟他去延安。马步云说:“师傅闹红哩,闹死了,说书的就是说书的,我不和官府的、当兵的沾!”韩起祥就二次南下去延安。

一路上,韩起祥当然以说书讨吃喝,弹起了三弦,旧书说着说着就冒出新书来,旁边的人问起延安到底怎么样,韩起祥说延安好,问怎么个好法,韩起祥说有吃的有穿的有毛主席。结果,一大批穷人跟着韩起祥投奔了延安。沿途的人都把韩起祥一段书词又编了歌子唱:

千里雷声万里闪

去了延安红了天

牛走大路虎在崖

不到延安你白活来

毛主席听说了,又接见了韩起祥,说:“韩先生,你可是立了功啊!”韩起祥说:“毛主席,我还立什么功呀,不挨骂就好了!”韩起祥知道骂他的那个政委也在场。政委就说:“韩先生,我以前以为你是个木墩墩,原来你还是个金钟!”

韩起祥第二天再给人说书,开场就加说了毛主席怎样说他是三弦战士,是艺术家,又说了打榆林立了大功的政委也向他道歉哩。

我以前把你当木墩墩

原来你是个金钟

今后我这土不再埋你

让金钟升在空中

有光有亮

有响有声

一九四八年,毛主席离开延安去了西柏坡,韩起祥还在延安留着,住的是毛主席住过的窑洞。窑洞外的那棵枣树结了枣,韩起祥一颗一颗都给毛主席留着。但毛主席再没有回延安来,他进了北京,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韩起祥作为边区的革命干部进驻西安,被任命为西北文联的主任。他的眼睛当然还是瞎的,但已穿上了中山装制服,而且还有一双皮鞋。皮鞋的口沿儿很硬,第一天把脚就磨了水泡,他用棉花垫着。韩起祥上到了西安城中的钟鼓楼上,弹三弦说了一段书。他说:“嗨,我真的在钟鼓楼上说书了!”

当上了文联主任,韩起祥就组织西北民间艺人要成立个曲艺团,他打电话到榆林,要求当地政府找着他的师兄马步云,一定得用马让他骑着来西安。一个月没有消息,终于有人给韩起祥捎来一信,信是马步云托人写的,只写着七个字:我有野心去不得。韩起祥说:我这师兄是贱命。

机关的人一上班都说:“韩主任!”韩起祥有些不习惯。共产党的会多,韩起祥在会场坐上一半个钟头了,便说:“歇一会儿吧。”就休会了。干事们说:“来个说书吧!”韩起祥就笑笑地让人去他的办公室拿三弦,仍是在腿上系了竹板儿,一条腿那么踏着打节奏,三弦一响,嘴就张开了。牙齿上沾着一片韭菜叶,秘书过去帮他擦了,说:“主任,咱以后不要随便说书了。”韩起祥说:“为啥?”秘书说:“什么人都起哄着,主任就不像主任了。”韩起祥觉得对,却说:“说了几十年了,不说憋得慌。”秘书说:“那也得看给什么人什么场合说。”秘书又买了一副墨镜给韩起祥戴上。

韩起祥住的是一所小四合院。院子原本的主人是警察局长的小老婆,没收房产时,吊死在窗棂上。韩起祥的三弦挂在墙上,每晚上老听见三弦在响,点上灯了又没有动静,疑惑闹鬼,买了一刀纸在院子烧了,说:“你走!房子是共产党分给我的!”自后方安闲下来。院子里以前铺着花砖,韩起祥改成了菜地。陕北的沟岔里种向日葵的多,菜地里也种了一片,向日葵苗长出一寸高的时候,半夜里他撒热尿,只说为向日葵施肥的,热尿却把嫩苗儿烧死,只长成独独一棵。每天早上,韩起祥在院子里坐,向日葵面朝了东,他就朝东坐着,到了下午,向日葵面朝了西,他就也朝西坐着。脸上总能晒热太阳,脸上的颜色从此是酱红色。

“怎么有些口寡?”韩起祥对秘书说。

秘书上街买了红烧肉,又灌了一坛酒。韩起祥吃喝了,还说:“口里还是寡。”

秘书挠了头,低头咕哝“当了主任就难伺候了!”没好气地把三弦塞给他,韩起祥一弹三弦就唱,尽唱的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旧书。他说:“把他的,口寡着是没说书吗!”

一天,韩起祥害头疼,让秘书给他太阳穴上拔火罐,从陕北来了个也背着三弦的少年,偷声换气地说要见韩起祥。秘书一乐,也是个小瞎子,问你找韩主任什么事?小瞎子说他是说书的,找韩主任在西安寻个工作。秘书说韩主任病了,不会客。韩起祥在屋里说:“谁个?”秘书说:“来了个眼睛不好的。”韩起祥说:“啥人找啥人嘛。”秘书领了小瞎子进了四合院,韩起祥从头到脚摸了一遍,又抓起小瞎子的手,手指头上有茧疙瘩,一股眼泪就噗噜噜流下来,说:“孩子,你跟着我,有你吃的喝的!”小瞎子咚地跪在地上,说:“爹!”韩起祥说:“我不是你爹。”小瞎子说:“师傅!”就磕响头。韩起祥说:“你起来,肚里有几个本?说一段我听听。”

小瞎子弹了三弦,是南路派,嗓音尖锐:

高高山上一泉水

四个女子洗大腿

你也洗我也洗

一个一个好东西

韩起祥摆了摆手,让停下来,说:“这不行,说这些不行。现在解放了,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说这个怎么行?!毛主席要我们做三弦战士,你知道吗?”

小瞎子说:“我不知道。”

秘书要打发小瞎子走,韩起祥拦住了,说小瞎子口齿好,三弦弹得有特点,就招收到曲艺团里,派人教文化编新书吧,并给小瞎子起了个名字叫李建。送走了李建,炊事员给韩起祥端来了熬好的药,韩起祥头却不疼了,说:“啥是好药,做好事是治病的良方,这李建有点像我,将来有出息哩。”

到了来年的三月,韩起祥接到从北京来的通知,要他参加全国文代会。韩起祥因为急剧发福,那件中山装制服穿着箍身,重做了一件。临走时他做了个皮套装三弦,秘书说:“还带三弦吗?”韩起祥说:“我不带三弦,谁能知道我是韩起祥呢?”机关的和曲艺团的人来欢送韩起祥,李建说:“师傅,你去了顿顿把饭吃饱。”韩起祥说:“嗯。”又说:“夜里起来不方便,睡前少喝些水。”韩起祥说:“这我知道。”再说:“到天安门了你带一块砖给我留个纪念。”韩起祥说:“你这才说对了!”

秘书陪同着韩起祥到了北京,韩起祥一定要去天安门城楼,他说这是毛主席新住的地方?要用手齐齐摸一遍。摸了城楼底部每一块石头,还要摸上边,要秘书寻一条绳把他从上边吊着让他摸,秘书四处寻砖头,寻不着,扭头往远处瞅,韩起祥的话没理会,一个警察就跑来,大声呵斥:“不能在此小便!”秘书说:“谁小便呀?!”警察说:“那你在干什么?”秘书说:“我数城楼上的灯笼哩!”警察说:“灯笼不准数!”韩起祥没敢再说寻绳让他吊着摸城楼的事,只说:“我是韩起祥。”警察说:“韩起祥是谁?”把他们赶开了。

文代会开幕的那天,毛主席来接见全体代表。韩起祥被安排坐在后排,他有些生气,想了想,自己是瞎子,坐在后排看不见,坐在前排也是看不见的。但韩起祥还是摘了墨镜,而且站着,盼毛主席能看见他。毛主席果真就看见了,说:“韩先生,韩先生,你往前边来嘛!”工作人员立即将韩起祥扶到前面。毛主席说:“韩先生你好啊!”韩起祥扑通就跪下。毛主席把他搀起,说:“韩先生不要这样嘛!”韩起祥说:“毛主席你是皇上么。”毛主席说:“共产党里没皇上,我毛泽东依然是人民的勤务员啊!”韩起祥说:“毛主席,我想你呀!”毛主席说:“我也想陕北人民啊!韩先生是陕北人,我在陕北十三年,说起来咱们是乡党嘛!乡党见乡党,你能不能来一段说书?”

韩起祥没想到毛主席在这个时候让他说书,他说:“好,好。”却不知说什么书好。韩起祥说:“毛主席,你要听甚?”毛主席提高了声音对大伙说:“大家恐怕还不了解他,韩起祥先生是一个天才的说书艺术家,是位三弦战士,他不识字,却装了一肚子书,又出口成章,欢迎他给大家来一段吧!”掌声哗哗地响起来,韩起祥却呜呜地哭了。毛主席说:“噢,乡党见乡党,两眼泪汪汪呀!”说得韩起祥不好意思又笑起来,把三弦拿出来,在腿上系了竹板,坐在椅子上了,眼睛眨得哗哗颤,不出声。众人又鼓掌,掌声未落,他却唱说起来了:

乡党见乡党

我两眼泪汪汪

我说个婆姨爱尿床

第一天尿湿了红巾被

第二天尿湿了象牙床

第三天尿得满床流

第四天尿成太平洋

乡亲们赶快来撒网

捞得虾米像杆枪

捞得鲤鱼丈二长

就是王八漏了网

跑到台湾当了小皇上

礼堂里静悄悄,韩起祥说到婆姨尿床,大家都面面相觑,看毛主席的脸,毛主席坐在那里听着微微地笑,大家就坐好了,也微微地笑。待韩起祥说到最后,原来在骂逃到台湾的蒋介石,毛主席哈哈笑了,礼堂里就热烈地鼓掌。

韩起祥说完回坐到后排,秘书悄悄拉着他的手让揣自己的脊背,韩起祥揣到的是后背的衣裳都汗透了。韩起祥说:“可惜咱没个照相机。”秘书说:“我把毛主席的话全记着的。”韩起祥说:“毛主席万岁啊!”秘书说:“万万岁!”

毛主席邀请韩起祥在文代会上弹三弦说书,全中国都知道了有个天才的说书艺术家。韩起祥在西安就待不下了,他被调进了北京,定为行政九级的干部。原来的秘书依然回了西安,而北京重新为他配了秘书,是大学毕业生,从小在城里长大,斯斯文文。

韩起祥在很长的时间里怎么也过不惯北京的生活,一是他的陕北口音好多人听不懂,他又不愿意学北京话,用北京话说三弦说书味道就没有了。他在大街上走,偶尔有人说陕北话,他就近前去认识。动物靠气味结群,韩起祥总把新交识的说陕北话的人召在家里,拿出好酒喝。二是北京没有小米饭,没有洋芋叉叉,韩起祥总觉得吃不饱,而且便秘,上厕所难拉得出来。后来上厕所成了大事,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蹲在厕所不出来,秘书在外边问:成功了?韩起祥说:没成功。凡是终于解了手,出了厕所就快乐地喊:成功啦,又成功啦!更让韩起祥难受的是睡不了沙发床,他人胖,翻不了身。夜里秘书一走,他睡在地毯上。待到有一天早上秘书早早通知他去开会,卧室门一推,瞧他睡在地上,秘书害怕了,向上级领导汇报,说:韩起祥闹情绪啦!领导问怎么回事,汇报是绝食倒没绝食,就是不往床上睡。上级领导征询过韩起祥对工作有什么意见,韩起祥回来将秘书骂了一顿,就辞退不要了。再配秘书,韩起祥唯一的条件,一定得是陕西人。组织上考虑来考虑去,从西安又将他原来的秘书调来了。

在曲艺界,韩起祥和侯宝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大凡北京城里有什么大的活动,比如国庆节、共产党的生日、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外国元首来华访问、举办晚会了,他们必然演出。侯宝林会应酬,台上台下潇洒自如。韩起祥不上台没话,总是沉静地坐在一边,他看不见人,免了去和别的人搭讪。许多人看见他了,以为他看不见,也不多和他招呼,但韩起祥能逮听到周围一切说话声,能分辨谁从他面前走过去了。一到台上,韩起祥像个狮子,虽然每次他都在说《翻身记》,一些人几乎都熟悉了其中的词句,但他的激情表现,总是赢得最热烈的掌声。回到家里,韩起祥就把外衣脱了,手在胸上往下挠,又在腿上往上挠,然后在腰里左右挠,秘书说:“累了,你泡个澡?”韩起祥说:“今日怎样?”秘书说:“好!”韩起祥说:“掌声比侯宝林多吧?”秘书说:“多!”韩起祥坐到浴盆了,问:“北京大学没有信吧?”秘书说:“没。”韩起祥说:“你去给李建打电话吧。”秘书知道北京大学聘请了侯宝林当名誉教授,韩起祥有些不畅快,就给李建打电话,问西安的情况,建议西安邀请韩起祥带一批文艺家能去西安办一次活动。

李建已经在西安成为名演员了,又接替了韩起祥原来的职务,十天八天就来一次电话向韩起祥问候。但是,邀请韩起祥回西安办活动的事却一直落实不下来。

这一天,李建又来了电话,韩起祥接了。

“师傅,我想死你啦!”李建说。

“我也是,”韩起祥说,“昨晚上还梦到回了延安,一大伙人,有你,有马步云。”

“真是巧了,我也做了梦,是咱们去高山上一个村子演出,我背了你上坡,整整背了一夜!”

“那不累死了你!”

“师傅,我在报上看了,侯宝林在北大当了教授,怎么没有你,这太不公平了!”

“不说这个!马步云还是没消息吗?”

“我去了一趟榆林见到他了,他还是不愿意来西安,我说我师傅让你写个申请入全国曲艺家协会,他还是没同意。”

“……”

“师傅是仁至义尽了,狗肉不上席面,谁有啥办法?再说,他就是入了会,有了工作,他或许惹事,他只会说酸书。”

“……”

“师傅!师傅!”

“我听着的。”

“月底我想来北京,你看给你带些啥东西?”

“啥都不要带。”

“咋能不带呢,要带的,我准备了小米和红枣。”

李建果然来了北京。李建是个瞎子,但不是实瞎子,他的右眼还蒙蒙眬眬能看见一些。李建来北京说的是看望师傅,汇报省内曲艺工作,更重要的是来北京治眼睛。李建老相信他的眼睛能治好,一直在西安治,没效果,就想着北京的大医院能治。韩起祥说:“眼睛是从小瞎了的,那怎么看得好?”李建说:“都是人,别人五光十色的看着,咱就只看黑的?!”韩起祥说:“眼睛不瞎能说书?你把眼睛治好了,或者就说不成书了!”李建说:“不说书了咱当官么。”韩起祥说:“你先治吧,你治好了,我再治。”

李建在北京跑了几家大医院,大医院对他的瞎眼都没办法。李建坐在天安门广场的路沿上哭了一场,就回去了。

韩起祥没有舍得把小米和红枣吃掉,他让秘书请了汪东兴吃了一次,又让秘书把彭德怀请来。彭德怀一来,韩起祥叫了声:“元帅!”彭德怀把军帽军衣脱了,往床上一坐,说:“今日我不是元帅了,老韩,快把小米红枣饭端来!”吃到兴时,彭德怀要韩起祥弹三弦,韩起祥从墙上取下三弦,三弦上满是尘土,才弹了三下,一根弦嘣地就断了。

“老韩当了官,是长时间不说书了?”

“也是,到了北京,没大型演出活动它就挂在墙上了。”韩起祥有些不好意思,“弦断了有知音,你是我的知音啊!”就握了彭德怀的手,又说:“我不想在北京住了,想回延安去!”

彭德怀说:“你韩起祥现在不是你的韩起祥了,你是人民的艺术家,是国宝了,说要走就能走吗?”

韩起祥说:“再在北京待,我就没有新书说了。”

彭德怀说:“《翻身记》不是很好吗?《翻身记》就是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品呀!”

韩起祥不再说话,两个人就喝酒,喝的是茅台,后来都醉了。临走,韩起祥一定要送彭德怀,说彭德怀醉了,他得扶扶,彭德怀说你眼睛不好还送我呀,一定要扶韩起祥进屋去。两人推推让让,都站在院子里。已是半夜,天上有一片星星,彭德怀说:“老韩,你这院子树少,看的星星却多呀!”韩起祥说:“我看啥都是黑的。”彭德怀知道自己说得有些那个了,拍了拍韩起祥,说:“眼睛瞎着有瞎着的好,眼不见心不乱呀,老韩!”院门外停着车,彭德怀要上车了,韩起祥一再说:“我要不回延安,你得常来看我啊!”彭德怀答应着,让秘书把韩起祥背回了屋,车才开走了。

事后,彭德怀让人给韩起祥送了一坛子湖南老酒,还有七八条活鱼。韩起祥把酒喝了,但韩起祥是陕北人不吃鱼,在院子里修了个小水池,把鱼在里边养着。鱼在水里自由的样子韩起祥看不见,他喜欢听鱼活泼的划水声。

那时候,秘书给韩起祥念报纸,总是“形势大好,越来越好”,韩起祥能感受到的却是政治运动多,确实是越来越多。任何运动一来,必然有文艺宣传活动,韩起祥少不了表演三弦说书。先是“反右”,哗啦啦一片一片的人都成了“右派”,韩起祥出身好,说书只说《翻身记》。韩起祥不是“右派”,但“反右”中表演节目,韩起祥犯愁了,不知该说些什么书。

“你还是说《翻身记》。”秘书说。

“人家要‘反右’的内容,说《翻身记》怎么行?”

“前面加几句开场白不就得了。”

“不说行不行?”

“怕不行,你是三弦战士呀。”

“那你给我加个开场白。”

韩起祥就上台了,他说的《翻身记》,开场是一段新词:

手握三弦上战场

三弦就是机关枪

全国人民齐上阵

打断“右派”狗脊梁

熬过了“反右”时期,紧接着共产党在庐山召开了会议,把彭德怀揪出来了。消息传来,韩起祥两天米茶未进,他觉得这世事怎么也解不了。秘书把一碗面条端给他,调上很旺的辣子,还剥了一疙瘩蒜,说:“你得吃饭呀,身体是自己的,你又不是政治家!”韩起祥说:“你说说,政治是啥?”秘书说:“政治就是把自己的人逐渐提上来,把不是自己的人慢慢弄下去,使拥护我们的人越来越多,反对我们的人越来越少。”韩起祥说:“胡说!”秘书说:“这是毛主席说的。”韩起祥说:“毛主席说的?彭元帅不是毛主席的人?”秘书说:“过去是,或许现在不是了。”韩起祥说:“……我担心又要让我演出哩。”秘书说:“你考虑住不住医院?”韩起祥把面条吃了,又喝了一碗面汤,第三天就住了医院,他说他血压高。

不出所料,文艺演出的通知下来,内容就是反彭德怀的。韩起祥让秘书汇报他住院了,但再次通知书竟送到了医院,他不得不去了。韩起祥决定打申请报告回延安,他是怀里揣着那份报告去参加演出的。韩起祥的节目仍是《翻身记》,他把以前的开场白稍改了一下:

手握三弦上战场

三弦就是机关枪

全国人民齐上阵

打断彭德怀狗脊梁

演出结束的翌日,韩起祥坐车到中宣部大楼外,他没让秘书扶他,一根棍儿敲打着寻着部长,把申请报告交上去。部长以为韩起祥又闹什么情绪了,问他的级别、住房、坐车,韩起祥说:“我不是为这些,就是要回去。”部长说:“你是文艺界树立的一面旗,你要走了,这旗怎么办?”韩起祥说:“文艺界能人多,我算什么?再说,是面旗,我响应毛主席号召,更应该到工农兵基层去。”部长说:“这得研究研究了。”

韩起祥等待研究结果,却泥牛入海,再无消息。心里已做好了回去的准备,韩起祥度日如年,便秘严重起来。秘书陪着韩起祥一早一晚在院子里做气功降火,看到一夜寒冷将水池冻透了,六条鱼凝固着各种姿势被封在冰里。韩起祥赶忙让把冰块拿回家温化。但是,冰化成水了,鱼却再没有活过来,韩起祥不让秘书吃掉这些死鱼,叫嚷着挖个坑埋了。秘书挖好了坑埋鱼时,发现少了一条,才看见那只花猫偷叼了一条在院角的水道口吃,告诉了韩起祥,韩起祥让逮住猫吊着打,骂道:“你瞧着吧,我离开北京时绝不带你!”

韩起祥接连三次又去找部长,他已经不说那些堂而皇之的话,强调他在北京不服水土,每天便秘拉不下来,鼻子又出血,说着就抠鼻子,抠出血痂来。部长缠不过他,说:“韩起祥同志,我还从未见过像你这样的人哩!你要回,可以,但我把话说清,不要回去几天就后悔了,又来寻我把你往北京调!”韩起祥说:“我不后悔。”

韩起祥就回到了延安。他原本要在西安住几天,在宾馆里让秘书给李建拨电话,李建大惊,说:“师傅不在北京啦?他是到文联吗?”韩起祥就坐在电话机边,伸手就把电话按断了,说:“他怕我回来顶了他哩!”就没有在西安待,吃了一顿饭便径直回了延安。

汽车开到关中和陕北高原的宜君梁上,天下了大雨,远近都是白茫茫一片。一只狗冲着车一路狂吠着从土峁上跑下来,就卧在公路当中。韩起祥一直把脸贴在车窗玻璃上往外看,脸压成了一张柿饼,他什么也看不见,但他听见了狗吠声,说:“狗叫哩!”司机说:“一条游狗在前边路上。”韩起祥说:“停车,停车!”车一停下,韩起祥就下了车,端端往前走,竟准确地在离狗一米远的地方站住。狗被雨淋得毛全粘在身上,盯着他,呼哧呼哧喘,他说:“狗子,狗子,你在等候我呀?”狗一下子前爪举起,呜呜地叫。韩起祥弯腰把狗抱起来,泥泥水水地搂了,走到路边,一只手解开了裤带,舒舒服服尿了一泡,说:“我韩起祥回来了!”

韩起祥毕竟是名人了,他回住在延安,行政九级的待遇还在,地方的党政官员逢年过节必要去看望他,给他送了一卡车一卡车的煤,全垒在后院。食盐装了一瓮,菜油装了一瓮。冬季里了,储存的萝卜、白菜、葱、南瓜塞满了一间小屋。韩起祥的住宅成了延安城一个景点,但没有人敢进去。常有人路过就指点说:“知道韩起祥不?”“听说过。”“想见不?”“在哪?”“你从这门缝往里瞧。”趴在门缝往里看,门缝里也同时趴着一只狗,人眼看着狗眼,狗眼看着人眼,人就吓跑了。

延安是革命的圣地,每年有几百万的朝圣者,他们一看见宝塔山就热泪长流,争着抢着抓一把土要带回去。这些人常常在街道上碰见瞎子,瞎子在弹三弦说书,以为是韩起祥,就近去合个影。延安横竖两三条街,又见到无数个瞎子,还是都弹三弦说书,便纳闷了:怎么这多韩起祥?!其实韩起祥已经不在街上说书了。只有北京的省城的什么领导到了延安,地区的官员才派小车来接韩起祥,韩起祥就刮了脸,戴上墨镜,拿着三弦往延安最高档的宾馆来。宾馆里已经早到了延安地区最著名的画家、书法家和歌舞团的女演员,他们见面了,相互说:“你来了?”“来了。”“最近还好?”“好。”便都笑笑,然后等待领导的接见。领导接见肯定要讲话的,说:“你们都是艺术家,我来看望看望大家!一个省长一个县长是可以选出来的,一个艺术家却是几万人中选不出一个啊!”女演员就激动得哭了。女演员容易哭,说上几句话就哽咽,但揉揉鼻子又恢复正常了。地区的官员就开始布置,画家、书法家在一个房间为领导写字画画,而演员们就为领导表演节目。韩起祥声名显赫,他首先演第一个节目,他说的是《翻身记》。

韩起祥每一次被领导们接见回来,心情就烦躁,秘书在院子里为栽种的一片豆角浇水,韩起祥让他放下水桶,去郊区文化馆那儿取一份资料。秘书忙不迭地骑了自行车便去,可一个小时后,韩起祥忽然想起该召开曲艺创作会了,参加的代表名单应该被地区宣传部审查了,就说:“皇甫,你去把名单取回来!”皇甫是秘书的姓,皇甫没回应。韩起祥便喊:“皇甫!皇甫!”正喊着,皇甫推了自行车进院了,说:“啥事?”韩起祥劈头就骂:“你死到哪儿去了,七声八声喊不应?你是工作人员,你不是来我这儿的亲戚!”这样的骂,发生过数次,秘书钻在自己的厦屋里委屈地哭。哭声惊动了韩起祥,又骂:“你浪够了你还哭?!”秘书说:“我哪儿浪了,你让我去郊区文化馆取资料的。”韩起祥说:“我让你去……”蓦地想起确实是自己让秘书去郊区文化馆的,就喃喃地说:“我让去的,我让去的。”用手拍自己脑门。韩起祥回坐到卧室发一阵呆,从柜子里取了一瓶酒,出来了,朝厦屋喊:“皇甫,皇甫,咱爷儿们喝酒!嗨,我把我藏了六年的酒让你喝你还不领情吗?!”

韩起祥有酒量,但韩起祥还是喝醉了。秘书也喝醉了。韩起祥喝酒上脸,从头到脚都红通通的,皇甫却越喝脸越白。韩起祥说:“你现在去杨家岭,听说马步云在那儿,你把他给我叫来!”秘书说:“他再不来,我就把他赶出延安!”韩起祥说:“他就是不认我这个主席,也该认我这个师弟吧,你就说,我要给师傅编一本书哩,让他提供些资料,看他来不来?”秘书就又骑自行车摇摇晃晃去了。

过了半天,秘书回来了。他是在半路上跌了一跤,爬起来,再没有管自行车,意识里似乎觉得自己是骑了自行车的,就双手架着,做推了自行车的姿势,一路竟又返回来。韩起祥则在院中的水池边撒尿,水池上的水龙头哗哗地流水,他对秘书说:“这尿怎么总尿不完呀?!”他们没有再提起马步云的事,都倒在地上呕吐,狗舔着呕吐了的污秽,狗也卧着不动了。

韩起祥越来越沉溺于酒中,秘书都害怕了,为了阻止他多喝,秘书就戒了酒。到了夏天,延河上修建大桥,周围村镇的男劳力全上了工地,城里机关单位也轮流组织职工去参加义务劳动。韩起祥去工地说了几回书,说毕了总要坐在河神庙的旧址上,他说:“酒!”秘书从怀里取了酒瓶,在酒瓶盖里倒满了递给他。他又说:“酒!”秘书又倒了一酒瓶盖。喝了三酒瓶盖,酒是没有了,秘书出门只给他装这么多酒。韩起祥就开始讲他曾经在河神庙的故事,讲得是那样地仔细,甚至啰唆。秘书先还“嗯”着回应他,后来就不吭声了。

“我是不是老了?”韩起祥说。

“你没老。”秘书说。

“我说过去的事你烦了。”韩起祥说,“我真不该记过去的事了。”

“应该的,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是毛主席说的。”

“那你能跟我去一趟南泥湾吗?”

“去南泥湾干啥?”

“我想起那个寡妇了。”

秘书回过头来,看见韩起祥的样子很可怜。

但是,在南泥湾却怎么也寻不到寡妇的坟了。韩起祥硬说那个山梁梁下就是寡妇的坟,秘书瞅来瞅去,除了一棵树外,地上平平的没有土丘。韩起祥说:“树是啥树?”秘书说:“榆树。”韩起祥说:“是不是树干有一个弯儿?”秘书说:“你怎么知道?”韩起祥过去抱住了树,喃喃道:“我只说把探路棍儿插在你坟上,没想它长成这么粗的树了!”就跪下来,要秘书也跪下来。

“你认我是不是师傅?”韩起祥说。

“当然认你是师傅。”秘书说。

“你要认我了,你就先认她,你给她磕个头。”

“这儿不是坟呀。”

“是坟!”韩起祥坚决地说,头就仰起来,对着树又说:“妹子,是你在这儿了,你就让树上落个鸟儿吧!”

果然一只鸟飞了来,就落在树上,但鸟是乌鸦,哇哇哇地聒。秘书磕了一个头,浑身都发冷了。

临走的时候,韩起祥让秘书在树上折了一根枝条,他当作了探路棍。返回走了一夜山路,天亮到了双合镇,韩起祥一定要在镇上说书。双合镇听说韩起祥来了,就议论起陈年往事,上了岁数的人,说:“韩先生,你听我是谁?”韩起祥说:“你是谁?”他们说:“你再听听。”韩起祥就指着一个一个说:“你是不是白元?”“你是曹希娃吧?”“你一定是艾翠翠!”人们就呀呀地叫起来,说韩起祥没有忘他们。那时节,正是收麦天,强壮劳力上了修桥工地,镇子里满是老人和妇女,韩起祥让秘书极快地给他编了一段词,就给大家弹三弦说起来。新编的词儿是今年的麦子大丰收了,山也变得低,河也变得窄,人民公社的社员从山峁上背着麦捆,一边走一边唱道情。书一说完,一个农民就把韩起祥拉到家里去吃油糕,韩起祥一进了窑,突然说:“这是她家过去的窑。”秘书说:“谁?”韩起祥没再言声。在炕头上,农民说:“你给我家娃娃起个名字吧。”韩起祥说:“是男娃是女娃?”农民说:“男娃,生下来八斤重哩!”韩起祥说:“那就叫延红。”农民说:“延红?”韩起祥说:“延安闹红嘛。”农民说:“这名字好,你给娃娃掐掐命。”韩起祥不掐,农民就让韩起祥说一段书,说旧书。韩起祥有些生气,说:“我只会说新书!”农民说:“你说的新书不好听。你说背了麦子上山还唱道情,累得气都喘不出来咋唱道情?”韩起祥憋得脸色通红。

下午,韩起祥亲自要去山峁梁上背麦捆子,果然气喘得走不动,他就骂秘书:“皇甫皇甫你写的狗㞗段子,你是要毁我的名声吗!”

以后,韩起祥又恢复他当年同寡妇一起创作《翻身记》的经验,让秘书先写成初稿,他再根据自己的体会,用自己的话说出,让秘书再记录。大桥建好后,延安城里锣鼓喧天闹腾了三天,韩起祥当然想说歌颂延安新面貌的新书,让秘书领着他桥上桥下走了一圈,又让秘书寻了绳吊了筐,他坐在筐里将整个桥壁摸了一遍。韩起祥就想起当年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前的事,说:“延安是咱自己的,我想怎么摸就怎么摸!”到了桥底的河滩,韩起祥却弹了三弦唱起来:

上一回庙来打一回钟

交一回朋友伤一回心

人人都说我和你有呀

说哩笑哩

但没捏一下手

秘书说:“你唱的是啥?”

韩起祥说:“我唱的是旧曲儿。”

秘书说:“你是老三弦战士了,你可不要再唱旧曲儿!”

韩起祥不吭声,闷了一会儿,却说:“《翻身记》后,我再没像样的新书,我要再弄出一本来,要比《翻身记》还要长、还要好!你瞧瞧旧书这词,你要写不出像旧书这么生动的词,我就辞退你!”

秘书说:“我编不出来,你也编不出来。”

韩起祥说:“你说啥?”

秘书再没敢说话。

新书写了三千五十句,但韩起祥不满意。来年的开春,韩起祥和秘书拿着收录机走遍了陕北十二个县进行采风,直到七月,一头毛驴把他们从佳县送回到延安,毛驴身上驮着两个口袋,口袋里全是录下的民歌、民间传说的磁带盘和秘书的采访笔记。在延河桥上,韩起祥说歇歇,脱了麻鞋换上了皮鞋,说:“领导肯定对我韩起祥有意见了!”秘书说:“咱下乡没花公家一分钱,还有啥意见?”韩起祥说:“咱走了这么长时间,不知北京、省上来过多少人呢。”说罢了,却说:“去!”把麻鞋扔到了桥下。

这一回,韩起祥是估计错了,地区的领导没有怪罪韩起祥,甚至连来看望也没有,因为毛主席在北京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成千上万的外地学生拥进了延安,到处是红旗,到处贴的是毛主席的头像和革命造反的标语。秘书已经整整三天在街上看热闹,半夜里回来,韩起祥在屋里喝酒,说:“你死到哪里去了?后院的煤烧完了,南瓜没了,洋芋没了,床底下存的酒就剩下这一瓶了,你还管不管?!”

秘书说:“造反啦!”

韩起祥说:“造反啦?怎么个造反啦?”

秘书说:“今日地委和行署的领导都游行啦!”

韩起祥愣了半天,说:“我说呢,怎么狗大个人都没到我这儿来?!”

此后的十多天,韩起祥在延安城里到处游走,他没有再带三弦,穿了件宽大的对襟袄,戴着草帽,他用耳朵逮听着街上任何响动,然后再返回家,坐在院墙根的阴凉处。天气很热,院中的树卷了叶,种的韭菜和葱都干枯了,街上腾起的黄土扬过了墙头,落在韩起祥的脸上,汗水又流下来,脸就成了花脸,但韩起祥窝蜷在那里,纹丝不动。秘书在水池边洗了头,在太阳底下站了一会儿,自言自语说:“中午吃啥呀,是揪面片呢还是去买些饸饹?”韩起祥说:“随便。”秘书吓了一跳。

“你没有打盹?”秘书说。

“瞎子眼睛老闭着的,都是打盹啦?!”韩起祥恨恨地说。

“你没打盹了好。”秘书说,“我给你打一盆凉水,擦擦脸。”

韩起祥却把他叫住了,说:“我思谋了,这是个运动,凡是来了运动肯定我得去演出,你这几天多写些新段子,准备着。”

秘书写下了许多小段子,一个段子写成个字条,贴在墙上让韩起祥背诵。韩起祥认为这些词太拗口,但他也想不出更好的词,背诵了一会儿就烦了,说:“不背这些了,谁要叫我演出,我还是说《翻身记》,前面还是那个开场白,以不变应万变。”正说着,街上有了游行,高音喇叭声传过来,韩起祥说:“你记住,别人这一派那一派,这观点那观点,咱什么派都不入,什么观点都不是!”秘书说:“毛主席说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韩起祥说:“咱就不要灵魂啦!”秘书关了院门,又在门扇上贴了字条:院内有狗,小心咬你。

一天,秘书变脸失色地回来,低声说:“不好啦,李建到延安啦!”韩起祥说:“那有什么不好,他还不是来孝敬师傅的?”以前李建来过几次,每次都带烟卷和酒,韩起祥脚上的那双皮鞋也是他买的。秘书说:“李建组织陕北地区的曲艺界人来要打倒你啦,到处都贴了标语,你的名字全倒着写,还打了叉。”韩起祥说:“这不可能,李建要打倒谁也打不到我头上。”

第二天晌午,太阳刚滚下瓦槽,韩起祥在里屋听见院子里的狗叫得很凶,赶出来的时候,几个人站在院墙头上用绳索套住了狗,使劲地扯动两边绳子,狗先还挣扎着,蹄爪抓掉了院墙上的瓦,落在地上摔成粉碎,后来身子蜷起来像一个球,眼球突出,再掉下来,掉下来并没有掉到地上,有两根线牵着,像串着的枣儿。两扇大门被撞开了。

韩起祥被拉上街游斗。延安城出现了最奇特的风景,上百个瞎子全部戴着“造反有理”的红色袖章,每人都有个竹棍儿,竹棍儿前后拉着。这条盲人队伍从延安的几条大街上走过,他们翻着白眼,黑水汗流,高呼:打倒韩起祥!三弦说书要灭亡!

韩起祥最后被关在了延安大戏院里,大戏院里关押了各类的牛鬼蛇神。造反派要韩起祥交代,韩起祥就说《翻身记》,因为他的全部经历都在《翻身记》里。造反派不听这些,扇他嘴巴,韩起祥就喊“毛主席万岁!”没人再敢捂他的嘴。韩起祥实在没有罪恶,李建和那些瞎子们就在他家抄东西,把出席各种会议的证件和墙上所有的奖状全扔到院子烧,说:“他怎么就能有这些?!”

此后的韩起祥没再挨打,但他得陪斗,大凡把某个走资派拉出去游街,他就陪着。押在一辆大卡车上的牛鬼蛇神都战战兢兢,韩起祥一上车就扶着车帮瞌睡。他是瞎子,瞌睡了别人看不出来,只是起鼾声,淌流口水。靠近他身边的走资派用脚悄悄踢他,韩起祥醒过来,又瞌睡了。

韩起祥到底被放了出来,却不能再住在原来的院子,搬移到一间破窑洞里。一天晚上,有人敲门,韩起祥听见了,不敢开,光脚下来伏在门扇里听,门缝里就捅进来个木棍儿。韩起祥用手摸了,摸出木棍头上雕刻着一个盘龙,他说:“师兄!”门一开,跌进来一个三角形白光,马步云倒在白光里。韩起祥拉着马步云到了里屋,说:“师兄你狗日的这个时候才来看我!”马步云说:“我要早见你了现在就见不上你了!”韩起祥说:“要不是师傅的这探路棍儿,我真不敢开门的。”马步云已经老了,脸皱得像个核桃,韩起祥摸着他,眼泪就噗嗒噗嗒地掉。马步云说:“啥我都知道了,你跟了我走,咱到无定河边去,要么到内蒙古。”韩起祥说:“还用针换人家羊呀?”马步云说:“这年月明眼人能饿死,饿不死瞎子,那里山高皇帝远,还能没咱一碗饭吃?”韩起祥说:“我再不说书了。”马步云说:“不说书了咱要饭吗?!”韩起祥说:“真的跟你走?”马步云说:“走!”两人就在这一夜消失了。

北京城里终于宣布急风暴雨式的“文化革命”运动结束了,一切又恢复了原来的秩序,又有北京的重要人物陪同外国元首来延安参观。这些人看过了黄土高原,当然还要看黄土高原上奇特的文化,就问:韩起祥不是在延安吗?让他表演表演三弦说书啊!新一代的地区官员赶忙着人叫韩起祥,才知道韩起祥早不在了延安,至于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于是给整个陕北各县打电话查寻韩起祥。有人在无定河边的杨家庄找到了韩起祥,连夜用小车运回延安,连夜在宾馆给他理发,洗澡,换下了长满虱子的破袄。第二天,韩起祥演出了,他说的还是《翻身记》。

延安的新领导又安排韩起祥回住到原先的院子,原来的秘书仍然做韩起祥的秘书,并且叮咛办公室主任定期去看望韩起祥,及时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办公室主任在墙上贴了接待工作条例。条例写道:

延安是革命圣地,中央首长和省上领导来得多,但凡有重要接待,必须做到:一、准备好工作汇报材料,土地面积,人口,植树造林,羊、牛、驴、猪,数字要准确。工业、农业本年度的增长指标要计算出百分比,越详尽越好。二、提先筹备地方土特产。羊皮要二道毛的,枣要滩枣。人工水晶眼镜、黑陶、玉石手镯,都要制作包装盒。三、五至六名画家、书法家当场写字画画,中午招待一桌饭。四、韩起祥三弦说书。注意,用小车接送。五、歌舞团女演员唱歌,是否办舞会,酌情而定。

韩起祥在这一年被推选为政协全国委员,陕西文艺界同时还有西安城里的李建。进京开会的时候,韩起祥原本带上秘书的,但李建说不用了,他能照顾师傅。会上,安排韩起祥和另外一个人住一个房间,第一个晚上韩起祥的呼噜就吵得那人坚决要调房间。李建就提出他和韩起祥住。晚上了,李建说:“师傅你先睡。”韩起祥说:“革命阵营里只称同志。”李建说:“师傅还记我的仇呀?”韩起祥说:“没仇,运动嘛。”李建说:“那你先睡,你睡下了,我给你擦擦皮鞋。”韩起祥说:“我打呼噜,你先睡了,睡死了,就听不见呼噜声。”李建刚睡着就被呼噜吵醒,蒙了被子还吵,掏出被子里的棉花塞了耳朵,还是吵。李建就坐在床上。韩起祥翻了个身,醒了,他知道李建在坐着,偏又歪了头又呼呼噜噜睡。天亮起身,韩起祥说:“你醒来早?”李建说:“我还没睡哩!”韩起祥说:“是不是我吵了你?”李建说:“我咋不就是一个聋子嘛!”

那时候,是邓小平才出来工作又被打倒了,反右倾翻案风是政协会上主要的议题。会议中有个文艺晚会,又点了名要韩起祥表演三弦说书。早晨通知的韩起祥,晚上就要演出,韩起祥犯了愁,不知该说哪一段书。他的秘书又不在,李建就给他现编:

地富反坏的总头头

就是中国的邓小平

邓小平大坏蛋

全国人民齐批判

……

下午排练,韩起祥说了一次总忘词,李建说:“晚上我在幕后给你传词。”排练毕,《人民日报》的记者采访,问韩起祥说的是不是心里话?韩起祥指了李建说:“你问他!”快步就下楼梯,已经下到一层了,一脚故意踏空,就跌倒了。韩起祥希望能把腿骨摔断,但爬起来后腿是好的,只把脖子歪了。

韩起祥成了歪脖子,他让李建去报告,说晚上演出不成了。组委会的意见是脖子歪了不碍事,演出不能耽误。李建说:实在不行,我替他演,词是我写的,我记得比他熟。回答是:“你不是韩起祥呀,同志!”

晚上,李建躲在幕后准备传词,韩起祥说的却还是《翻身记》,开场的词还是那四句,只是把邓小平的名字加了进去:

手握三弦上战场

三弦就是机关枪

全国人民齐上阵

打断邓小个子狗脊梁

在那些年月里,国家领导人换了几茬,而韩起祥依然是政协的委员,依然又是文艺界的一面旗子。每次政协会上,领导人按惯例要参加文艺界小组的座谈,座谈一毕,领导人起身要走了,便立即有人前去敬献哈达呀、小花帽呀、披肩呀什么的。然后,歌唱家们、舞蹈家们也拥过去,又唱又跳。领导人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微笑着,接受献礼。韩起祥已经习惯了这场面,他看不见,但他不能走,站在一旁的李建个子小,发急说:“咱应该献陕北的三道道蓝白手巾吧。”韩起祥说:“陕北又不是个民族!”正说着,有人喊:“韩起祥,你来段三弦说书啊!”韩起祥说:“说书太长。”那人说:“弹弹三弦!”韩起祥再不能拒绝,进去弹了一通。

回到房间,李建说:“你真幸福,能献曲!”韩起祥说:“我老了,以后就轮到你了。”

韩起祥真的是老了,人老先老腿,脚底下开始不利索。韩起祥压根没有想到几年之后邓小平又一次出来工作,北京的大型文艺演出中,他又被点名进京表演。韩起祥这回是被秘书搀扶着出现在舞台上,坐在那里白眼眨了半天:

只听中央一声说

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小平是一个大好人

他为人民掌了舵

然后就说《翻身记》。气息已经不饱满,还未说完,就大汗淋漓了。

演出一结束,当年采访他的记者又把话筒伸到韩起祥的口边,韩起祥吓了一跳,把话筒拨开了。记者说:“韩老,这回是心里话吗?”

韩起祥说:“我代表陕西两千两百万延安儿女,坚决拥护邓小平!”

记者说:“你七六年唱的为啥和今天不一样?”

韩起祥说:“你就不懂政治!七六年邓小平都顶不住,我一个瞎子有㞗办法?!”

记者再说:“下次来北京,韩老还说什么?”

韩起祥说:“《翻身记》嘛。”

记者又说:“你怎么老是《翻身记》?”

韩起祥说:“你会烙饼不?饼不翻过来翻过去咋熟呀?!”

韩起祥却再也没能进北京了。因为政协换届,在审查委员资格时,有人不同意,理由是韩起祥是艺术家,但没有艺术家的骨气,他反对过邓小平。同意的人说,大风吹来,所有的草木都倒伏的,哪能怪韩起祥呢?那不是韩起祥的错,是政治运动的错,是人性的错。不同意的说:他反对邓小平可以理解,但他说“邓小个子”就是恶毒的侮辱,这一点不能原谅吧。结果,韩起祥没能推选上。李建还继续当委员。

李建要赴京了,来向韩起祥借三弦,说师傅的三弦弹奏效果好。韩起祥说:行嘛,行嘛。把三弦送给了李建。李建一走,韩起祥就觉得肚子疼。从此病得没有起来。

韩起祥是胃上的病。先是拉肚子,拉黑水,每每一感觉要上厕所了,还没翻下床,床单上就一片黑。他对秘书说:“往后我说不成书了。”秘书说:“不当委员,你还是中国最好的三弦说书艺术家。”韩起祥说:“你瞧,我把肚子里的黑水全拉了。”

有一天晚上,韩起祥做了一个梦,梦见了师傅高文旺。他还纳闷,师傅不是死了吗?师傅原来还活着!师傅就叫他一块去山西,他们就在白云山下的渡口坐了去山西的船。船到了河心,风雨大作,黄河水倒立了起来,船就翻了。船翻的瞬间,师傅在喊他,他也喊师傅,后来谁也不知道了谁。他落水后,死死抓着三弦,没想三弦浮了他游到了岸头,而师傅竟提前也到了岸上。韩起祥醒来觉得奇怪,几十年没梦到师傅了,怎么就梦见了呢?第二晚,韩起祥又梦见了师傅,而且梦还继续着头一天的梦,是他和师傅在山西流浪卖艺,大雨天又饥又寒,钻进了一座龙王庙,把供桌上的献祭吃了,然后就睡在庙里。没想天上就下了一场冰雹,把那个村庄的秋庄稼全打坏了。村人就说是他们吃了龙王庙的献祭而龙王爷怪罪了,便将他们五花大绑,又系上磨扇,抬起来往黄河里投。韩起祥这次醒来,身下又拉了黑水。心里想:师傅已经是鬼了,梦里连续着都在一起,莫非我要死了?就在床上为自己起卦推算,果真是要死了。但韩起祥没有对任何人说。

医院查出他身上有了肿瘤,动了手术。韩起祥昏迷了一天,醒了问秘书:“我得了什么病?”秘书说:“胃溃疡。”韩起祥说:“那不要紧,你不要哭。”

秘书整日背过韩起祥,以泪洗面。院子里有一棵梨树,每一年都繁果累累,今年却一颗梨也没有。秘书还想:梨是离,不结梨就不会离,师傅这病或许没事。但是,不知什么时候梨树身上长出了个大疙瘩来,秘书又想:树原本好好的,怎么长了疙瘩,莫非树象征了师傅,若把这疙瘩砍了去,那师傅的肿瘤就消失不在了吧。秘书很为自己的聪明得意,拿了斧头砍那树上的疙瘩。

韩起祥在屋里的床上听见了砍动声,摸起探路棍儿敲窗子。

“皇甫,你干啥的?”

“梨树身上生了个瘤疙瘩,我把它砍了。”

“砍下了?”

“砍下了。”

“那疙瘩原本是梨树为我转移肿瘤,你不让转移呀?”

秘书丢了斧头,吓得就哭。韩起祥说:“我哄你哩。”

韩起祥的手术伤口上很快就长出一个肉包儿来,硬得像核桃。秘书请医生复诊,医生出来说:得预备后事啦。

秘书在延安城里跑遍了老衣店,老衣店里全都是长袍马褂。秘书便去了百货商场,对售货员说:“凡是艺术家穿的衣服你都拿出来!”售货员看过电影电视里的那些风度翩翩的艺术家,拿出来的是像南瓜一样的帽子、呢子竖领大衣、皮鞋、长围巾、黄色风衣、白衬衣、西服、领带,还有墨镜。秘书说:“行,师傅也该穿这些!”一包袱包了回来。才进院子,便听见屋里有人大声说话,看时,床边坐的是马步云。

马步云拿着三弦竹板,还拿着他刚刚出版的《马步云三弦说书艺术精品选》,说:“师弟,我专门给你说书来了!”韩起祥摸着那本书,摸过来摸过去,说:“师兄,我说了一辈子书,还没出过一本像样的册子哩。”马步云说:“你的书我给你编!”韩起祥说:“你不要编,我除了《翻身记》外,别的都收编不成了。我实想把我的那本新书词写好,可到底没写好……师兄,不说这些了,不说这些了,你给我把你书上的从头到尾来一遍,我想听听马派的三弦说书哩。”马步云说:“什么马派,那是别人胡说的,我的书太土,怕你笑话。”韩起祥说:“我就要听土的,三弦说书就是土坷垃里生出来的,说土的好。”

马步云就住在了韩起祥家里,每天给韩起祥弹了三弦说一段。说了二十三天。二十三天里韩起祥一天比一天脸色灰黄,先是眼皮黄,再是鼻子黄,再是一截截黄下来,黄到了脚指头,最后和高原上的土一个颜色。

第二十三天的晌午,太阳从延安的宝塔山上照了过来,把韩起祥家的山墙蚀得一派深红。韩起祥似乎精神好了点,要到院子里去坐坐。秘书扶他,他不让扶,拄了那根榆木探路棍,一步步挪脚到了院里,往那藤椅上坐的时候,坐不下去,还是不让扶,全身的重量都压在榆木棍上,最后是坐下了,榆木棍却深插在土里。秘书过去拔榆木棍,韩起祥说:“不拔了,就让它长在那儿。太阳真暖和。”马步云说:“你好好晒着,我给你弹三弦说书。这一段是我改编的曲牌,你听了提提意见。”马步云便舌头舔了嘴唇,开始又弹又说又唱,鼻音很重,韵味极长。先还身子端端的,后来便得意忘形,浑身都在摇动,一阵激越的三弦后,戛然而止,他说:“完了。”一根根竖起的头发哗啦扑散下来,把整个脸都遮埋了。韩起祥没有言语。秘书啪啪地鼓掌,但秘书说:“师傅,师傅,你听这马派的三弦说书确实不同凡响啊!”韩起祥还是没言语。秘书弯腰看韩起祥,韩起祥头靠在藤椅背上,瞎眼依旧睁着,嘴没有合,用手一摸鼻孔,韩起祥已经死了。